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国实施了“一边倒”国策，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完全倒向苏联模式。不久中国就发现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并且发现认为苏联模式并不是十全十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是最早意识到中国不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的人之一，毛泽东认真研究了苏联模式和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应用情况之后就发现并多次提出中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要走自己的路。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要走一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一次正式提出是在毛泽东一九五六年所著《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从此中国开始走向了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情况，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系治理，政治制度治理一直是在变化之中探索，一直在顺应中国和世界实际情况，不断变化完善，一直在调整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治理模式和内涵。在毛泽东主政时期（1949--1976）著名的变革就有三次。
毛泽东，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受中国人民景仰和尊敬的伟人。毛泽东是对中国历史，对中国古代文明及后续演变了解、掌握、研究超越了迄今为止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的政治家。他对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了如指掌。毛泽东很早就致力于探索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保证其政府长期执政问题，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有一段著名“窑洞对”对话来解释毛泽东对于未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政治文明制度治理已经有解决方案，黄炎培问：“一朝一代，其兴勃焉，其亡忽焉，中共如执政如何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自信地回答，这个我们已经找到了，这就是民主……。毛泽东本人一直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对人的自由看得很重要，一直主张要发展人的自由，在他主政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公民享有罢工、言论、宗教信仰自由有明确规定，尤其是第四届人大会议制定的宪法内容还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无政府主义的言论自由。
中国的第一次变革是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纳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深刻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人民群众的自由存在问题，于是经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同意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实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方针，意在推进言论自由，提倡争论，提倡不同意见共存。该方针一经推出便受到全国党内外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到一九五七年以著名的“反右运动”而收场，其结果是相反的，没有起到毛泽东最初的设想，社会主义制度运行机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结果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党内外人士和部分执政干部的思想受到了禁锢，而普通人民的思想却得到解放，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第一次推进开放言论自由的改革尝试，在政治与社会治理方面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约束的一次全国性的变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觉得中国应超越苏联经济发展模式框架，让经济走上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其路径是动员激发全国人民的意志、积极性，全党全民大办工业、农业和科技等，让中国快速实现经济现代化，这就是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发展至一九五八年达到高潮的著名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是有群众基础的，就是在“反右运动”中解放了普通群众的思想，“大跃进”运动确实在中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是“大跃进”运动没有取得成功，反而打乱了中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正常工业和其它领域经济建设秩序，影响了社会发展进程，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倒退了好几年。“大跃进”其中一个积极成果就是当时建立了一大批工业企业，为中国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实施的第二次变革。
中共执政十多年后，毛泽东反复思考、深刻认识洞察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治理模式是有问题的，是不可持续的，早晚会变质，会被人民推翻，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当权派，特权阶层，是严重的修正主义，官僚主义，不仅不为人民服务，而且压迫人民。他站在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看待社会主义制度运行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关系依然看得非常严重，把社会主义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看成阶级关系问题，对于中国国家政治状况的认识是：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制度发展趋势和过去压迫人民，不为人民服务的剥削制度是一致的，于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意图彻底净化改造人们的思想，从思想上彻底根除产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土壤。毛泽东号召人民起来造反，打到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特权阶层、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等。文化大革命运动历经十年，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酿成十年内乱，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到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改造人类思想，净化人类心灵，改造人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今后人类文明发展都有借鉴作用，是人类历史上执政党第一次通过号召人民造自己反的形式实施自我改造、自我净化，自我革命，在现代文明进程中进行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多年过去后，尤其是苏联垮塌后中国人民逐渐理解认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衷。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出发点，是为了从根本上反对官僚主义这一顽疾，说到底是为了防止党和政权改变其为人民服务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性质与宗旨亦即资本主义复辟，以文化革命运动形式从内部解决社会主义存在的制度问题。1980 年 8 月 21、23 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淋埃娜。法拉奇时说，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在一九八九年动乱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倒下，大多数中国人民不支持动乱和中国已经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运动有极大关系，这一历史值得深入研究。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中国不能乱，这也许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大宝贵遗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三次变革、改革、革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开始反思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人民也普遍开始反思探索，文化大革命运动过后反复经历政治运动的中国人民陷入了空前的反思，从上到下一致认为原有的路不能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彻底解放。今天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如此巨大成功，其思想基础就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才产生的，也许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不会成功。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党内外形成一致共识，要发展经济，要变革，要改革，当时的争论主流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么改，走什么样的改革道路，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正式拉开改革大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制又进行了三次大的改革。
