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调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经济复苏、国际发展合作、合作机制建设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十四五”时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的关键期，也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两者相互激荡，影响深刻。

放眼全球，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乏力与新动能崛起交织。在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的余波尚未完全消退之时，新冠疫情又成为了近几十年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202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大幅下降，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几乎同时处于衰退之中。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20年全年世界GDP总量81.563万亿美元，GDP增长率为-3.405％，是自2009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进入2023年，全球经济复苏仍然脆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3％放缓到2023年的2.7％。全球通胀形势不容乐观，目前这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关键风险，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算，2022年世界平均消费物价指数增长8.8％，与2021年4.7％的增长率相比，2022年的全球通胀率有了大幅度提升，达到21世纪以来的最高全球通胀水平。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兴起给全球经济带了新的改变，全新的B2B、B2C、C2C商业模式实现了商业交易由线下转为线上的转变，打破了传统商业贸易的地域界限，地域界限的模糊使得各个国家的税收主权遭到冲击。同时，以比特币、以太坊等为代表的数字货币价格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比特币的价格由2017年初的789美元到达68789.63美元的历史高位仅用了4年时间，但是数字货币尚未得到普遍的有效监管。新冠疫情对人们线下消费的影响，打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间接促进了世界经济进一步脱实向虚，对国际投资贸易、交流合作的影响使得全球化更加深入。

把握规律，税收对经济的支持作用由来已久且历久弥新。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扰乱了既有的宏观调控节奏。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积蓄动能、增强后劲，需要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税收是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更应当靠前发力，保持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对冲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增强中国经济发展韧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政府有效发挥财政职能的重要前提。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经济决定税收，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税收的广度与深度，税收反过来也对经济起着抑制或者促进的作用。不同时期因经济增速、质量、结构的差异，所适用的税种、税制、税率也是不同的。阿道夫·瓦格纳（1835—1917）认为，税收的主要目的是为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筹集经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认为税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1910—2007）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将税收职能阐述为组织财政收入、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稳定四大职能。在现实中，税收对我国经济的基本影响或直接作用在以下三个方面更为突出：

一是筹集公共资金。税收作为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在国家财政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需要通过税收工具取得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以行使其职能。组织财政收入依然是税收最基本的职能，没有受到动摇。

二是促进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税收在调控经济运行方面的作用逐渐显现。税收作为一项强有力的财政工具，其在优化资源配置，调节经济运行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税收政策的制定，体现政府的政策导向，使得政府能够有效把控经济运行的大方向。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通过提高税率等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来抑制过热的投资消费；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通过降低税率以及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来刺激投资以实现经济的恢复。政府能够通过相机抉择税收政策增加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以刺激消费，对市场的运行进行调整，引导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置，更好地激发市场的活力与潜力。

三是调节收入分配。过高的收入差距不但有损社会公平，而且根据消费边际倾向递减的原理不利于消费的增长，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通过税收调节部分纳税人的过高收入，并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将该部分税款进行公共产品的供给或分配给低收入人群，有利于发挥税收调节作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特别是面对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税制差异追求最大利润的现状，税收也可以在国际层面有效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锚定方向，各国税制改革已在经济波动的变局中开新局。税制改革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税收收入随宏观经济状况变动而变动，而经济发展趋势又是税制改革的主要驱动力。2015年以来，OECD各国税负总体稳中有降，在保证稳定的税收规模的情况下，大部分税种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收规模呈下降趋势，部分小税种如财产税、环境税呈上升趋势。各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影响普遍采取临时性的税收政策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各国税制发生新变化。

一是各国税制企稳压力增加。现代政府职能的扩展要求稳定的财政收入予以保障。理想的运行状态是税负总体处于稳定水平，各税种在全部税收收入种占比稳定。实践中，各国按照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对主要税种进行调整，但一般幅度不大。例如增值税方面，根据2019年数据，仅日本（提升两个百分点）、中国（降低三个百分点）做出较大改变；针对个人的税收中，个人所得税普遍降低但遗产税等财产税呈上升趋势。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各国政府出台相关措施提高赤字率，增大债务规模，增大了税收风险与压力。保证税收的及时足额征收成为关键，稳健的税收体系以及成熟的税收征管制度变得尤为重要。

二是各国税制在稳定中寻求新变化。为了更好地应对经济衰退问题，数字经济导致的逃避税问题，以及构建绿色税制等相关问题，各国纷纷对税收政策采取针对性调整：

一方面，适应经济新形势进一步优化税制。面对复苏乏力的国际经济形势，短期的减税成为各国的主旋律。通过降低税率、递延纳税、减少非税收入等手段，政府以通过放弃财政收入的形式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能够创造更大的消费，消费的增长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以美国2018年“特朗普税改”为标志，西方国家进入了新一轮的减税进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由35％大幅度下调至21％，同时鼓励海外利润回流，虽然未实现其预想的海外利润全免税政策，但就“全球无形低税所得”（Global Intangible Low-taxed Income，GILTI）中设立大量优惠扣除，实际税负并不高。拜登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虽回调其部分政策，但其拟调整后的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28％仍低于特朗普税改之前。为应对美国强有力的减税政策，欧洲各国纷纷出台相应政策。以OECD的36个成员国为例，在2020年提高最高档税率和降低最高档税率的国家占比分别为5.5％和8.3％；提高中低档税率和降低中低档税率的国家占比分别为13.8％和25％。与此同时，有91.6％的国家缩减了税基，社会保障缴款方面，降低费率与提高费率国家，缩减费基和增加费基的比率分别为3∶1和8∶1。

