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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表这部作品的开头部分时，我并不许诺要继续写下去，或者要写完它。我们俄国人一般地是不善于写作欧洲人所理解的那种含义上的长篇小说的。这部作品不是中篇小说，因为它里面并不贯穿着一个思想，也不是要证明什么，也不描写某一事件。它更不能叫做长篇小说，即有开端，有不断复杂起来的趣味以及大团圆的结局或者不幸的收场的那种小说。为了向读者说明这本书是什么，我认为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我是怎样开始写的经过叙述出来。
一八五六年，我着手写一部带有某种倾向的中篇小说。它的主人公当是一个携眷回国的十二月党人。我不由自主地从一八五六年转到了一八二五年——我的主人公处于迷惑多难的时代，而把开始写的东西搁置下来了。但即使是在一八二五年，我的主人公也已经是一个成年的有家室的人了。为了了解他，我需要转到他的青年时代。而他的青年时代正值俄国的光荣时代一八一二年。我又一次抛弃了我已经开始写了的，从一八一二年写起。一八一二年的气息和音响我们还能亲切地感觉得到，但它现在离我们毕竟是如此遥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它加以思考了。可是甚至在这第三次我也抛弃了已开始了的，但已不是因为我需要描写我的主人公的青年时代的初期，相反，在那个伟大时代的半历史性、半社会性、半虚构的具有伟大性格的人物之间，我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已退于次要地位，而居于首位的却成了那些使我感到同等兴趣的当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了。我第三次返回到过去，乃是由于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也许大多数读者会觉得奇怪，但我希望我珍视其意见的那些人能够了解，我这么做是出于那种类似羞怯，但并非一言可以说尽的感情。如果只描写我们在与波拿巴的法兰西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而不先写我们的失败和我们的屈辱，那我觉得问心有愧。在阅读关于一八一二年的爱国主义的著作时，谁不体验到那种隐秘的，但却是不愉快的惭愧和疑惑的感情呢？如果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实质上是在于俄罗斯人民和军队的性格，那么，这种性格在我们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时代就应当表现得更为鲜明。
于是，我从一八五六年回溯到一八〇五年，这时我决意已不是让一个人物，而是让我的许许多多男女人物经历一八〇五、一八〇七、一八一二、一八二五和一八五六年的历史事件。我不能在这些时代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预见到这些人物的关系的结局。无论我如何企图从一开始就构思这部小说的开端和结尾，我确信这是我无法做到的。我决定依从自己的习惯和力量来描写这些人物。我仅仅是竭力使小说的每一部分具有独立的意义。
（1867）
尹锡康 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