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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作品上我已经花费了最佳生活条件下的五年不间断的、专心致志的劳动。当它付印时，我想在它的序言里谈谈我对它的看法，免得读者产生种种疑问。我希望读者不会在我这本书中看到或者去寻找我不愿或者不能表达的东西，而是把注意力放到正好是我想表达却又不便细叙（由于作品的情况）的地方去。无论是时间还是我的能力都不允许我充分实现我原来的意图，现在我利用专门的刊物的殷殷盛意，在此向那些可能感兴趣的读者谈谈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看法，哪怕既不充分又很简短也罢。
（一）《战争与和平》究竟是什么？这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叙事诗，更更不是历史演义。《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要而又能够在它借以表现的这种形式中表现出来的东西。作者如此声称，全然不顾艺术散文作品中约定俗成的形式，倘若是故意为之，而又没有先例，那就显得过于自负了。俄罗斯文学史，从普希金时代以来，非但提供了这种背离欧洲形式的许多例子，甚至没有给我们一个相反的例子。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近代俄罗斯文学中，没有一部稍稍出色的艺术散文作品是长篇小说、叙事诗或者中篇小说的形式所能完全容纳的。
（二）当本书第一部分发表时，有些读者对我说，在我的作品里，时代的特征不够明确。对此责难我将作如下的答辩。我知道人们在我的小说里找不到的时代特征是什么，那就是农奴制的种种可怕现象，如监禁妻子，鞭打成年的儿子，萨尔蒂契哈 [1] 等等。存在于我们观念中的那个时代的这种特征，我并不认为是确实的，也不愿意加以表现。我研究过一些书信、日记和传说，并未发现这种暴行较之目前或任何时候我所看到的更为骇人听闻。在那个时代，大家同样地在爱，在妒忌，在探求真理和美德，同样有种种癖好，同样过着智慧和道德的生活，有时甚至比当代的上流人士更文雅些。如果说在我们的观念里形成了当时的特征是专横和粗暴的见解，那无非是因为通过传说、回忆录、故事和小说流传至今最多的是强力和暴行的突出事件罢了。断言当时的主要特征是暴行，是不公正的，正如一个人从山那边只望见一些树梢就断言这个地方除了树木以外别无其他一样的不正确。那个时代自有它的特征（正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它来自上层和其他阶层的异常疏远，来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来自教养的特点，来自使用法语的习惯等等。这种特征正是我尽力加以表现的。
（三）在俄国作品中使用法语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作品里，不仅俄国人，就是法国人也部分地说俄语，部分地说法语呢？责难俄国书中的人物说法语写法文，正像有人看画时，发觉它上面有些黑斑（阴影）是现实中所没有的而加以责难一样。画家画在人脸上的阴影被看成现实中所没有的黑斑，过错不在于画家。只有当这些阴影画得不对或者画得潦草时，他才是错的。在刻画本世纪初那个时代，描绘直接参与当时生活的某一上流社会的俄国人、拿破仑以及法国人时，我情不自禁地过分醉心于这种法国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不否认我所画的阴影也许画得不对，画得潦草，但愿那些因拿破仑时而说俄语时而说法语觉得十分好笑的人能够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感觉，只因为他们就像那个看肖像画的人看到的不是脸上有光和影，而是鼻子底下有黑斑。
（四）人物的名字：博尔孔斯基、德鲁别茨科伊、比利宾、库拉金等等，使人想起某些俄国的姓氏。拿非历史人物同其他历史人物并列时，要是让拉斯托普钦伯爵同普龙斯基公爵、斯特列利斯基，或者同任何其他冠有虚构出来的双姓或单姓的公爵或伯爵说话，我觉得是不顺耳的。博尔孔斯基或德鲁别茨科伊，虽则既非沃尔孔斯基，又非特鲁别茨科伊，在俄国贵族们听起来却颇熟悉和自然。我既不能为所有的人物一一拟出我觉得并不刺耳的姓名，如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又不能用别的方法回避这个困难，只能随手拈来俄国人十分熟悉的几个姓氏，略略改动其中几个字母。如果虚构的名字同真实的名字相似，使人以为我要描写这个或那个真实的人，那我将感到非常遗憾，尤其因为那种只写现时实际存在或过去曾经存在的人物的文学活动同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毫无共同之处。
阿赫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是仅有的两个人物，我无心地给了他们近似当时上流社会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可爱的真人的名字。这是我的过错，原因是这两个人物太有代表性了，不过我只错在安排了这两个人物。读者大概会同意，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同现实相似的事情。其余的人物则全是虚构的，就是对我来说也没有来自传说或现实的明确的原型。
