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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脱离了劳动，把这种劳动推到别人身上，他们心安理得地生活，深信自己能给人们带来利益作为这一切的补偿。［……］
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完全像古代祭司那样，不加任何证明就说他们的活动对所有人是最重要、最需要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活动全人类就要毁灭。他们断言事情就是这样，虽然除他们自己外，谁也不理解不承认他们的活动，虽然按照他们自己的定义，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是不应以功利为目的的。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沉醉于他们所喜爱的工作，却不关心人们会从这种工作得到什么利益，而总是确信他们为人类做了最重要最需要的事。因此，当真诚的政治家承认自己活动的主要动机是个人打算，然而努力使自己尽可能更有益于劳动人民时；当工业家承认自己活动的自私性，然而努力使之具有公共事业的性质时；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却不认为有必要以追求功利的意图来粉饰自己，他们甚至否定功利的目的——因为他们不仅深信自己的工作是有益的，甚至深信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原来，脱离自己的劳动并把劳动推给他人的这第三种人所制作的是劳动人民完全不理解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劳动人民看来分文不值，而且常常还是有害的。第三类人制作这些东西时只是为了自己高兴，毫不考虑人们的利益，却不知怎的深信他们的活动永远不可或缺，没有它劳动者就无法生活。
这些人脱离了自己生存必需的劳动，把它从自己身上卸下推到被这种劳动压垮的人身上，他们享用这种劳动并断言：他们那些不为他人所理解、又不为人们造福的工作，却能赎回由于脱离自己生存必需的劳动并侵吞别人的劳动而带给人家的全部祸害。［……］
在人类社会里，分工从来就存在而且将来大概也会存在；不过，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现在和将来有分工，而在于，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才能使这种分工合理。如果我们把观察到的现象当作准绳，那么我们就会因此抛弃了任何准绳；于是，我们会把在人们之间看到的、并觉得合理的任何分工都认作合理的；如今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的科学也正导致这种看法。
分工！
一些人从事脑力的、精神的活动，另一些人从事体力的、物质的劳动。这些人说得多么充满信心啊！他们愿意这么想，于是，他们就觉得在出现最普通的古老的暴力的地方，真的就产生了完全合理的相互服务。你，或者不如说你们（因为从来就要许多人来供养一个人），你们供我吃，供我穿，替我干我所需要而你们自幼干惯了的一切粗活，我将为你们做我所擅长而又已经干惯了的脑力劳动。你们给我物质食粮，我将给你们精神食粮。好像账算得完全不错，而且如果这种互相服务是自由的，如果那些供应物质食粮的人在得到精神食粮之前不必先提供物质食粮，这笔账算得也会是完全不错的。精神食粮的生产者说：为了我能给你们精神食粮，请你们供我吃，供我穿，替我清除我的垃圾。物质食粮的生产者却不提出任何要求，就给了物质食粮，虽则他并未得到精神食粮。假定交换是自由的，那么这些人和另一些人的条件会是相同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说：在我们能开始以精神食粮为人们服务之前，需要人们给我们供应物质食粮。但是，为什么物质生产者不能说，当我必须以物质食粮为你们服务之前，我需要精神食粮，而在尚未得到它时我就不能工作？你们说：为了制作我的精神食粮，我需要农夫、铁匠、鞋匠、木工、石匠、金银匠等人为我干活。每个劳动者也会说：当我要去做工、为你们准备物质食粮之前，我已经需要精神食粮的果实了。为了有力量干活，我需要宗教的教义，共同生活中的秩序，运用于劳动的知识，艺术给予的愉快和安慰。