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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同富裕本身就带有中国和社会主义的特质，因此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几乎没有直接针对共同富裕的研究。特别在西方学者的视域中，个体之间的差异和财富的不平衡增长是深植于认知之中的正常现象，因此关于“共同富裕”及其相关内容并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议题。但是国外学者一直以来对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财富创造不断进行着研究。而在这两个宏大的主题下，个体、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发展是不可忽视的议题，与我国共同富裕思想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联系较为密切。因此，总结西方应对不平等的思想观点，并进行比较分析，对科学界定和完善我国共同富裕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交换机制，反对国家对分配领域的干预。针对分配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他主张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解决，而不是依靠国家的干预。而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分配关系的影响因素众多，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当市场失灵的时候，经济关系中的分配层面就会出现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巨大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亚当·斯密认为，商业社会中财富不平等的原因是社会总财富在不同群体间分配不均而导致的。在应对不平等上，一方面，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以及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能够解决商业社会中财产权利分配不平等现象。国民财富的增加有助于缓解社会贫困，原因是国民财富的增加，相应地会带来社会对雇佣工人需求量的增加。国民财富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劳动者投入社会生产中去，劳动者的薪资水平也会随着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大而得到改善。这一观点正是后来为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涓滴理论”。另一方面，亚当·斯密认为仅靠“涓滴效应”不可能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故提出了通过财政税收制度来缓解不平等。在《国富论》中，多处可见亚当·斯密对税收问题的讨论，他主张对富人征重税、对穷人征轻税。例如，亚当·斯密认为“富人不仅应当按照他们收入的比例对公共开支做出贡献，而且还应高于那个比例，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这实际上是主张累进税。又如，亚当·斯密主张对房租支出征税，理由是富人的住房比穷人更加豪华，房租支出占其全部生活费用的比重更高，“富人所负担的房租税一般最重”，也就是主张对高档消费征税。除了对各种具体情境下的税种和税率进行讨论之外，亚当·斯密还首次提出了税收四原则，即平等、便利、确定、最少费用。其中平等原则要求国家按照比例对每一个国民享受政府提供的利益征收赋税。他认为累进税制会改变社会的分配结构，影响资源配置；商品税和货物补贴同样具有非中性的性质，也会影响资源配置，因此主张建立利润税、工资税、地租税“三位一体”的中性税制。可以看出，亚当·斯密主张的比例税以及累进税，都有减少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福利经济学从福利观点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社会评价，主要从资源配置效率和国民收入分配两方面来研究一个国家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福利应具备的条件和国家为了增进社会福利应有的政策措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促使经济学家反思效率之外的公平问题，庇古开创的福利经济学致力于以增进社会总福利为目标制定经济政策。庇古福利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从财富增长到福利增加。庇古将西方经济学对于财富增长的注意力转移到国民福利的增加方面。为了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及解决社会贫困的问题，庇古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前者可看作是效率问题，后者可看作是公平问题。二是国民收入增长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庇古认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是促进经济福利的主要因素。一个社会如果要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就必须增加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产品量；而要增加社会产品量，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否则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国民收入总量。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增加社会生产；增加社会生产最根本的是要使社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三是收入均等观和财产转移论。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庇古主张通过收入的转移，以增加社会总福利。他提出，如果政府一方面采取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之类的措施，另一方面采取一些社会福利设施，将货币收入从富人那里转移给一些穷人，那么就可以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从而使国民福利总量增加。庇古认为，为实现分配结果的公平，必须将国民收入从富人手中向穷人那里转移。庇古认为从富人那里向穷人转移收入有四种形式：自愿转移，即由富人将他们的财富自愿地捐献给穷人；强制转移，即征税，主要包括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直接转移，即举办一些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措施，如养老金、免费教育、失业保险、医药保险、房屋供给等；间接转移，即由政府补贴穷人最迫切需要的物品或公用事业的生产部门和生产单位，使穷人受益。四是国家干预思想。庇古提出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制定法律和公债等方法来合理配置资源，并将所获财政资金用于投资，投资收益用于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将使社会经济福利增加。