（五）我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同史学家的叙述的分歧。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无法避免的。史学家和艺术家在描述历史时代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史学家在表现历史人物时，倘若罄尽其完整性及其在生活各方面的关系的全部复杂性，他就做得不对。同样，艺术家在描写人物时，如果总是从其历史意义着眼，他也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库图佐夫并不总是拿着望远镜指点敌军，驰骋白马。拉斯托普钦也不总是手持火把， [2] 去沃龙佐夫大厦纵火（他甚至从未做过此事），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也不总是身披银鼠皮斗篷，手扶在法典上站着。而在人民的想象中，他们却是这样的。
对于史学家，就人物为某一目的所起的促进作用而言，是有英雄的。对于艺术家，就人物符合于生活的一切方面来说，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英雄，应该有的是人。
史学家有时必须稍稍扭曲真实，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部行动归结为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他加给这个人物的。艺术家刚好相反，认为思想的单一性不适合于自己的任务，他努力了解并描写的不是著名的活动家，而只是人。
在事件本身的描述上，差异更为明显，更为重要。
史学家所涉及的是事件的后果，艺术家所涉及的是事件的事实本身。史学家在描述战役时说，某军左翼曾向某村挺进，击退了敌人，但被迫撤退，于是骑兵投入战斗，将其击溃，等等。史学家不能有别的说法。而对艺术家说来，这些话毫无意义，甚至没有触及事件本身。艺术家或是凭自己的经验，或是根据书札、回忆录和人们的口述，得出自己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概念，而史学家能作出的关于某军的行动的论断（以战役为例）常常与艺术家的论断正好相反。由于各自取材的来源不同，所得的结果也就不同。对史学家说来（我们仍以战役为例）主要的来源是个别的将领和统帅。艺术家却不能从这些材料来源得到什么东西，这些材料对于他并没有说出什么，也没有说明什么。不仅如此，艺术家还因为发现其中难免有谎言而避开这些材料。不消说，在每个战役中，敌对双方所作的描述几乎总是全然相反。对每一个战役的描述总免不了有虚假成分，因为要以寥寥数语来描写数以千计的人的活动，而这些人又分布在数里以内，处于恐怖、耻辱和死亡的极其强烈的神经刺激之下。
在战役的描述里，通常写的是某军被调去进攻某据点，后来又奉命撤退等等，仿佛认为，在练兵场上使千万人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的那种纪律，在进行生死搏斗的地方也会起同样的作用。任何一个人，只要参加过战争，就会知道这是多么的不正确， [3] 然而这种假设却是作战报告的基础，对战争的描述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会战以后，在作战报告尚未写成之前，如果你立即，甚至是第二、三天去巡视全军，向所有的士兵和上下级军官询问战役的经过，他们会对你讲这些人感受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在你心中就会形成一种宏伟、复杂、极其多样而又隐晦、模糊的印象，你从任何人，甚至统帅那里都无法打听到全部战役的经过。但是两三天以后，他们开始呈递报告了，夸夸其谈的人开始叙述他们并未看到的事情如何如何，最后形成一份总报告，根据这份总报告又形成全军的共同见解。人人都因抛掉自己的怀疑和问题来换取这种虚假但却明了，而且总是使人感到光荣的看法而轻松愉快。再过一两个月，假如你去询问参加会战的人，你从他的口述里就感觉不到先前有过的原始的生动的材料了，他是根据报告来讲的。许多身经波罗底诺战役而又健在的有头脑的人都是这样向我讲述这次战役的。大家都说得一模一样，大家都是依照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 [4] ，依照格林卡 [5] 和其他人的不真实的叙述，连细节也是分毫不差，虽则这些叙说者当时彼此相距若干里路。
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以后，炮兵司令克雷让诺夫斯基把各棱堡的炮兵军官的报告送给我，要我用这二十多个报告编成一份报告。很遗憾，我当时没有把这些报告抄录下来。这是那种天真的、无法避免的军事上的谎言的最好范例，而报告就是根据这些谎言编写的。我认为，当时编写这些报告的我的同事，许多人在读到这些文字，并回忆起他们是如何遵照上级的命令写出他无法了解的事情时，都会为之失笑。经历过战争的人都知道，俄罗斯人在战争中如何胜任自己的工作，却又如何不善于用这种工作中无法避免的夸张的谎言去描述它。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军队中，这种写报告写情报的工作多半是由我们的异族人担任的。