我无暇去制定自己的关于生活目的的学说，请你们把它给我。我无暇思考一种共同生活的准则，使得正义不致受到摧残，请你们把这种准则给我。我无暇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工艺学，请你们给我书籍，以指导我怎样改进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工作方法、自己的住宅以及自己取暖和照明的设备。我无暇亲自去创作诗歌、造型艺术和音乐，请你们给我这些生活所必需的刺激和安慰，给我这些艺术作品。你们说，假如你们没有劳动者为你们负担的劳动，你们就不能从事重要的并为别人需要的你们的事业，而我则说，——劳动者会说——假如我没有宗教的和符合我的理智和良心要求的合理的行政管理的指导，以保障我的劳动，没有知识方面的指点以减轻我的工作，没有艺术所给予的愉快以提高我的劳动效益，我也不能从事同样重要的和你们需要的我的事业。迄今为止，你们作为精神食粮提供我的一切不仅对我无用，我甚至不能理解这对谁会有什么用处。在我还未得到那种适合于我、也适合于每一个人的食粮之前，我不能用我所制造的物质食粮供你们食用。假如劳动者这么说，那又怎么办呢？而且，假如他这么说，这也并不是玩笑，而只是普普通通的公道话。要是劳动者只是这么说，在他那边的道理，要比脑力劳动者这边的多得多。道理之所以更多地在他那边，是因为体力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比之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更为重要，更为必需，也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脑力劳动者将他许诺给体力劳动者的精神食粮给他，而体力劳动者呢，因他自己还缺乏物质食粮，这就妨碍他提供这种物质食粮。
假如对我们提出这样简单而又合理的要求，那么我们脑力劳动者又该怎样回答呢？我们用什么来满足这些要求呢？假如以菲拉列特 [2] 的教理问答、索科洛夫 [3] 们的神圣历史和各个修道院和伊萨克大教堂 [4] 的典籍来满足他的宗教方面的要求；假如以法典和各个司局的上诉判决以及各种委员会和特设委员会的章程来满足秩序方面的要求，假如以光谱的分析、银河的测量、假想几何学、显微镜研究、招魂术和降神术的争论、科学院的活动来满足知识方面的要求，那么又以什么来满足他的艺术方面的要求呢？以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以法国沙龙和画裸体女人、绫罗、天鹅绒、风景和风习的我国艺术家的绘画，以瓦格纳或者晚近的音乐家们的音乐吗？这些都毫无用处，也不可能有用处，因为我们依仗自己的权利去享用人民的劳动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制作精神食粮时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活动所应负的唯一使命。我们甚至不知道劳动人民需要什么，我们甚至忘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语言，甚至忘掉了劳动人民本身，我们忘掉了他们，并且把他们当作某种民族学奇珍或新发现的美洲来加以研究。
就是这样，为了要求物质食粮，我们负责提供精神食粮；但是，由于这种假想的分工，（按照假想中的分工，我们不仅可以先吃饭后制作，而且可以世世代代不干活但吃得香甜可口。）我们为报答人民对我们的供养而制作的，只是一些依我们看来有益于我们，有益于科学和艺术的东西，但对于我们以提供精神食粮为借口而侵吞其劳动成果的那些人却既不适用，又难理解，甚至像林堡的干酪一样令人讨厌。我们忘乎所以，以至忽视自己承担的义务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忘了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甚至把我们负责为其服务的人民本身也当成我们的科学和艺术活动的对象。我们研究和描写他们只是供自己娱乐和消遣，我们完全忘了我们必须为他们服务，而不是去研究他们，描写他们。我们如此忽略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甚至没有注意到，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里我们负责要做的事，不是由我们，而是已经由别人做了，我们的位置原来已经被别人占了。