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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书标题可知，本书讲的是死者，是尸体。而这样的书名再次提醒我，自己和尸体已经打了许多年的交道。就像职业棒球运动员一直将时间和生命奉献给棒球一样，我作为法医，作为当代的仵作，检验过和解剖过的尸体累计超过2万具。
换言之，我直接接触的尸体多达2万具以上。
另一方面，我接触过的活人又有多少呢？
恐怕不到100人吧。
我不是临床医生，不诊察活人。
只诊察死者。
从该意义层面看，我或许是全日本“接触尸体数量最多”的人。
作为法医，我通过验尸和解剖，是在“倾听尸体的诉说和告发”。
但随着残酷凶恶且手段狡猾的案件日益增加，尸体的倾诉和告发变得难以听见，从而使得不少真相都石沉大海。
尸体明明在说“我是被杀死的”，可周围的人却误判道“你是病死的”。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
照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这也是我写本书的动机所在。
那么该如何诊察尸体呢？
在从事法医工作的那段岁月里，每当验尸时，我都会遵循“8个依据”。
因为这样，就能看懂尸体。
鉴于此，本书或许亦可称为“法医宝典手册”，即“当代仵作宝典”。至于个中内容，我也是首次披露。
“我老公死了，医生说要验尸，这是为什么？”
有时死者家属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因病就诊，之后死亡。这样的情况被称为内因死（病死），主治医生会开具死亡诊断书。但若死者是基于其他原因而死亡的话，就会统一归为“非正常死亡”，此时须通知警方。
至于“非正常死亡”究竟是自杀、他杀，还是灾害事故致死，则必须依靠警方调查来弄清真相。
此外，即便看起来是属于病死（内因死）的情况，但如果没有医生经手，或死者平时身体健康却突然死亡等等，则皆是带有疑团的死亡，因此亦归于“非正常死亡”。
可见，所谓验尸，即探明死者真正的死因。若明明是他杀，却被判为自杀，则死者在九泉之下难以瞑目。所以说，正确的验尸，是保护死者人权的行为。
在日本，大约有15%的死亡属于“非正常死亡”。至于谁来通知警方，医生或急救员当然有权，而发现死者的目击证人，以及对死者死因抱有疑问的家属等也完全可以。
警方在接到通知后，便会立即赶往现场，在向近旁的医生确认过死者的死亡情况后，就开始求解“死者是谁”“死者是哪里人”“死者死因”等问题。
即所谓的“调查”。
与此同时，警方也会委托监察医务院（相当于专门的法医医院），对死者进行医学层面的“验尸”。
但上述法医制度并非日本全国性的制度，这也是导致尸体鉴定失误等问题的诸多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在日本，唯有五大都市（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设有法医制度。
换言之，在上述五大都市的地域范围内，法医会应要求出动验尸。以东京都为例，法医每天需要验尸约30到40具。其中约三成属于“非刑侦性事件”，但依然需要法医来判断死因，这时进行的解剖工作属于“行政解剖”（译者注：在日本，法医一般只进行“行政解剖”，“司法解剖”通常由大学医学部负责）。但在上述五大都市之外的区域，验尸的基本上都不是专业法医，而是所谓的“警方委托医”，他们通常是在警局附近开诊的临床医生，平时负责警局警员和被拘留人员的健康管理工作。
临床医生的专业是治疗活人，可死人并非其救治对象。哪怕拿听诊器去听死者，也听不到什么心跳和呼吸。这样的医生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但至于死因，就是另一个领域了。由此可见，即便委托临床医生验尸，也不要希望其能得出正确结论。正所谓“术业有专攻”，验尸还是应该让精通观察尸体的法医来做。可在现实中，法医数量却极少。因此很遗憾，从明治时代（译者注：1868年为明治元年）以来，日本警方对死者的调查及验尸手续流程一直如旧，未见改善。
再说回有法医制度的地域，当警方在这些地域发现可疑尸体后，就会叫来法医，进行验尸。
法医来到现场后，一边听取警方对已知情况的讲述，一边脱去死者的衣服，对死者进行观察。
在此过程中，法医能发现什么呢？
经验丰富的渔夫只要遥望海面，就能知道明天有风没风，是晴是雨，其精确度甚至超过气象预报。这便是长年经验使然。
验尸亦是如此，死者面部或苍白，或有赤褐色淤血，或有鼻血流出……这些区别，皆揭示其死法的不同。法医通过这些事实现象，就如倒放影片一般，推理出死者死前的情形。
考古学家通过陶器碎片，便能考证该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场景。与此相同，法医从对尸体的观察结果中，便能推出案件的情况，进而描绘出凶手的特征。
2009年9月，有两件欺诈案被查明，作案人皆为女性，它们分别发生于埼玉县和鸟取县（译者注：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两案件雷同，都是作案人身边5到6名男性接连非正常死亡，尸体也都进行了尸检。但只有最后几名死者接受了司法解剖，并在他们的身体中检出了安眠药物。于是作案人因具有杀人嫌疑而被起诉，但案中的大多数死者当初都被断定为自杀或事故致死，且尸体早已被火化。如此事过境迁，即便疑点重重，要举证也极为困难。
可见，包括“验尸”在内的初期调查是多么重要。
有句话叫“死人是不会说话的”。的确，死人不会开口言语。
但只要法医认真验尸和解剖，就会发现，其实死人“能吐露不少信息”。而聆听死者“倾诉”，便是法医的职责所在。
死者何人？死在何处？死因为何？……这些问题起初并不明朗，但随着法医在脑中逐一整理，并按序观察尸体，相关头绪便会逐渐显现。
这便是“8个依据”。
1“何时”（时间）——死者在何时被杀？
2“何处”（地点）——死者在何处被害？
3“何人”（凶手）——死者被何人杀害？
4“和谁一起”（共犯）——凶手是否有共犯？
5“为何”（动机）——凶手为何杀害死者？
6“杀害了谁”（死者）——死者是谁？
7“怎样杀害”（方法）——死者怎样被杀害？
8“最后如何”（结果）——最后的结果如何？
在我年幼时，父母经常给我讲睡前故事。故事每次大同小异，开头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个老爷爷和一个老奶奶……”。而我每次听着听着，就舒服地进入了梦乡。
可见，在叙事时，若顺序得当、条理清楚，则不仅言者讲起来轻松，闻者听起来也明了。换言之，上述逻辑原则大可用作说明任何事情或情况的基本手段，同时也是调查案件的合适方法。
这就像说话或写文章时常用的“5W1H”[When（何时）、Where（何地）、Who（何人）、What（何事）、Why（为什么）和How（怎么样）]法则一样，为的是思路清晰、简单明确。
在抵达现场前，法医对情况一无所知。而在到达现场、面对尸体时，法医就必须冷静地在脑中“重组案件的碎片”。而如果遵循上述原则分析思考，面对看似扑朔迷离的案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其事实情况。
下面我会按照上述“8个依据”，对尸体进行解说。
鉴于此，本书可谓我“验尸2万多具”的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