20世纪 30年代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对旧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序数效用理论基础上的新福利经济学。其中，帕累托的收入分配理论是基于效率的视角来探讨社会公平问题。通过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可知：假如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竞争性均衡对实现帕累托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建立于此基础之上的帕累托效率有可能是公平的，也可能是不公平的。怎样把不公平的收入分配转变为公平的呢？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阐释这样一个事实：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个人禀赋的初始分配可以通过政府行为进行改变，但是其他事情得由市场自行运转进行解决。从中可以得知，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的调节来解决起点分配的不公平问题，而改善分配的效率则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用市场自由价格竞争来实现，即实现竞争均衡必须要靠完善市场机制来保证起点的公平。
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分配公平理论形成于 20世纪 70年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他提出了以“可行能力”为核心的分配正义观，通过分析“能力”这个涵盖面较广的词语，概括了人的全面自由，并将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定为追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从能力视角出发的平等观超越了收入、效用的狭隘性，成功地将对物质和结果的考察与对自由和权利的考察结合起来，把对不平等实际状态的关注转向对机会的关注，促使人们从广域的角度重新思考社会平等问题。贫困问题的解决和分配正义的实现，需要在社会进步中不断解决，认真对待能力实现的条件。在进行社会分配决策的合理实施时必须时刻以人的基本能力为内在条件，同时兼顾权利的外在保障。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不是单纯提高收入，而是要努力实现人们实际能够拥有的自由。阿玛蒂亚·森还给出了改善贫困群体收入的具体政策建议，深入探讨了贫困背后的政策、制度、伦理、技术等深层次原因和相互关系，有力推进了收入分配公平理论的发展。
福利经济学思想给实现共同富裕的启示是，不仅要研究财富的增长，还要研究财富的分配；不仅要关注财富的分配，还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还要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20世纪 30年代，席卷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缺陷暴露无遗。着重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很多重要著述也在这个时期成文。
到了 20世纪 70年代末，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新自由主义取得主流地位，再次把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上升到一个更系统化的高度。1989年，墨西哥、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陷入了经济债务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提出了包括“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开放市场，推行贸易自由化，放宽政府管制”等改革措施，即历史上所称的“华盛顿共识”，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进入了历史的新时期。新自由主义提倡维护个人自由，认为政府除了规定市场活动的框架条件以外，不应该对市场经济采取过多的干预。新自由主义提倡各国在国际上进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反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都提倡减税政策，主张贸易自由，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华盛顿共识”下大规模的减税措施，虽然总体上减轻了人们的税收负担，但是富人所需要承担的税负减轻的程度更大，导致国内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举措，从表面上看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原则加强对经济的管控，实际上其本质和内核仍是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削减福利开支，还是给垄断金融资本以巨额救助，从而将危机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其最终目的都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则陷入贫困与失业中。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 20世纪 70年代后社会不平等的上升，主要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两极分化严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理论意义的观点。
（1）“涓滴效应”理论。
“涓滴效应”又译作渗漏效应、滴漏效应，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涓滴效应”缩小贫富差距理论最早由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著作《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政策与“二元性”》中提出。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带动发达地区经济繁荣，可产生“极化效应”，会拉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然而，从长期看，发达地区经济繁荣能为欠发达地区带去投资与就业的便利，从而惠及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也即先富带动后富，从而缩小贫富差距，产生收益犹如水由上至下不断渗漏的“涓滴效应”。“涓滴效应”缩小贫富差距理论的核心思想为，要解决贫困问题就要经济增长；效率与公平不可兼顾，意即经济增长与公平的收入分配是不相容的；市场机制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是可以使贫困问题在经济增长中自行消弭的。然而，西方发达国家 20世纪 70年代的“滞胀”现象，证明经济高速增长与高失业、贫困问题是可以并存的，而且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也会有“市场失灵”的情况发生，故而只有通过政府的调节与制度的完善，才能使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多地惠及贫困人口，才能缓解贫困问题。