原来当我们争论的时候——像神学者争论无垢受胎一样——有时争论有机体的自然产生，有时争论招魂术，有时争论原子的形式，有时争论有机体的泛生论 [5] ，有时争论原形质里还存在着什么，以及其他等等的时候，人民依然需要他们的精神食粮。于是科学界和艺术界的穷途潦倒的人士，听从一心只想发财的投机商的意旨，开始给人民提供，而且正在提供这种精神食粮。这样，在欧洲四十年来，在我们俄国十年来已经发行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种书籍、绘画和歌集，开设了游艺场，人民既观赏又歌唱，他们得到精神食粮，不过不是从负责提供这种食粮的我们这里获得的，而我们却以自己似乎能够提供的这种精神食粮为自己的懒散辩解，袖手旁观。我们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要知道为自己辩解的最后一点理由也正从我们脚底溜走。我们有专门知识，我们有我们特殊的职能活动，我们是人民的头脑。他们养活我们，我们则负责教育他们，只是因此我们才不劳动。我们教会了他们什么，现在又教他们什么呢？他们期待过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而我们总在闲谈，互相指教，互相悦娱，而对于他们，我们甚至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忘记得如此干净，以至当别人去教育他们、悦娱他们时，我们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如此轻率地谈论分工，很明显，我们所说的我们带给人民的好处，只不过是恬不知耻的托词而已。
有过这样的时代，当时教会指导我们世俗人们的精神生活；教会应许给人们以幸福，并以此为理由不参加人类为生存所作的斗争。教会这样做，是放弃了自己的使命，人们也就背弃了它。毁掉教会的不是它的谬见，而是为教会服务的人借助于君士坦丁 [6] 政权，取得了背离劳动法则的权利；他们的懒散和奢侈的权利产生了教会的谬见。自从有了这种权利，教会开始只关心教会，而不关心他们负责为其服务的人们。于是为教会服务的人就沉湎于懒散和腐化的生活。
国家曾担起管理人类生活的责任。国家曾许诺给人们正义、安宁、富裕和秩序，并满足其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一般需要。为国家服务的人也因此不再参加人类为生存所作的斗争。国家的仆人，一旦有可能享用别人的劳动，也做了教会人士所做的事。他们开始以国家、而不是以人民为目标。于是为国家服务的人——从国王到下级官吏、公职人员，——不管在罗马、法国、英国、俄国和美国，都沉湎于懒散和腐化的生活。于是人们不再信任国家：无政府主义已经自觉地以理想的面貌出现。国家之所以失去自己对人们的吸引力，只由于为它服务的人认为自己有权享用人民的劳动。
科学界与艺术界人士借助于他们所维护的国家政权也这么做。他们也为自己取得了懒散和享用他人劳动的权利，因此也同样背弃了自己的使命。而且他们的谬误之所以产生，同样只是由于为科学和艺术服务的人提出错误地理解的分工原则，认为自己有权享用别人的劳动，并遗忘了自己所负使命的意义，从而不是把人民的利益，而是把科学和艺术的神秘的利益看作自己的目标，并且像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沉湎于懒散和腐化的生活，这种腐化生活，与其说是肉欲的，不如说是思想上的。
人们说：科学和艺术给予过人类许多东西。
这是完全公允的。教会和国家给予过人类许多东西，但这不是因为它们滥用自己的权力，不是因为为教会和国家服务的人放弃一切人所共有的为生存而劳动的永恒的责任，而是由于别的。
科学和艺术也同样地给过人类许多东西，同样不是因为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借口分工而依靠劳动人民养活，而是由于别的。
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强大并不是由于它的公民有可能淫佚腐化，而是由于公民中有勇士。科学和艺术也是如此。科学和艺术给过人类许多东西，但不是由于为它们服务的人以前偶尔有可能、现在则经常有可能使自己脱离劳动，而是因为有过一些天才人物，他们并不享用这些权利，而去推动人类前进。
科学家和艺术家阶层以虚伪的分工为理由而要求享用别人劳动的权利，这就不能促进真科学和真艺术的成功，因为虚假不能产生真实。
