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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是这样：很久以来，我记得总有三十来年了吧，就有这么一些人专门为识字的普通老百姓写作、翻译和出版书籍，也就是说，专门为那些由于识字不多，由于所生活的环境，由于家境贫困而不能对书籍有所选择，只能有什么读什么的人出书。这样的出版家从前就相当多，在农奴解放 [1] 之后更是大量涌现出来。这些著作者、翻译者、出版者的人数随着识字者人数的增加而逐年增多，其数量如今已十分可观。民间读物的著者、编者、出版者如今多如牛毛，可是和从前一样，至今在贫苦百姓的读者群和编者、出版者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和以前一样，总使人觉得有点 不对头 ，尽管为老百姓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可还是感觉到这些书，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 不应该是那个样子 ，著者、编者、出版者都还没有达到他们所想达到的目标，老百姓中间的读者也还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书。
这件事难道就不能改进了吗？
我想，在谈这件事可以怎样努力改进之前，自己应该先好好地弄清楚这件事情本身和它所包含的内容。
毫无疑问，事情在于，一些有知识、有钱、满肚子学问的人想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缺乏知识的人，而那些什么知识也没有或者知识极少的人在张着嘴等待任何知识，准备吞下别人给他的一切。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啊？有学问的人想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物，这种所有物又不会因为分给别人而有所减少。看来只要有学问的人愿意同人分享，饥饿的人就会满意了。可是有知识的人传授知识给别人这件事做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饱汉不知道应该给别人些什么，一会儿试试这个，一会儿试试那个，而饿汉呢，虽然饥肠辘辘，却把鼻子扭开，不要别人给他提供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我看只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饱汉并不想给饿汉吃东西，而是想以某种对饱汉有利的方式去影响饿汉。第二个原因是，饱汉不想把真正滋养他们的东西给予饿汉，而只给了一些连狗也不吃的残羹剩饭。第三个原因是，饱汉其实根本不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饱，只不过是自满而已，他们自己吃的东西也并不好。
出版民间书籍的各种尝试至今总是不见成效，只有下述三个理由可以解释。
至今一切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书籍都可以分别归入这三种理由名下。
有些书并不打算向老百姓传授知识，而是想在他们身上激起一些由于某种缘故为出版者所希望的情绪。这包括所有二流、三流甚至第十流的宗教出版物——修道院的、伊萨克大教堂的、彼得修道院的、帕什科夫派 [2] 的、有益心灵的普及读物等等。所有这些书籍并不传授任何知识，也不引起读者的兴趣，原因正是在于它们的作者传授的不是使他们产生某种情绪的那些原理，而是直接传授这种情绪。帕什科夫派的出版物可以作为这种奇怪地离开目标、全然无益的刊物的最好样版，例如，对垂死的人说：“上帝的血拯救了你”，于是他就高兴起来，幸福地死去等等。这一类书籍的错误是，〈由阅读《圣经》产生的这种或那种宗教情绪〉 [3] 只能由艺术作品来传达，这关系到生命，而不是知识，知识倒是可以由书籍来传达的。能由书籍传达的只是教会神父们的圣书、宗教研究著作，而不是情绪。情绪只能由艺术作品来传达。书籍必须是论说，或者是知识、信息的报导，或者是艺术作品。可这些书什么也不是。它们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只是作者的某种往往是非常奇怪的情绪和认为这种情绪可以用信手拈来的词句和形象来传达的天真信念。显而易见，饿汉怎么也不愿接受这种食物的代用品，这种代用品旨在使他们不知怎么一来会产生一种新的、他们所不习惯的精神状态。
另一类书籍，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即 残羹剩饭 ，不适合饱汉吃，那就“给饿汉吧”。属于这一类的首先是，所有普列斯诺夫出版社的出版物——《各种乐天派》，《 伯爵奇遇记 》 [4] ；其次是——有什么理由不说真话呢——一切一切对于我们饱汉不中用的东西。要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人人都听到过这样的话：我干什么都不行，能不能试着给老百姓写点东西呢？这一类读物里有一些干脆是在民间书籍贸易的流通中偶然落到民间的，但大部分却是我们有意识地为老百姓写的，就是说，由那些对于我们不中用，却被认为对老百姓有用的人写的。属于这一类的有全部民间教育书籍，如各种故事和短篇小说，它们全都是由这样一些人编写的，这些人对自己非常了解，而别人也了解他们，知道他们对于我们是不中用的，而对于老百姓呢，不仅行，甚至还是上好的呢。对这一点我们如此习以为常，认为我们自己不吃的东西老百姓可以吃，以至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并不觉察这种看法有多荒谬。对于我们这几万人不合适的东西，对于张大嘴巴坐待饮食的千百万人倒是合适的。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当我们认为这类食物不适合我们食用时，我们是处在什么条件之下；当我们认为这类食物适合于他们时，他们又是处于何种条件之下？我们不承认这些残羹剩饭，因为我们已经吃饱喝足。我们上过学，到处游历，懂得几国语言，我们面前有各种书籍任我们挑选；即使我们吞下了一丁点儿有毒的东西，我们的体质也对付得了。可他们是很纯真的，各式各样的毒品——艺术式的谎话，形形色色的假货，还有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东西，落到了空空的胃里。给他们没事儿，行！一桶蜂蜜，只要加一勺柏油那样糟糕的东西就会整个儿毁了，而关系到心灵的事情，这一勺柏油就更糟、更有毒了。记得阿维尔巴赫 [5] 有句话说得很好：对于老百姓，只有天地间最好最好的东西才适合他们。正好比对于孩子，只有最好最好的食物才是合适的。