（2）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新剑桥学派认为，应最终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提出政府要采取多种手段调节收入差距，主张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研究，认为收入分配的分化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新剑桥学派尤其重视如何充分利用税收的功能来调节贫富差距、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强调在税收制度的构建时，应该慎重考虑行业间的税负差别，以及行业间的税负能力，要重视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政策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是新剑桥学派认为税收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重要手段和工具的基本观点。所以，该学派所有政策建议都非常强调收入分配的基础地位。其具体政策建议主张低收入阶层尽量少纳税，高收入阶层多纳税，高收入者的税收占收入比例应高于低收入阶层，认为短期内所得税应采用累进税制；而针对消费行为应开征消费税，加大对奢侈品征税力度，减轻对生活必需品的征税，甚至免税。从长期来看，新剑桥学派建议征收没收性的遗产税，除了给孤儿寡母留遗产外，其他遗产一律征收，这样可以彻底解决财产的集中，可以抑制靠财富传承而不劳而获的行为，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增加公共目标的财政支持力度，也激发了社会财富产生的活力。
同时该学派非常注重加强对税收的微观作用分析，提出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微观政策。尽管新剑桥学派的观点存在很多问题，但对当前我国税收发挥促进共同富裕作用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3）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是以提出该曲线的学者西蒙·库兹涅茨的姓氏命名的，该曲线用于解释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收入不平等现象并不明显；而当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时，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会扩大，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并不是持续的。在过了拐点之后，经济增长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减少。由于收入不平等现象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先增大后缩小，两者的关系呈倒“U”形，这也是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库兹涅茨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新兴的工业利润高，回报快，所以捷足先登者会很快致富。先富起来的人往往会把赚来的钱作为追加资本再投入生产过程，这样就会形成滚雪球效应，使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此外，由于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大量人口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部门，这也会导致这两个部门之间和它们内部收入差距加大，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而随着工业化的完成，收入差距也将随之趋于稳定并且回落。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应鼓励富人进行投资等活动，活跃市场竞争并带动经济发展。若实施减少再分配的分配政策，则会抑制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健全，最终影响广大低收入者的利益。库兹涅茨理论在 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推崇。然而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根据其掌握的数据进行研究，完全颠覆了库兹涅茨曲线。
（4）皮凯蒂的收入分配理论。
《21世纪资本论》是皮凯蒂的重要代表著作。他使用欧美国家近 3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市场经济中贫富分化走向及收入分配失衡的历史演变趋势，主要研究了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以及财富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社会分配问题。其基本观点是：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发展自身能够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理论是全然错误的，就决定财富分配的经济运行机制而言，市场经济的固有趋势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日益扩大。其一，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看，欧美发达社会中的财富分配都是高度不平等的，而这种财富的高度不平等分配，主要体现在资本或财产及其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之上。其二，造成欧美发达社会这种财富高度不平等分配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运行，而其具体机制则在于，“r＞g（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政治和社会的外部力量冲击，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必然会导致资本或财产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增长，长此以往又会导致资本/收入比（β）与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α）的不断上升。而由于初始资本分配的不平等，资本收入越来越高于劳动收入的趋势就必然会使资本或财产越来越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总而言之，即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造成的过高资本收益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其三，虽然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运行，但决定财富分配状况的因素还有社会和政治等各种其他因素。为了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主要应当依靠资本税等。在皮凯蒂看来，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缩小的因素，除了战争等外部冲击之外，主要的途径有两条：政府干预性质的税收政策和对教育的投资。遗产税和房产税等财产累进税能够遏制资本或财产的集中度，所得累进税能够遏制不劳而获性质的资本收益和高额工资收入的增长，新的资本累进税有助于进一步遏制财产及其资本收益的不合理增长，而对教育的投资能够普遍提高大众的劳动能力从而平抑劳动收入的差距。
（5）基尼系数和帕累托分布。
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吉尼系数、坚尼系数，是 1943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根据洛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是一个比例数值，在 0和 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一个居民集合中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详见本书 3.1.1.1节）。
帕累托分布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命名的，是帕累托从大量真实世界的现象中发现的幂次定律分布。帕累托因对意大利 20％的人口拥有 80％的财产的观察而著名，后人将其概括为帕累托法则，也即 2：8法则，后来进一步概括为帕累托分布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