另一方面，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全球共同治理。大量的跨国公司及营利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巨额的利润，其利润的分配以及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一直是各国争论的焦点。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建立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CFC）制度，对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的税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具有不受地域限制、去中心化的特点，这对各国税收征管和国际税收治理提出了很大挑战。

近年来，针对高收入群体的调整性税收政策成为改革热点。随着资本在全球的迅速扩张，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一国之内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各国为缩小贫富差距纷纷出台新政策，增加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有：拜登政府拟大幅提高高收入人群税率，美国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高收入人群将可能面临43.4％的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丹麦政府拟将适用于股票交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至45％；葡萄牙对价值超过200万欧元的房地产征收1.5％的附加税。增加跨国企业和高收入人群的税负，不仅可以降低收入差距，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够有效组织财政收入，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增加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是今后各国税制改革的趋势。

三是基于新兴经济，完善税收制度与监管体系。数字经济的兴起使得全球经济展现出了新的特点，以互联网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型跨国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税收筹划，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对各国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发起冲击，税源呈现出隐蔽化、分散化的新特点，各国政府为应对数字经济的兴起可能带来的偷逃税问题，正在做出积极的改革。法国开始向大型跨国互联网企业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同时，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国也拟开征数字服务税。韩国、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及太平洋（EAP）区域国家，正逐步将数字货币作为公共财政管理改革的新方向，不断推广和普及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划分数字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税收利益，尽快将数字经济纳入监管，是各国政府目前继续进行税制改革的重心。

提炼升华，引导我国税制改革在把握危机和时机中育先机。面对正在深刻改变着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站在“两个大局”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起点，因时应势，我国税收制度的改革方向应该如何？怎样改革才能适应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全球经济的融合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未来我国税收制度的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都有哪些？本书通过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基于国内外税收制度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析论述。

第一部分介绍世界税收制度的总体趋势和主要国家的税制改革，是对全书主要观点的全面概括，包括对世界税收改革的趋势和特点进行总结分析，参考借鉴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税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系统梳理税收政策改革的具体措施，以便从中汲取完善我国税制的经验。

第二部分介绍经济数字化背景下税收制度改革的路径与举措，体现本书对新兴经济发展的关切，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下税收制度的构建展开，包括分析BEPS 2.0框架下超越经济数字化的国际税收规则变局，透视“双支柱”体系对全球税收治理的价值，提出经济数字化税收应对方案以及数字服务税的作用效应和发展趋势，为我国税制改革的现代化发展和高水平推进做出探索。

第三部分介绍世界主要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财税政策，为抗击病毒、重振经济，世界上多个国家出台了刺激经济的财税政策，总的原则是“增支减税”，并同时放宽对财政赤字的限制。其中，各国运用对医疗卫生部门增加拨款、对受影响的企业或个人给予补助等财政激励政策，以及通过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及降低其税收遵从成本等税收优惠措施，来帮助企业与个人渡过难关。

本书在研究中抓住了“世界税收”和“数字经济”两个关键词，瞄准我国税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和突出问题，不求面面俱到，力求精准到位，体现跨越地域、跨越国别的真理追寻，包容互鉴和共同繁荣。因此，本书的研究也将为未来税制改革探索中国方案和有效路径提供参考借鉴。

一是进一步深化我国税制改革。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健全体制机制，配合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实现四个聚焦，聚焦支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聚焦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聚焦支持科技创新，聚焦支持外商投资，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配合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眼国家长远发展，进一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增强科技创新的活力和动能。配合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推行减税降费政策，增加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释放更大消费潜能。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消费疲软，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能够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潜在活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要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优化税收征管体系，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加快建设智慧税务，积极助力国家治理方式变革；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目标，深入推进精确执法，不断提升税收法治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以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大力推行精细服务，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根本要求；以健全完善税务监管体系为重点，科学实施精准监管，在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彰显国家治理效能；以共建共治共享为遵循，积极拓展精诚共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共治样本。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税务执法和监管，维护公平公正税收环境；持续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优化税收营商环境。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以高效的政府管理制度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有利于重塑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二是积极参与国际税收体系建设。国际税收话语权的大小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之一，当前国际税收体系的主要话语权依然把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世界税收格局发生着新的变化。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强国，我国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税收体系的建设中去，从以往国际规则的参与者逐渐转向国际体系的建设者。我国作为二十国集团（Group of 20，G20）成员，先后提出利润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创造地征税、修改数字经济税收规则等1000多项声明和建议，同时我国已于2017年成为《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多边公约》第一副主席国。我国在强化国际税收合作，打击国际偷逃税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税收利益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前行着。我国将继续在G20和OECD的框架下发挥积极作用，秉持多边主义精神和开放合作的态度，参与方案的具体技术设计和后续磋商，积极做好多边公约的签署和落实工作，推动国际税收体系向着更加公平、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进程向着更快、更好的方向迈进。

三是完善数字税收体系建设。开征数字服务税是当今国际税收的趋势，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均拟开征数字服务税。据《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统计，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应当尽快完善数字税收体系建设，完善数字税收监管，完善税收权力的边际界定，保障我国的正当税收利益，降低我国数字企业风险成本，实现健康发展。

数字税收也需要依托税务机关本身的数字化，提高自身征管能力。利用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技术红利，税务机关通过信息化的税收征管系统降低征管成本，以大数据为依托分析、预测纳税人应税行为，发现潜在的偷逃税行为，保障税款得以及时征收。总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主动选择。有效借鉴各国税收制度设计的先进经验，出台更有力的税收支持政策，才能充分展示税收工具在稳预期、提信心方面的积极作为，为经济稳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确保我国经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动力更大、阻力更小。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