我们看惯了养尊处优的、肥头大耳或弱不禁风的我们脑力劳动的代表人物，以至看到科学家和艺术家去耕地或运粪，我们就觉得奇怪。我们仿佛以为，一切都会毁掉，他的全部智慧会在大车上抖得一干二净，他胸中孕育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形象也会在大粪里弄得肮脏不堪；但是我们已经如此习惯于这一切，以至对于我们的为科学服务的人、亦即真理的服务者和导师迫使别人为他做他本人力能胜任的事，自己却把一半光阴花在美食、抽烟、闲聊、恣意诽谤、读报、看小说和看戏上，我们并不感到诧异；我们在小酒馆里、剧院里、舞会上看到我们的哲学家时不以为奇，我们在获悉那些悦娱和净化我们心灵的艺术家们在酗酒、赌博、宿娼（如果不是更糟的话）等事情中度过一生时也不以为怪。科学和艺术是美好的事物，而正因为它们是美好的，就不该一定给附加上淫佚腐化而使之受到损害。我们所说的淫佚腐化也就是使自己摆脱一个人以劳动为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服务的责任。科学和艺术推动人类前进。确实如此！但这并非因为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以分工为借口，以言论，主要是以行动来教他人用暴力手段强迫人们贫穷和受苦，而使自己摆脱首要的和毫无疑义的人类义务——用双手在人类与自然的共同斗争中从事劳动。
“然而，只有分工，只有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摆脱生产自己食物的必要性才有可能取得我们在现代看到的那种非同等闲的科学成就，——人们对此会这么说。——如果大家都要耕地，那就不会有现代所达到的那些 巨大 成绩，不会有那些扩大人对大自然的控制权的惊人 成就 ，也不会有使 人类智慧为之惊奇 、使航海业得以巩固的那些天文学的发现，也就不会有轮船、铁路、 令人惊叹的 桥梁、隧道、蒸汽机、电报、摄影术、电话、缝纫机、录音机、电灯、天体望远镜、分光镜、显微镜、三氯甲烷、利斯特 [7] 的绷带、石炭酸。”
我不想逐一列举现代如此引以自豪的一切事物。这样的列举成就和面对自己和自己功绩的自我陶醉几乎在每一份报纸和每一本通俗小册子上都能看到。这种自我陶醉是如此层见叠出，我们的自我欣赏又是如此的不知餍足，以至我们真的相信科学和艺术从来没有作出过现代这样的成就。我们所有这些惊人的成就都应归功于分工。因此又怎能不肯定这种分工呢？
姑且假设当代取得的成就确实卓荦不凡而令人惊奇，姑且假设我们是特殊的幸运儿，生活在如此不寻常的时代。可是，我们不妨不立足于我们的自我满足，而基于这些成就所维护的分工这一原则本身来评价这些成就。这一切成就十分出色，但特别不幸的是（这一点科学界人士也承认），迄今为止，这些成就不是使大多数人，即工人的境况有所改善，而是使其恶化。如果说工人可以不再步行而乘坐火车，那么火车却烧光了他的森林，从他眼前运走粮食，使他陷于近乎资本家的奴隶的地位。如果说，多亏蒸汽机和机器，工人能廉价买到不耐用的印花布，那么这些蒸汽机和机器却使得他不能在家里干活挣钱，从而陷入完完全全的工厂主奴隶的地位。如果说有并不禁止他使用的电报（从他的收入来说他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正因为有了电报，他的任何产品看涨的时候，在他知道这种货有销路之前，资本家就以贱价从他眼前把它收购走了。如果说有电话、天文望远镜、诗歌、小说、戏剧、芭蕾舞、交响乐、歌剧、画廊等等，那么，工人的生活却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善，因为由于同样的不幸，这一切他都不能享用。所以，总的说来，迄今为止，这一切非同等闲的发明和艺术作品，即使没有使工人的生活恶化，也决不会使其改善。这一点科学界人士也是同意的。因此，对于科学和艺术所达到的成就的实际情况问题，如果我们不是以自我陶醉，而是用分工所借以为自己辩护的、是否有益于劳动人民那种尺度来衡量，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还没有可靠的理由可以那么乐意地沉溺于自我满足［……］
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只有当他们立志为人民服务，像他们现在立志为政府和资本家服务那样，才能说他们的活动是有益于人民的。也只有当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以人民的需要为宗旨的时候，我们才能这么说，但现在科学界和艺术界还不存在这样的人。［……］