第三种书籍是我们自己的食物，适合于我们这些脑满肠肥的饱汉的食物，它们使我们发胖，但不是让我们吃饱。当我们把它们提供给老百姓时，他们也是要掉过头去的。这些书是普希金、茹科夫斯基、果戈理、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 [6] 、托尔斯泰，再加上历史学家们和宗教界的一批最新的作家写的近五十年来的新书。我们吃这些东西，因此我们以为这就是真正的食物，而老百姓却不要。这里面有误会。这就引起了我的主要的想法，所以要把这点讲得详细些。
情况是否向来如此，或者仅仅当代如此，可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有学问，我们什么都知道，遇到任何伟大思想家的名字不会或者很少会说不上话，也不会说上一句话来表示我们早就熟悉这位名人的成就，重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是多余的。可是我现在却深信，如果两个人在交谈时提到苏格拉底 [7] ，提到《约伯记》 [8] ，提到亚里士多德 [9] ，提到伊拉斯谟 [10] （哪怕在前面还加上：鹿特丹的），提到蒙田 [11] ，提到但丁 [12] 、帕斯卡 [13] 、莱辛 [14] ，并继续谈下去，认为双方都了解所提到的事，指的是人所共知的思想。然而，要是问问他们指的究竟是什么，那么他们无论谁都不会知道（这种情况我至少遇到过一千次）。我深信，在当代，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练就了（特别是通过学校）一种本事，能对不知道的事情装做知道，摆出一副样子，似乎对我们以前人类的全部精神成果全都知晓；练就了一种本事，完全不必了解过去，只靠对目前人类的智力活动的点滴知识或者晚近——至多不过五十年间的知识活着。我们这些人练就了这样的本事，能够十足地不学无术却装出满腹经纶的样子。对于大思想家们的思想，我们知道的是经过十次、二十次缩小、改动的影子，我们对他们实在一无所知，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知道。如今nous avons changé tout ça [15] ，正如莫里哀 [16] 的那位冒牌医生为自己辩护时所说的，肝原来不在它应该在的那一边。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极为关心的是，想知道上一个月写了些什么——欧洲某个或者某些我们心爱的作家或者学者写了些什么，我们以不知道譬如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前写的东西为耻，再早的我们就不管了。而且也不可能管，因为没工夫。我们就像一个古怪的地理学家，可以去认真考察本乡所有的小溪、小丘，而对于亚马逊河以及世界上的各种河流和勃朗峰 [17] 却了无所知，而自以为知道一切河流和山脉。我深信，我们以某些教育方法和文化把自己和整个广袤的真正教育领域隔开了，而当我们在一个小小的魔法圈里瞎折腾的时候，常常会花很大的力气十分自傲地去发现那早已为航海者们发现的地方。我们变得可怕地无知。（不管说来多么奇怪，有名无实的古典教育大大促成了这种情况。古典中学的学生，哪怕有一个是由于自己喜欢才去读色诺芬 [18] 或西塞罗 [19] ，你就砍我的脑袋好了。学生们被迫吃八年的苦头。）
我们之所以变得无知，是因为永远不让自己看到，任何科学只不过是研究人类所有的大智大慧者为了弄清真理而经历的过程。有史以来就有卓越的大智大慧者，是他们把人类造就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些智慧的高峰分布于几千年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不了解他们，闭目塞聪，而只知道昨天和前天生活在欧洲的几百个人所臆想出来的东西。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当然就是十分无知的了。如果我们确实无知，那么，老百姓不愿意接受我们所提供的我们不学无术的成果，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他们有纯真的、正确的辨别力。
我们向老百姓提供普希金、果戈理，也不仅是我们这样做，德国人提供歌德、席勒，法国人提供拉辛、高乃依、布瓦洛，好像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宝贝，可是老百姓不要。其所以不要，是因为那不是食物，而是餐末的甜食。我们借以维持生命的食物不是它，而是全人类过去和现在赖以生存的所有那些理智的启示，普希金、高乃依、歌德都是靠它长大的。如果说我们中间有谁是饱汉，那只是因为饱食了它，因为任何人，不光是老百姓，都只能靠它生活。
