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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先生。选举我为协会会员，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对于这次我不胜荣幸地当选，我与其归功于自己在文学领域所作的微薄尝试，毋宁把它看作对我作过这些尝试的那个文学领域所表示的同情。近两年来，政治的，特别是揭露性的文学，为了自己的目标而采用艺术手段，并且有了一批才智卓越、品德高尚的代表人物，他们热烈而又坚决地回答当前的每一个问题，对任何暂时的社会创伤都作出反应。因此，这种文学似乎吸引了公众的全部注意力，而使美文学失去了它的一切意义。大多数读者开始认为，整个文学的任务只是对邪恶进行揭露、谴责并加以纠正，一言以蔽之，只是发扬社会上的公民感情。近两年来我偶尔读到并听到一种见解，说有趣的小故事和小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正要来临的时代里，普希金将被忘记，并束之高阁，纯艺术不可能存在，文学只是促进社会上公民精神发扬的工具云云。的确，在这时候，也可以听见曾被政治的喧嚷所淹没的费特 [1] 、屠格涅夫 [2] 和奥斯特洛夫斯基 [3] 的声音，可以听见在批评界复活的、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但是，社会还记得它做过的事，仍然只赞同政治的文学，并认为唯有它才是文学。这种追求曾是高尚的、必要的，甚至在短时间内是正确的。我们的社会为了拥有力量跨出它近年来所跨出过的前进的巨大步伐，它必须是片面的，它必须醉心于超过目的，以求达到目的，必须只看到眼前这个目的。而且确确实实，当环绕我们周围的邪恶的画面第一次在眼前展开，而摆脱邪恶的可能性又已出现的时候，还能想到诗歌吗？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又怎么能够想到美的事物呢？我们既享受这种追求的果实，就不应责备这一追求。社会上敬重文学的不自觉的普遍要求，新出现的舆论，我甚至要说，我们政治文学为我们实现的自治，正是这种崇高的追求的成果。然而，不论这种片面性的追求如何崇高，又有如何良好的影响，它像任何的追求一样是不可能持续不衰的。人民的文学是人民的完整的、全面的意识，在这种意识里，不论是人民对于善和真理的爱，还是人民在某一发展时期对于美的直观，都会同样地反映出来。现在，当新近展开的活动的最初刺激已经消失，胜利的欢欣也随之消失，而曾有吞没整个文学之虞的政治激流经过长期沉着地冲击之后而在河床中平息下来的时候，社会也明白了自己的追求的片面性。有这么一些议论，说描绘邪恶的阴暗画面已经令人厌烦，描写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徒劳无益等等。社会也是对的。这种天真地说出的不满情绪意味着社会已经懂得，不光是从批评论文，而是凭经验弄清楚了，并且体会到了那貌似简单的真理：不论反映社会暂时利益的政治文学意义如何伟大，不论它对人民的发展如何必要，总还存在着另一种文学，它反映永恒的、全人类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弥足珍贵的内心意识，为一切民族一切时代所享受，离开它任何一个具有力量和朝气的民族都不能得到发展。
最近出现的这种见解使我倍感高兴。它不仅对于我这个美文学的偏爱者（我真诚地承认自己是这样的爱好者）来说是可喜的，就是作为我们社会和文学的力量和成熟的新的证明一般地来说也是可喜的。对于两种独立的文学的必要性和意义的认识已深入人心，它最好地证明了我们的文学绝对不像许多人仍然认为的那样，是从异国土壤移植过来的儿戏，它有自己的坚实基础，符合自己社会的各方面需要，已经说出而且还将说出许许多多的话，它是严肃的人民的严肃的意识。
在我们文学茁壮成长的当代，较之任何时代更能以俄国作家的称号而自豪，更能因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复兴 [4] 而喜悦，更应以获选为这个光荣的协会的成员这一荣誉而由衷地表示感谢。
（1859）
陈燊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 阿法纳西·费特（1820—1892），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他反对诗歌为社会服务，是当时俄国“纯艺术”派诗歌的代表人物。
[2] 屠格涅夫（1818—1883），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
[3] 指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十九世纪俄国著名剧作家。
[4] 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创立于一八一一年，在一八三七至一八五八年间曾中断活动，一八五九年恢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