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虽然多处我并未严格按照历史事实进行叙述，但书中的动物无一是虚构的。它们的生活正如我所描绘的一般，但只恨我笔拙，难以淋漓展现它们的英雄气魄和个性魅力。

凡有关博物学的文章，世人常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我认为如此司空见惯的对待会令博物学风采丧失十之八九。一篇描述人类风俗习惯的文章仅仅有十页，这样的文章效果能令人满意吗？用同样的篇幅描写某个伟人的生平还差不多，定会收事半功倍之成效。以下正为我讲述动物故事的原则：我关注的主题是某个动物的真实个性以及它对生活的看法，而非将所有的动物混为一谈，用一种漫不经心且充满敌意的目光看待它们。

本书描述的是多种动物的故事，似与以上观点不符，但它们的经历各有不同，这般分而述之却是有必要的。不管怎么说，我讲的故事跟罗伯、宾戈和“野马”的真实情况几乎相差无几。

罗伯于1889年到1894年间在卡伦帕地区留下了一段狂放的传奇故事，而且当地的牧场工人都是非常清楚的，并能准确地说出它死于1894年1月31日。

从1882年至1888年，宾戈一直充当我的爱犬，尽管在此期间，我曾去过纽约几次，并在那儿逗留良久，关系时有中断——这些情况我在马尼托巴省的朋友们一定会记得。而我的老朋友——牧羊犬“大黑”的主人，会从本书中得悉他的狗到底是怎么死的。

“野马”生活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离罗伯的时代不远。这篇故事严格地记录了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只是在它的死因上尚存争议。根据某种说法：它一被关进畜栏，就折颈而亡了。“老火鸡爪印” 现在何处，不得而知，因此无法让他证实野马的死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乌利是两种狗的混合体——二者均为杂种狗，含些许柯利牧羊犬 的血统，被培养成了牧羊犬。《乌利，一只黄狗的故事》的前半部分是一篇实录，后半部分讲的是它变成了一个凶残狡诈、杀羊成性的凶手。其实，故事后半部分的细节是根据另外一只狗写的。那是一只黄狗，与乌利类似，长期过着两面派的生活——它白天是忠实的牧羊犬，夜里便成了嗜血好杀、凶暴残忍的怪物。这样的事情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罕见。自从开始写这些故事，我就耳闻还有一只牧羊犬跟这只一样，也过的是两面派的生活，夜间以杀戮为乐，野蛮地杀害当地的小狗。待主人发现它的行径时，它已夺走了二十只小狗的性命，并将小狗的尸体埋在一个沙坑里。它最终的下场和乌利一模一样。

总而言之，我现在掌握了六只这种“双面”犬的信息。凑巧的是，它们均为柯利牧羊犬。

“红脖子”曾生活在多伦多北部的唐河谷地，我的很多同伴一定都记得它。它于1889年在面包山和法兰克堡之间的一个地方被害，此处我隐去了凶手的名字，因为我想揭露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某个人的行为。

“银点”、“豁豁耳”和雌狐的故事都源自真实的动物。尽管我把若干同类动物的经历浓缩于一处，但此处所叙述的每一件事均为生活中发生过的。

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所以带有悲剧性——野生动物的一生总是以悲剧告终。

这样一本故事集自然要阐述一种普遍的观念——在上一世纪，这种观念会被称作道德观。无疑，人们对某种道德观会有不同的看法，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希望读者会发现本书在着意强调一种似《圣经》一样古老的道德观：动物和人类一样同属生灵——人类之属性，动物也具备一二；动物之特征，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拥有。

动物和人一样都是生灵，都有情有欲，只不过它们的情和欲跟我们的有强弱之分罢了，因而它们应该享有自身的权利。这一观点首次由摩西 提出，后被两千多年前的佛教徒加以强调，也开始为现今的西方世界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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