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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无数次动手写一八一二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清楚，它越来越迫切地要求用清晰而明确的形象把它写在纸上，但我却又无数次搁笔。有时，我觉得我起初采用的手法毫不可取；有时，我想把我所认识到和感觉到的那个时代的一切全都写出来，而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有时，我觉得长篇小说的简单、平庸的文学语言和文学手法很配不上庄严、深邃而全面的内容；有时，必须用虚构来串联那些在我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形象、图景和思想，而我对它们却又觉得十分不满意，以至我多次抛弃我已经开始写下的东西，我失望，觉得没有可能把我所想的和要说的一切都说出来。但时间和我的精力每时每刻都在减少，而且我知道永远不会有人能够说出我所要说的，倒不是因为我要说的对于人类异常重要，而是因为生活的某些方面对于别人说来毫无意义，只有我一个人，由于我的文化修养和性格上的特点（每个个性所固有的特点），才认为是重要的。最使我作难的是传说，既指形式，也指内容。我担心没有用大家用来写作的语言写，担心我的写法不符合任何形式，既非长篇小说，又非中篇小说；既非叙事诗，又非历史。我还担心要描写一八一二年的重要人物这一必要性会迫使我依据历史文献，而不是依据真实。由于这一切疑惧，时间过去了，而我的事情却毫无进展，我对它的热情也开始冷淡下来了。现在，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以后，我决定抛开这一切疑惧，下决心只写我必须说出的东西，而不去关心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也不求给我的工作以什么名称。
（1867）
尹锡康 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