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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富过三代”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愿望，指人们希望前人或自己创造的财富可以长久地存续与传承下去，甚至不止三代。事实上，即便实现三代传承，大致也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而在这百年中传承者将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风险。据统计，在一百年中每个国家大致会经历无数次小的经济周期与十次左右的大经济周期，还会经历三到四次的政治周期，以及一到两次的战争周期，而这些周期性因素几乎都是传承者无法准确预测和控制的。很多人认为战争离自己很远，所以未曾目睹或不曾体会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多变性，也就很难能明白这件事对财富有什么影响。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据新闻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新的法案，要求所有在海外上市的俄罗斯企业全部退市，并回到俄罗斯境内。退市企业相关决定均由公司负责人做出，无须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同时，把在国外上市的企业股票换成“股票收据”，企业则可回到境内直接上市。也是说，股票持有者需要等这些公司回到境内上市后，才能把手中的收据再换回股票，这一切都具有强制性，如果不遵守该项规定，手中的股票将被作废，而“股票收据”一词是过去百年现代经济体系里从没出现过的。我们还看到包括美国及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其中包括强行没收和冻结俄罗斯公民的海外资产。对此，俄罗斯也对西方国家的制裁予以回应，决定冻结不友好国家人士在俄的资产。俄罗斯与美国及欧盟诸国一系列的相互制裁举措，也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充分展示了战争对财富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打击。
除此之外，很多内在因素也会为长久的传承带来不同程度的障碍。例如创富原罪的风险（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人身健康或意外的风险。如果有企业，则不可避免地存在经营风险、决策失误的风险、行业衰退的风险等。在保富的过程中有可能面临投资失败的风险、婚姻失败的风险、税务不合规的风险等。在传富时还可能遇到例如只有一个子女且能力不足或中途夭折的问题，多子女因安排不当而引起纷争问题，或因忽略子女特质分配的财富类型匹配度较差进而导致财富折损的问题，子女教育失败问题，等等。这些都可能导致传承失败，使财富无法代代延续。
无论是普通收入家庭，还是一般高收入家庭，抑或是成功企业主家庭，都或多或少要面临上述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有可能带来的财富流失与传承障碍。越富有的家庭，越多成员的家庭，尤其是拥有家族企业的家庭，就越会面临传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英国著名军事家托·富勒有一段关于财富的有趣论述：“财富得之费尽辛苦，守则日夜担忧，失则肝肠欲断。”
其实这也反映了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应该明确的三大目标：财富创造、财富保护和财富传承。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甚至建立了自己商业帝国的成功人士往往希望子女能够继承自己的财富。同时，很多企业主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孩子”。他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在调配资源、资金、精力、时间时，常常最先考虑的是企业。对于市场中的财富管理顾问而言，在接触企业主客户时就要理解这个逻辑，否则就会把焦点放在劝说其要先做好财富隔离，要先拿出时间、拿出钱安排好家庭在“万一”情况下的宽裕生活。而很多企业主的思维是必须先养好企业这个“孩子”。财富顾问考虑的是企业主家庭在企业出现危机后怎么生活，道理上没错，但有多少企业主会总想着这个“孩子”不久就会“死”在我手里，所以我要先做好财富隔离这件事呢？