第一次即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由邓小平主导，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短短十年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也带来了物价通胀、腐败出现，社会不公的情况，出现了一九八九年的动乱事件，以后几年改革开放处于摇摆不定的局面。
第二次发生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由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推进，正式提出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由此中国开始全面与市场经济接轨，全力发展各类所有制企业，通过改革与开放，发展经济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一致的主流声音，是国策，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目标，实际上对内更加开放，即解放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国人民享有空前的自由，中国人民享有的自由在某些方面比一些西方典型国家还要多，这恰恰是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精英没有看到的，中国人民享有的空前自由，极大释放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经济由此走上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奇迹。
第三次改革是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西方世界发生了全球经济危机，中国仍然快速发展，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国内留下了不少弊端，腐败猖獗、贫富差异巨大、环境污染严重、法制涣散、社会道德沦丧等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从反腐开始，从党内净化开始又开启一次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环境等全方位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样评价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部署，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是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全面经验和教训，分析了东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在过去一百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并结合当今国际形势及发展趋势进行的。提出了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中国必须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理念，提出了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等改革治国方略，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此届中央班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着眼于未来，全面布局，顶层设计，提出实施一列治国理政理念、思想、政策、方针和具体执行策略、方案，行动纲领。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八大以来至二十大十年中改革创新不断深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同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2 年十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十年来深化改革的历程和成果：“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实践和理论上完成了新中国七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提出了未来中国道路模式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道路模式发展方向已经确定，中国道路模式理论基本成形，中国道路模式思想基本成熟，基本上形成了中国道路模式完整的体系，从理论到实践上能保障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道路可持续发展。中国的面貌从此又焕然一新。
上述简要论述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孜孜不倦，不断变化，建设、改革、革命以适应广大中国人民的需求，以适应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在建设、改革、革命过程中主动地借鉴吸收融入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各种积极有效的文明要素，从而取得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辉煌的成果。总结新中国以来社会政治文明治理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模式、中国政治文明制度使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中国人民充满自信。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发展是在融入西方经济体系中发展的，又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政治体制，却取得西方国家包括全世界都难以置信的成果，中国人民伟大实践成果佐证了中国道路模式的正确性，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不断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主动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政治治理文明模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包容，借鉴，吸收一切其它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要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不断自我调整，自我革新，自我革命，从不固步自封，能够采用一条适合自身特点，为广大人民所能接受，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社会发展道路。合理的，不断修订的发展目标和实时把控改革开放的过程保证了结果的可行性，可靠性和预期性。正是这一不断变化的政治文明治理模式印证了中国道路模式的正确性。中国反对派在苏联垮台后曾预言中国共产党最多能坚持三个月到半年，二十多年后著名反对派倪润楠感叹，当时怎么都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有那么强的韧性。这种韧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变化与革新。其实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也都采取过类似的发展模式。
中国道路模式发展经验和历程其实也符合西方发展逻辑。过去一百多年以来，西方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不断调整，不断修正，不断完善才渡过一个又一个经济危机，才有今天仍然在世界上占有主流地位。研究西方企业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凡是优秀的成长性良好的企业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充分利用一切资源，采取恰当的竞争发展策略，及时变化调整。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企业，中国正是这样做的。中国道路发展模式也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如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优劣势分析理论等美国人发明完善的现代市场营销理论，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一个著名观点就是企业发展中最大的不变就是变。这一逻辑理论印证了中国道路模式发展不应该是僵化的，实际上也不是僵化。
按照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观点，不遵循西方政治文明模式市场经济发展不可能成功，但中国的发展成果打破了这一逻辑，这并不奇怪，一万年以来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多样性文明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中国共产党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模式、中国政治文明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教训，中国道路模式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并有可持续发展趋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和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二十大在总结十年深化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布局了中国道路模式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而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体制下的自由经济主义之路已经露出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势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道路模式，中国政治文明治理还需要完善，还需要继续改革，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续改革之路任重道远，会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