正是上面这种考虑产生我这篇议论的开头，也就是怎样来改进这件事，即有知识的人想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老百姓，而老百姓却不接受。要想改进这件事就应该，第一，停止做既不需要而且有害的事。必须承认，靠书籍来传达人民的某种情绪是不可能的。应该懂得，只有文艺，不问其目的如何，能传达情绪，而那些既无理性，又不科学，也没有艺术质量的说教的书，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会引起对书籍的蔑视。
应该承认，老百姓是同我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他们人数比我们多，他们对待真理比我们要求严格，比我们敏感。因此，一切对于我们不十分好的东西，对于老百姓就是十足的坏东西了。
第三点，也是主要的一点，那就是应该承认，为了〈给予别人，就该知道，我们所给予的是好的，是需要的。应该承认，我们自己无知，我们本不该去教我们之外的某些老百姓，而是我们所有人都该学习，学得越多越好，大伙儿一起学，人越多越好。〉老百姓不接受我们的食物，比如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还有屠格涅夫，说明这食物——不说它坏，也是不十分必需的。我们有好的食物，那曾经使我们吃饱了的食物，把这个给老百姓，老百姓会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食物，那就让我们去获得吧。一切失败都来自观念混乱：老百姓和我们——我们不是老百姓，而是知识分子。这种区别并不存在。我们大家，从劳动农民到洪堡 [20] ，毫无区别地都只有一部分知识。这个人知识多些，他就更觉得知识不够。那个人不觉得知识不够，他的知识就少些。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一些人得到的知识多一些，另一些人得到的少一些。
应该找到那最必需的食物。如果我们找到了它，那么任何一个饿汉都会要它。但是我们饱食过度，以至难于从我们所有的一大堆食物中挑出最必需的。于是，这一选择得由饿汉来作。他不会出于任性而拒绝真正的食物。要是他接受，那一定是真正的食物。然而这种食物我们很少，因为我们自己也贫乏。我们忘记了所有把我们养大的食物，一切最必需的食物，而只靠餐末的甜食果腹。让我们来寻找它吧。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无知，我们就会懂得，我们本不该去教我们之外的老百姓，而是我们大家全都应该学习，学得越多越好，越是大伙儿一起学越好。首先让老百姓和非老百姓，知识分子这种人为的区分消失（这种区分并不存在，我认识的识字的农民毫无疑问都比大学的学士们更善于学习），不要在小教室里跟小老师学习，而要大伙儿一起在千百万人的大教室里跟随自古以来的伟大导师学习，不要去教小课堂里十来个训练有素的大学生，而是去教千百万的读书大众。这种教学的普及性，才是教学的实质性的主要保证，才是鉴别一切虚伪的、非天然的、短暂的东西的试金石。
教和学？该怎么教，怎么学？
〈首先，互相交流往昔那些大智大慧者们所有的思想和知识，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讲解他们的著述。〉
所有同意这个看法的人，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要各自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讲授这些人类智慧的伟大著作，是这些著作把人类造就成今天的样子。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去把这些著作收集起来，加以选择，分类，并出版吧。
（1884）
邵殿生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1] 指一八六一年俄国废除农奴制。
[2] 帕什科夫派，十九世纪末俄国福音派基督徒中的一派，因当时的领导人瓦·亚·帕什科夫而得名。
[3] 此处及下文括入〈〉号的字句是原稿中删去的。全书同。
[4] 普列斯诺夫出版社出版的粗浅的民间通俗读物。
[5] 别尔托利德·阿维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著有写民间生活的短篇小说。
[6] 上列六人是托尔斯泰的前辈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和作家。
[7] 苏格拉底是公元前古希腊哲学家。
[8] 《约伯记》是《圣经》中的一卷书。
[9] 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古希腊哲学家。
[10] 伊拉斯谟（约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订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人物。
[11] 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作家。
[12] 但丁（1265—1321），意大利大诗人。
[13]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
[14] 莱辛（1729—1781），德国古典文学的奠基人。
[15] 法语：我们使这一切都变了样。
[16]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
[17] 勃朗峰，西阿尔卑斯山的山汇和顶峰，西欧最高峰。
[18] 色诺芬（约前436—约前354），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
[19]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作家。
[20] 威廉·洪堡（1767—1835），德国语文学家、哲学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