我们把无数人造就成伟大作家，并对这些作家作鞭辟入里的分析，写出堆积如山的评论，以及评论的评论，还有评论评论的评论；我们筹建了不少画廊，细致入微地研究不同的艺术流派；我们有听不胜听的交响乐和歌剧。然而，对于民间的壮士歌、传奇、童话、歌谣，我们给增添了些什么呢？对于人民我们创作些什么图画、什么音乐呢？在尼古拉大街 [8] 上有人为人民印制书籍和图画，在图拉有人为人民制造手风琴，可是，无论哪一桩事业，我们都没有参与。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错误倾向最惊人最明显地表现于就其任务本身来说似乎应该有益于人民的那些领域，这些领域由于错误的倾向却是弊大于利。技师、医生、教师、艺术家、作家就自己的使命来说似乎应该为人民服务，但情况又怎样呢？由于现在的倾向，除了害处他们不能给人民带来什么。［……］
不过，这种错误倾向在任何方面也没有像在艺术活动上看得如此清楚，因为这种活动就其意义本身而言是应该为人民享用的。科学还可以有自己的不太高明的借口，说科学研究是为了科学，当科学为学者们深入研究之后，它也会为人民享用；而艺术，如果它真是艺术，就该为一切人享用，尤其应该让为他们而创作的那些人享用。而我们的艺术的状况惊人地揭露了艺术活动家们，表明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善于、又不可能有益于人民。
画家为了绘制自己的伟大作品一定得有那么大的画室，它至少容纳得下四十个细木工或鞋匠的劳动组合做工，而这些工匠目前在贫民窟里正冻得发僵、闷得要死；不仅如此，画家还需要模特儿、服装和游览。艺术研究院为了奖励艺术，耗资数百万元，都从人民那里聚敛而来，而这种艺术作品却被悬挂在大展览馆，既不为人民理解，又不为人民需要。音乐家为了表达自己的伟大思想，就一定得集合打白领带或穿礼服的二百来人，耗资数十万以演出歌剧。而这种艺术作品，即使人民在某个时候有可能享用，那么除了莫名其妙和索然乏味之外，再也不会在他们心中引起别的感情。作家、文人似乎不需要布景和道具、画室和模特儿、乐队和演员；可就是作家和文人，且不说需要居住舒适和种种生活享受，为了制作自己的伟大作品，也需要旅行、宫殿、书斋，需要欣赏艺术、上剧院、去音乐厅和温泉等等。如果他自己不会攒钱，还要给他津贴，让他更好地写作。而这些作品，虽则我们如此珍视，对人民说来仍然只是废物，对他们毫无用处。
假如像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所希望的那样，诸如此类的精神食粮供应者出现得更多，于是不得不在每个乡村里建筑画室，设立乐队，并以艺术界人士认为自己所必需的条件来供养这些作家，那就会怎么样呢？我认为，劳动者将会发誓，只要能不供养所有这些寄生虫，宁愿永远不看图画，不听交响乐，不读诗歌和小说。
为什么艺术界人士似乎不能为人民服务呢？须知在每个农舍里都有神像和图画，每个农民和村妇都唱歌，许多人有手风琴，人人都讲故事，念诗，许许多多人会读书。为什么像钥匙和锁那样互相依存的两样东西却如此分离开来，甚至没有结合的可能呢？假如您对画家说，要他离开画室、模特儿、服装而去画只值五戈比的小画片，他会说，这等于抛弃他所理解的艺术。假如您对音乐家说，让他拉手风琴，去教农妇唱民歌；对诗人和作家说，让他们抛开自己的叙事诗、长篇小说，去写作文盲们能懂的歌曲、故事、童话；他们会说您是疯子。可是，如果这些人本来只是为了以精神食粮为那些养大他们、供给他们衣食的人们服务而使自己脱离劳动，结果却把自己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以至失去制作人民适用的食物的本领，还把抛弃责任当作自己的优点，这不是极端的疯狂吗？
对此人们会说：“可是到处都这样。”现在确实到处都很不合理，而且只要人们继续以分工和以精神食粮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为借口去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到处仍然会不合理。只有当生活在人民中间又像人民一样生活的人们，不提任何权利而以科学和艺术为人民服务，至于是否接受这些服务又听任人民自愿时，科学和艺术才能为人民服务。
要是说科学和艺术活动（指的是如今人们称为科学和艺术的这种活动）能促进人类进步，那就等于说，在一艘顺流而下的船上那妨碍船前进的笨手笨脚的荡桨是在推动船前进。这样荡桨只能阻碍它。所谓分工，亦即侵占别人的劳动，在当代已成为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活动的条件，实际上它过去是、现在还是人类进步迟缓的首要原因。