我谈这些是为了指出，战史家用作材料的战争记述中含有谎言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艺术家同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理解经常有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我感兴趣的那个时代的史学家那里，除了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可避免地不真实以外，我还碰到（大约是因为我习惯于把事件分门别类，简要地加以表达，并适合于事件的悲剧色彩）特别的夸张的方式，其中虚假和歪曲常常不仅涉及事件，而且涉及对事件意义的理解。在研究有关那个时代的两部重要史籍——梯也尔 [6] 和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时，我常常感到困惑不解，这些书怎么能够出版而且有人阅读。且不谈他们以严肃认真、意味深长的口吻援引材料来叙述同一事件却彼此全然矛盾，当我在这些史学家的著作里看到这样一些叙述，想到这两部书是那个时代的绝无仅有的文献，拥有千千万万的读者时，真是啼笑皆非。我只从著名史学家梯也尔的书里引用一个例子。当他叙述拿破仑随身带来的假纸币时，他写道：
Relevant I'emploi de ces moyens par un acte de bienfaisance digne de lui et de l'armée française ，il fit distribuer des secours aux incendiés.Mais les vivres étant trop précieux pour être donnés longtemps à des étrangers，la plupart ennemis，Napoléon aima mieux leur fournir de l'argent，et il leur fit distribuer des roubles papier. [7]
这一段抽出来看，令人吃惊，虽不能说不道德到极点，实在是无聊到了极点。可是从全书来看，它却并不令人惊异，因为完全符合于总的夸张、庄严但却没有任何实际含义的语调。
总之，艺术家和史学家的任务截然不同，在我的作品里对于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与史学家有分歧也是不应该引起读者惊异的。
然而，艺术家不应该忘记，民间形成的有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概念，并非根据幻想，而是根据史学家所能收集到的历史文献。因此，艺术家在理解和表现这些人物和事件时虽有所不同，但应该像史学家那样以史料为依据。 在我的小说里 ， 凡是历史人物说话或者行动之处 ， 我都不是虚构 ， 而是利用材料 ， 这些材料在我写作小说的期间积成整整一个书库 ， 它们的书目我认为没有必要抄录在这里 ， 但我随时可以引证 。
（六）最后一点，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想法，涉及所谓的伟大人物在历史事件中所具有的那种依我看来是很小的作用。
在研究如此富于悲剧性、重大事件如此繁多、与我们那么接近而又留下那么多形形色色有关它的传说的这个时代时，我得出一个明确无疑的结论：发生那些历史事件的原因是我们的头脑无法了解的。要是说（这在大家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一八一二年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拿破仑的侵略本性和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的坚定的爱国主义，那就像说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是某个野蛮人率领自己的各部族西侵和某个罗马皇帝治国昏庸无道，或者说一座被挖倒的大山之所以崩塌是由于最后的一个工人用铁锹挖了一下，都是荒谬的。
一个有数百万人互相厮杀，伤亡人数高达五十万的事件，不可能起因于一个人的意志，正像一个人不可能单独把山挖倒，一个人也不可能迫使五十万人死亡。然而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些史学家说，原因是法国人的侵略本性，俄国人的爱国主义。另一些史学家说是拿破仑的大批人马到处散布的民主因素，是俄国同欧洲发生联系的必然性等等。但是，数百万人何以会互相厮杀，又是谁在指使他们这样干呢？仿佛人人都明白，谁也不会因此生活得好些，大家反会因此受苦受难，他们又为什么这样干呢？人们可以而且正在作出多得不可胜数的结论来阐明这一毫无意义的事件的原因。可是，各种说法有这么多而它们又都符合同一目的，只能证明原因太多太多，因此任何一个原因都不能叫做原因了。
为什么数百万人互相厮杀呢，虽则自开天辟地以来大家都知道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这都是坏事？
原因是非这样做不可，人们这样做，就是在实现那个自发的动物性的法则，如同蜜蜂在入秋前互相残杀，雄性动物互相残杀都是遵循这个法则。对于这个可怕的问题不可能有别的答案。
这个真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身上没有另外一种感情和意识使他相信，他在完成任何行动的任何时刻都是不受约束的，那么这个真理对于每一个人说来还是极其合乎天性的，因而无须加以证明。
从一般的观点来观察历史，我们无疑会确信事件所遵循的亘古不变的法则。而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相信相反的东西。
杀害别人的人，下令渡过涅曼河的拿破仑，您和我，在递上申请分派职务的报告、举起手和放下手的时候，我们全都深信不疑地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基于合乎情理的原由和我们的随心所欲，我们这样或那样做全由我们决定，而且这种信念是如此牢固地为我们每个人所秉有，为我们每个人所珍视，以致我们不顾历史的根据和罪行的统计（它们使我们深信，他人的所作所为是不由自主的），把我们的自由意识扩大到我们的一切行为上。
