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古往今来，许多专家学者都深入研究了收入分配差距和共同富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富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富裕思想一脉相承，与西方应对不平等理论有着本质差别。
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的共产主义社会，并阐述了它的一些主要特征：生产资料公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富裕”理论为指导思想，基于国情变化，创新发展了共同富裕理论。第一，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裕上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使其成为一个特有概念，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时提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状态应该是共同富裕，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却没有明确将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要素。而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下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下的一个独立的子理论。第二，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循序渐进地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和恩格斯设立了社会主义发展由低级到高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但是存在于理论阐述里的这一目标过于抽象。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具体化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比较抽象的目标。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四个现代化”到“两步走”，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三步走”、新“三步走”“两步走”等明晰的阶段性战略发展规划，将共同富裕细化为阶梯式上升的多个子目标，从而使共同富裕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第三，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生产力之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生产力只有高度发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适应其继续发展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才能取代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通过有差别、分先后的方式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短短数十年之内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路程。这足以证明，以共同富裕目标为指引，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不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这一阶段，也能够通往共产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提供了有力的补充。第四，丰富了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表述的按劳分配是在生产资料完全公有、消灭了商品交换及其外在表现形式货币的前提下实行的。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下，消灭商品经济的后果是社会的发展失去活力。由于个人劳动仍然需要进入市场转换成为社会劳动，我国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分配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纯粹按劳分配不同，是在确保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可以充分调动一切有助于生产发展的积极因素为积累共同富裕的物质产品而服务的制度。
我国的共同富裕方案也优越于苏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探索。一方面，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仅强调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也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重要的物质基础。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更多地强调社会产品的分配及公有制形式。另一方面，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注重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强调让全体人民共享劳动成果；而苏联社会主义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是强调集体的利益，较少强调甚至忽视个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当利益。
共同富裕与西方应对不平等的理论在目标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两者都致力于减少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但两者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应对不平等的实践在长期运行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暴露出其固有的缺陷，共同富裕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缺陷。
第一，共同富裕的公共性超越了西方应对不平等理论的狭隘性。共同富裕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富裕，而不是少数群体的富裕，彰显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而西方应对不平等的理论不能使所有公民受惠，弱势群体往往成为被忽视的那一部分人。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剥削劳动者基础之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其中的大多数作为剩余价值为少数的资本家所占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可能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表现为结果上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富裕，体现其全面的公共性，而且在实现过程中还要求全民参与、共建共享，避免了重蹈西方福利制度“养懒汉”的老路。
第二，共同富裕的普惠性超越了西方应对不平等理论的掠夺性。共同富裕的财富源泉是全体人民的劳动成果，而西方应对不平等方案的重要财富来源之一是占有本国或他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异根本上源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致力达成的目标，社会主义的人民性是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党无法企及的。与西方国家从一些欠发达国家掠夺超额剩余价值来维系自身运转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的要求和目标是惠及全体人民和世界各国。
第三，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超越了西方应对不平等理论的权宜性。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远大理想之一，将这一理想转化为现实，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
当前，我国共同富裕正在有计划、可持续地扎实推进。西方世界虽然在工业化道路上捷足先登，在几百年间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果，但由于其社会制度的固有缺陷、福利制度的不彻底性，致使社会贫富悬殊问题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平等，凯恩斯主义盛行。然而到 20世纪 70年代，伴随经济危机与“滞胀”的出现，支撑福利制度的凯恩斯主义失灵，新自由主义思潮泛起，西方国家又对应对不平等的方案进行调整，可以说西方应对不平等方案的每一次变革皆是出于权宜之考量，难以持续。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得共同富裕具有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四，共同富裕的全面性超越了西方应对不平等理论的片面性。共同富裕不仅指物质生活富裕，而且蕴含精神富裕与生态富美的内涵。西方福利制度主要关注民众的物质生活，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是其主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失业工人的激增、民众惰性的增加，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面临财政危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暴露。西方应对不平等的方案不但没有从根本上为其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反而诱发了政治制度诸多弊病的爆发，以及民众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危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是在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中稳步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