另外，很多企业在发展和扩张初期，由于资金短缺需要对外融资，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资方也经常要求企业主以个人资产做无限连带责任的担保。试想如果这个企业主创业成功就皆大欢喜，创业不成功也不影响富裕的家庭生活；如果这个企业主不敢或不愿孤注一掷去做事，那谁敢拿出真金白银给企业主去“试试看”呢？往往企业做不下去了，企业主最担心和难过的根本不是自己的生活将不好过，而是自己有可能要失去这个为之付出一切的“孩子”。所以只有在企业稳定且成熟之后，他们才会开始考虑如何让企业和手中的财富持久，并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继续伴随这个“孩子（企业）”长久地走下去。但是，也会随之产生一个问题，不少小企业主认为“现在我的财富规模还不够大，等企业和资产规模更大以后，我就会考虑规划问题”。但可预见的是，企业的成长势必要经历起伏，且谁也无法确定每次都能顺利地转危为安，企业规模小的时候如果没能做好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没有做好一旦失败还能东山再起的准备和筹划，也许就未必有机会做到更大规模了。
如此一来，应该在什么时点筹划；如何做符合不同阶段的筹划；如何在“企业的融资需求”与“建立投资人及资金借出方的信心”以及“企业主家庭生活基础保障”之间做到平衡；如何做到“全力以赴”又兼顾“顺时做好逆境翻盘的规划”？这些都需要创业者、企业主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深入的筹谋。
一项针对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上市的250家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研究显示：“在传承过程中，他们的家族财富平均下跌了60%。”同时，2021年普华永道发布的《2021年全球家族企业调研中国报告》显示，虽然中国内地家族企业对2021年及2022年的业务增长抱有更乐观的态度，但在备受关注的“接班人”问题上，超过八成的中国内地家族企业没有“继任计划”，将近一半的中国内地受访者表示没有家族新生代参与企业运营。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2021年《基业长青：探寻家族企业传承的成功之道》中的统计，中国百强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出生年份多为1950年至1960年；超过1/4的创始人年龄在70岁或以上；当前仍然在企业担任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CEO）重要职位的创始人平均年龄已超过60岁。然而，目前国内仍有约80%的家族企业在传承议题上尚无相应的继任计划。数据显示，到2020年底，我国民营企业已达4000多万家。可想而知，未来这些企业家想让子女顺利地继承自己的家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外，很多情况下，传承得好与不好，社会和媒体的评价也往往过于狭隘和主观，总是把错误归咎于二代不争气上。其实，在传承过程中存在很多复杂的情况和客观原因。比如，施展教授有这样一段关于历史的讲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诸葛亮把亲近小人远贤臣归结为后汉衰败的根本原因。那后汉的皇帝为什么如此愚蠢的被小人蒙蔽呢？是他们都特别无能特别昏庸吗？不是的！因为后汉的皇帝需要面对不同于先汉的形势，所以他们的选择是很有限的。在后汉时期，世族一代代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世家大族，他们垄断了知识和地位，垄断了社会上的舆论并在朝中担任要职，从而开始对皇上形成了各种制约。如此一来，皇上就需要找到自己人来与之抗衡，来支持自己。那么找什么人呢？只有两种，宦官还有外戚（皇后的家族）。宦官和外戚还彼此看不顺眼，也完全被世家大族们所瞧不起。外戚有不少也是出身世家大族，一旦与皇上结了亲，马上就会有压过其他世家大族一头的感觉，会借此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又会与其他的世家大族之间发生矛盾。所以宦官与外戚就会亲近皇上，而这些皇上的支持者在世家大族这些“贤臣”眼里就会被指责为“小人”。这与他们实际上的人品、官品如何其实关系不大。但皇上的这种行为，在世家大族嘴里，就会是“亲小人、远贤臣”了。
曾经东汉开国的头几位皇帝比较有实力，而世家大族也还在发展中，他们彼此还能相互制衡，当时还不算上什么大问题。到了后面的皇上，越来越受到世家大族的约束。才使得后汉的皇上步履维艰，需要得到更多支持。当然，这些人的忠诚是指望不上的，能指望的是，他们的身份地位都完全依赖于皇上，这些人即便是出于自私，也得站在皇上一边了。所以，
所谓的“贤臣”真的是贤臣吗？未必！
所谓的“小人”一定是小人吗？未必！
后汉这些皇上即便不能算明君，但真的就昏庸无能吗？未必！
这段讲述可以让我们思考几个问题：