矛盾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当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深信我是随心所欲的。当我从我的行为参与了人类共同生活的这个角度（即从它的历史意义方面）来观察它的时候，我又深信，这个行为是注定了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出在哪里呢？
人追溯往事，能在刹那间把一连串臆想中的自由推论安到既成的事实上去（这一点我准备在别的地方作更为详尽的陈述）。对这种能力所作的心理学观察证明，认为人在完成某一类行为时是本乎自由的意识的假设乃是错误的。可是，同样的心理学观察证明，还有一类行为，人在完成它们时自由的意识不是因回忆过去而来，乃是霎时出现的，确切无疑的。只要一个行动仅仅涉及我一个人，无论唯物主义者说什么，我无疑可以这样行动或者不这样行动。我现在毫无疑问只根据我个人的意志举起了手，又放下了手。我现在可以停止写作。你现在可以停止阅读。我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只凭我个人的意志毫无阻碍地在心里想到美国，或者想到任何一个数学问题。我可以为了试一试自己的自由向空中举起一只手，又使劲地甩下来。我这样做了。可是如果我旁边站着一个孩子，我在他头上举起一只手，想要同样使劲地往他身上甩下手来，我就 不能 这样做。如果有一只狗扑向这个孩子，我就 不能 不举手打狗。我在前线就不能不跟随团队行动。在战役中我不能不随着自己的团队一起进攻，当周围的人都跑时我也不能不跑。当我站在法庭上作为被告的辩护人时，我就不能停下来不说，也不能不知道我将要说什么。有人向我的眼睛打过来时，我就不能不眨眼睛。
总之，存在着两种行为。一种取决于我的意志，另一种不取决于我的意志。而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样的一种错误，即我把自由意识（它理所当然地伴随着任何关系到 我 、关系到最最抽象的我的存在的行为）错误地搬到了我和别人共同完成的、取决于别人的个人意愿和我的个人意愿不谋而合的行为上来。明确自由和依赖性的界限是极其困难的，确定这种界限乃是心理学上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课题。然而，只要观察一下表现出我们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依赖性的条件，就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活动越是抽象、从而与旁人的活动越少牵连，它就越是自由；反之，我们的活动与旁人牵连越多就越不自由。
在与旁人的牵连中，最强有力，最难割断，最叫人难受而又最为经常的，就是所谓对别人的统治权，这种权力就其真实意义来说，只不过是对别人的最大依赖。
无论我的这种看法是错是对，由于我在写作过程中对此深信不疑，我描述一八〇五、一八〇七，尤其是一八一二年（命运的规律在这一年表现得最为突出） [8] 的历史事件时，自然不可能赋予那些人的作为什么意义，他们觉得自己在支配着事件，其实与事件的所有其他参加者相比，他们在这些事件中能够作出的自由的活动却最少。这些人的活动之所以使我感兴趣，只因为它是说明那个命运的规律的例证，我深信，是命运的规律支配着历史；也因为它是说明心理的规律的例证，是心理的规律使人在完成最不自由的行为时到自己的想象中去伪造一连串追溯过去的推论，以便向自己证明自己是自由的。
（1868）
陈燊 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
[1] 萨尔蒂契哈是十八世纪一个俄国女地主的绰号，以残酷虐待农奴而闻名。
[2] 拉斯托普钦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当时任莫斯科城防总司令。拿破仑进入莫斯科时，莫斯科发生大火，一说是拉斯托普钦纵火烧的。见《战争与和平》第三卷第三部，第二十六章。
[3] 在我的第一部分（指《战争与和平》的第一部分——译者注）和申格拉本战役的描述发表后，有人向我转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有关这一段战役描述的意见，他这些话向我证实了我的信念。总司令尼·尼·穆拉维约夫的意见是，他从未读过比这更忠实的战役描写，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深信，在会战时要执行统帅的命令是不可能的。——作者注
[4] 指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所著《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记》。
[5] 指谢尔盖·格林卡的《一八一二年札记》。
[6] 路易·阿道尔夫·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和史学家。
[7] 法语：为了以 无愧于他和法国军队 的身份的慈善事业的名义来补偿这些费用，他命令给遭受火灾损失者以补助。但由于食品过分昂贵，不可能长期供应异国人，而且大都是怀有敌意的人，因此，拿破仑更乐于分给他们以钱币。于是他就发行了纸卢布。
[8]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描写一八一二年的作家都在这次事件中看到了特殊的、在劫难逃的东西。——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