这方面的证明是，所有科学界人士都承认劳动大众由于财富分配不合理无法享用科学和艺术成果。这种分配不合理不是随着科学和艺术的成就而减少，反倒随之增加。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假装对这种不由他们作主的不幸情况深表遗憾。然而这种不幸的情况却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因为这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正是由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所鼓吹的分工理论产生的。［……］那些自命为某个时代科学和艺术的代表人物的人士总是认为他们已经做出、正在做出，而主要的是，他们马上就会做出惊人的奇迹，而且除他们以外，无论过去或现在，别无任何科学和任何艺术。那些诡辩论者、经院哲学家、炼金术士们、希伯来神秘哲学研究者、犹太教法典研究者以及我们的为科学而科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持这种看法。
“可是科学，艺术！您否定科学和艺术，也就是否定人类赖以生存的东西！”人们经常这么对付我——不是反驳，而是采用这种方法来不加分析地推翻我的论据。“他否定科学和艺术，他要人类回到野蛮状态，干吗要听他说同他谈呢？”这是不公允的。我非但不否定科学和艺术，而且我正好是为了能有真科学和真艺术才说我所说的话；我正好是为了使人类有可能从他们（由于当代的错误理论）正在迅速堕入的不合理状态中摆脱出来，才说我所说的话。
科学和艺术就像饮食、衣服一样为人们所必不可少，甚至更为必需；但它们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我们断定我们称之为科学和艺术的东西是必需的，而只是因为它们确实是人们所必需的。［……］
只要我们的工作还没有被它为之而制作的那些人所乐于接受，它就不成其为科学、不成其为艺术。而迄今为止，它们还没有被接受。
假如只有一些人被允许生产食物，而其余的人都被禁止去生产，或者没有可能生产食物，那么，我以为，食物的质量就会下降。如果垄断食物生产权的人是俄国农民，那么，除了黑面包、白菜汤、克瓦斯等，除了他们喜爱的、认为可口的，就不会有别的食物了。科学和艺术等人类的高级活动，在某一阶层占有垄断权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区别只在于，物质食粮不会过分越出常规，面包和白菜汤尽管不是十分可口的食物，毕竟还可以吃；而精神食粮却会有最大的偏差；有些人可以长期食用他们根本不需要的或有害的、有毒的精神食粮，可以自己用精神上的鸦片或精神上的酒精慢性自杀，并以这种食物提供给群众。
我们的情况正是这样。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有特权地位，因为在我们社会里科学和艺术（在当代）不是全人类（无一例外）选拔自己的优秀力量来从事科学和艺术的整个合理的活动，而是垄断了这种工作、自称为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一小伙人的活动，这些人因此歪曲了科学和艺术的概念本身，丧失了自己使命的意义，只致力于娱乐自己的寄生虫小集团，让他们消愁解闷。［……］
在有真科学存在的地方，艺术总是它的表现。自有人类以来，人们就从表现各种各样知识的整个活动中特别区分出一种主要的表现知识的活动——关于人的使命和幸福的知识的表现，这也就是狭义上的艺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一些人对人的幸福和使命的学说特别敏感和易于共鸣，他们用古斯里 [9] 和季姆班 [10] 、用图画和语言来表达自己和他人同诱使他们背离自己使命的各种欺骗做斗争，表达斗争中经受的苦难以及自己对善获胜的希望，在恶获胜时的绝望和意识到幸福来临时的兴奋心情。自有人类以来，真正的艺术，人们高度珍视的艺术，除了表现有关人的使命和幸福的科学外，别无其他作用。艺术从来就是、直到晚近以前都是为人生学说服务的，只有那样它才为人们所高度珍视。但是关于使命和幸福的真正的科学一旦为一切率意妄想的科学所取代，作为人类重要活动的艺术也就荡然无存了。