（1）我们平时听到的、以为的，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情况。正如诸多媒体报道的二代如何败家、败业的新闻未必就是事实的全部。
（2）不成功的传承未必全要归结到后代继承人身上。在不同时代、不同市场环境、不同发展阶段下，后代所面临的问题、威胁、挑战，也与被继承人所面对的情况不同，可能更为复杂和困难。
（3）传承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各种因素所带来的问题。既要有对下一代综合能力及素质的培养，也要有针对未来可能发生问题的解决预案，更要有相对健全的机制，才能让继承人在有序的安排下发挥最大的潜能，或在突发的问题中顺利渡过难关。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
当然，只要企业家的子女足够优秀，即便没有给子女一定数量的财富，他依然可以创造财富；即便没有传给他企业，他依然可以做出更成功的企业。而且，好的传承并不一定就是接手前人所创办的企业。如果子女可以凭个人的兴趣与天赋发展不同的事业，或从事了其他的职业并表现优秀，这依然是一种成功的传承。虽然许多企业家明确表示：“我就是要把企业和我辛苦得到的传给我的后代，让他们持续兴旺家业。”但是，如果企业已经不能正常发展和生存，假如后代的所长并不适合原有企业的发展路径，导致企业在后代手中衰败，那家族企业领袖传给后代的就很可能不是财富，而是麻烦，甚至是巨大的负担。
不富有的人不会希望代代相传，富有的人大多希望世袭罔替。但古语有云：“君子之泽，三世而衰，五世而斩。”
传承之难自古有之，所以才使“富不过三代”的问题被很多人研究和关注。当前，社会环境更为复杂多变，人们也将面临诸多与时代并存的导致传承失败的因素，尤其是前面谈到的企业传承，这也让财富传承成为时下火热的生意。目前“工具传承论”大多是非富人及非企业主思维下的产品销售逻辑。把信托安排、保险安排、遗嘱安排等作为财富传承成功的关键，甚至是“富过三代”的关键，这既是对大众的误导，也是对传承的误读。资深从业者杨后鲁先生讲过一句话：“财富架构采取哪种形式要从具体需求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工具出发，然后将具体需求硬塞到工具里。”这种执业态度才更能体现出专业从业者的操守与水准。
不要指望任何工具可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猜疑、贪婪、无情、妒忌、伤害……所以工具解决的是继承问题。只有教育、习惯、传统、文化、家风以及因需而生的财富管理系统，解决的才是传承问题。当被继承人的创业精神、事业能力、眼界格局、为人处世、社会关系等软实力没能成功传承，说得更直白一些，若继承人没能力把所继承的企业更好地经营下去，或没能把自己的事业做出一番天地，抑或不懂得如何掌握与管理财富，而只想着享受和争夺更多资产时，即便依靠工具能完成财产的继承，就传承而言也已经失败了。所以，传承会比继承更慢、更久、更具前瞻性。不过也正是因为成功传承的概率极低，顺畅的继承才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重要起来，因为那至少可以满足被继承者希望下一代有钱、有资产可以支配的诉求。
从传承工具的角度看，家族信托是一个时髦的话题，甚至很多人认为只要使用家族信托，诸多传承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信托是一个舶来品，西方崇尚自由平等，讲求公正公平；而华人家族是垂直治理，讲求绝对控制。信托这种以西方文化和司法为基础的工具一旦进入华人家族，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突与水土不服。同时，信托更多体现的是有形财富的安排，而传承的核心是对无形财富的赋予。
其实，家族信托并非传承与管理家族财富唯一或最好的方式，它只是多元化的财富管理工具之一。曾有调研机构对中国香港150个用家族信托控制家族企业股权的家族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信托创立人在退休或过世之后，家族企业的业绩并没有表现得很好。信托是在普通法与衡平法背景下产生的法律工具，其中信托财产独立的特性与华人文化中所有权从属特定主体的思想还存在着差异，信托的应用还需要更多时间的磨合与实践探索，即便是在此方面已经走在前面的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以华人为主的地区也存在着此类问题。当然，很多业内人士为推动家族信托的发展不断做出努力，也使目前市场上的家族信托有了更多的落地经验。
以上阐述并非在否定诸如遗嘱、保险、家族信托、公益基金等工具与手段的作用，相反，这里更要强调工具在传承过程中是有必要且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传承需要的是各种工具与手段综合运用所搭建的系统。事实上，财富传承是一个越来越被重视的课题，因为如果成功创造财富的最终归宿是失败的传承，那对创富者们而言将是巨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