但是无论这是怎么发生的，问题是，科学和艺术总是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当它们实际存在时，它们为一切人所需要所理解。而我们虽然制作了某些我们称为科学和艺术的东西，但是我们所制作的竟是人们所不需要也不理解的。正因如此，不管我们所制作的东西如何美妙，我们没有权利称它们为科学和艺术。
［……］我们大家对科学和艺术活动都有简单明了的定义，它排除一切超自然的观念：科学和艺术承担人类为各个社会或全人类造福的脑力活动。因此我们有权只把抱定这种宗旨并要达到这种目标的活动称为科学和艺术。因此，如果科学家们想出刑事法、国家法、国际法等理论，想出新式的大炮和炸药，艺术家们编出下流的歌剧、轻歌剧或者同样下流的长篇小说，无论他们如何称呼自己，我们都没有权利把所有这些活动称为科学和艺术活动，因为这种活动并非以造福各个社会或人类为目的，刚好相反，却是贻害于人。
同样，那些毕生老老实实从事微生物研究、天体现象和光谱现象研究的科学家，那些在勤奋地研究古代文献以后去创作历史小说、绘画、交响乐和优美的诗歌的艺术家们，无论他们如何称呼自己，——所有这些人，虽则尽心竭力，都不能称为科学家和艺术家。首先，因为他们为科学而科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活动并非旨在造福人类；其次，因为我们看不到这种活动对社会和人类的福利的影响。至于他们的活动有时会给有些人带来好处和愉快，正如一切事物都会给某些人带来好处和愉快一样，根据他们的科学定义，绝不能使我们有权承认他们是科学家和艺术家。
同样，有些人想方设法用电力来照明、取暖和作为动力，或是发明新化合物，用以制造炸药或鲜艳的油漆，有些人正确地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在剧院演出，或是绘制出色的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及一般图画，写饶有趣味的小说，其目的都只是为富人消愁解闷，这些人无论如何称呼自己，——他们的活动都不能称为科学和艺术，因为这种活动，不像机体里脑的活动那样为整体谋福利，而是为个人的收益以及因发明创造而获得的特权和金钱所驱使，因此这类科学、艺术活动也不能区别于任何其他谋求私利、增添生活乐趣的私人活动，诸如小饭馆老板、马术表演者、时装设计师以至妓女等的活动。无论这类、那类或第三类活动都不符合科学和艺术的定义，因为科学和艺术根据分工原则是承诺为全人类或全社会谋福利的。
科学给科学与艺术所下的定义是完全正确的，不幸的是，现在的科学和艺术活动并不符合这个定义。一些人干脆制作有害的东西，另一些人制作的是无益的，第三类人则制作毫无价值而只适合于富人的。他们不做他们按照自己的定义负责要做的事，因此他们没有多少权利可以自命为科学家艺术家，正如渎职的堕落的僧侣没有权利承认自己是上帝的真理的代言人。
不难理解，如今的科学界和艺术界活动家何以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之所以不能完成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义务变成了权利。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艺术活动只有当它不知道权利、只知道义务的时候才能起良好作用。正因为它从来就是这样，它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人类才这么重视它。人们要是真正有志趣以精神工作来为别人服务，那他们在这一工作中就只会看到义务，就会不辞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去完成它。
思想家和艺术家永远不像我们惯于想象的那样安然高踞奥林匹斯山巅；思想家和艺术家必须和人们同痛苦，共忧患，以寻求解救和安慰。此外，他之所以感到痛苦和忧患，还因为他每时每刻总是惊惶不安，因为他原本可以解答、说出使人们获得幸福、免除痛苦、得到安慰的话，可是他还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说、那样描写；他完全没有解答、没有说出，而明天，也许就晚了——他会死去。因此，痛苦、忧患和自我牺牲永远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
能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不是那个在学校里接受教育（那里似乎能造就科学家和艺术家，其实只能造就科学和艺术的毁灭者）、获得毕业文凭和生活保障的人，而是那个很想不去思考不去表达郁积的内衷但却不能自已的人，其所以不能自已是因为内心的需要和他人的要求这两种无法遏止的力量在吸引他。
脑满肠肥、纵情享乐和自得自满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是没有的。真正为他人所需要的精神活动及其表现是人的最为艰巨的使命，是《福音书》中所说的十字架。具有这种使命感的唯一无可怀疑的标志是献身精神，是牺牲自己以表现人所天赋的为他人谋利益的力量。不经痛苦就不能产生精神果实。［……］
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具有以下两种不容置疑的特征：第一种是内在特征，即献身科学和艺术的人不是贪图利益而是以献身精神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二种是外在特征，即他的作品是他为之谋幸福的一切人都能够懂得的。
无论人们认为自己的使命和幸福是什么，科学总是关于这种使命和幸福的理论，而艺术则是这种理论的表现。［……］在今天，真正的科学和艺术为神学和法学所取代，真正的艺术还为教会和政府的那些谁也不信、谁也不认真看待的仪式所取代，至于我们称为科学和艺术的东西，那不过是懒散的思想和感情的产品，旨在取悦同样懒散的思想和感情。我们的科学和艺术不为人民所理解，也没有对人民说什么，因为它们根本无视于人民的幸福。［……］
我们的情况十分严重，可我们为什么不予以正视呢？
是清醒过来反躬自问的时候了。要知道，我们正像那些书呆子和法利赛人，高踞摩西的宝座，手持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不让别人进去。要知道，我们这些献身科学和艺术的祭司是最要不得的骗子，比最狡猾、最堕落的祭司更不配占有我们的地位。要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的特权地位辩护，因为我们靠欺诈占据了这个地位，又用谎言来维持它。祭司，我们的或是天主教的僧侣，无论他们怎样腐化堕落，还有权利保持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说，他们在教导人如何生活、如何得救。而我们这些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却挖他们的墙脚，向人们证明他们在欺骗，然后自己去占据他们的位置；但是我们并不教导人们如何生活，甚至认为这不需要学，却吮吸民脂民膏，给自己的孩子们传授希腊和拉丁的文法，为了让他们也能继承我们所过的寄生虫生活。我们说：过去有等级，现在我们这里没有了。那么今天，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干活，而另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却不干活，那又算是什么呢？［……］
（1886）
邵殿生 译
〔据《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1955年，莫斯科版。〕
[1] 方括号内的句段为译者删节，全书同。
[2] 菲拉列特（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德罗兹多夫，1782—1867），莫斯科都主教，教会历史家。
[3] 德·帕·索科洛夫（生卒年不详），《神圣历史》的作者。
[4] 伊萨克大教堂是十月革命前彼得堡最大的一座教堂（现仍在圣彼得堡市中心），以彼得大帝诞日那天应追荐之圣徒伊萨克命名。
[5] 泛生论是达尔文为解释遗传性的发生原理于一八六八年提出的抽象假说。泛生论认为，父母体的征象及特性是借助微芽传给后代的，微芽由机体的所有其他细胞进入生殖细胞，并在新机体发育过程中形成细胞。
[6] 君士坦丁大帝（约285—337），罗马皇帝（从306年起），他信奉基督教，并开始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7] 利斯特（1827—1912），英国外科学家，在外科实践中采用防腐法（1867）。
[8] 尼古拉大街（曾改名为：十月二十五日大街）是莫斯科市的一条古老的街道，因此处有一所尼古拉希腊男修道院而得名。俄国于十六世纪在这条街上建立了第一个印刷所。
[9] 古斯里为俄国古代的一种弦乐器，类如中国古筝。
[10] 季姆班为定音鼓之类的古代打击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