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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游说现象与其政体建立几乎如影随形。税收政策由于涉及当事人的直接经济利益，长期以来一直是说客们公关的重点。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美国商会和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组织等大型游说团体 2017年第四季度用于游说活动的费用均出现大幅增长。一些知名大企业也纷纷加大对税改法案的游说力度。
美国著名的公共监督组织“社会公民”发布的一份报告将影响国会通过《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TCJA）的隐秘力量——说客，推向了台前。与此同时，英国路透社的一则报道指出，在 2017年第四季度，美国国会通过税改法案的关键时间窗口，美国相关团体的游说活动激增。所有这些引起了坊间对游说团体对美国税改法案影响力的关注。
游说的一般定义是，试图影响政府、立法者或监管机构成员行动、政策或决定的行为。这里的“游说”（lobbying）来源于建筑物门厅（lobby）一词，意指早年间的说客，多在国会大厦门厅或者议员所住酒店的门厅守株待兔般等着过往议员，向他们进行游说。这类游说活动形成规模后，也有人将lobbying意译为“院外活动集团”。
美国的游说现象与其政体建立几乎如影随形。早在 1792年，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弗吉尼亚州老兵为了获得更多补偿金，就雇用能言善辩的威廉姆·胡尔对议会进行游说。200多年来，游说活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机器运转的润滑剂和利益博弈的催化剂，其中并非没有为公平与正义奋争之举，但因金钱占有越来越大的支配作用，利用贪欲谋取私利已呈积重难返之势。
为了规范游说活动，美国国会于 1946年通过了首部综合性游说活动管理法规。1995年通过的《联邦游说管理法》更是明确规定，个人若使用 20％以上的带薪时间从事影响政策的活动，便须登记为“说客”。据统计，目前华盛顿登记的“说客”已经超过 1.2万人。美剧《纸牌屋》中有一个人物——雷米·丹顿，就是华盛顿社交场合上经常能见到的那种职业说客。
税收政策由于涉及当事人的直接经济利益，长期以来一直是说客们公关的重点。根据“社会公民”组织的统计，在 2017年，华盛顿登记在册的“说客”有一半以上对税改法案问题进行过游说活动。
对于“说客”影响税改法案的能量，就连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边境调节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凯文·布雷迪都忌惮三分。他曾向媒体表示：“正是一些有组织的游说活动，迫使共和党放弃了边境调节税方案。”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美国财政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在 2017年 9月 27日发布了税制改革方案的框架性文件，确定了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等原则。在随后的 2017年第四季度，联邦政府和参众两院加快了推动税改法案通过的进程。趁此之际，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美国商会和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组织等游说团体纷纷投入重金，加大对国会议员通过税改法案的游说力度。
据相关报道，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美国商会和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组织等大型游说团体 2017年第四季度用于游说活动的费用均出现大幅增长，并位居所有游说团体的前三名。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第四季度花费了 2220万美元用于游说活动，比其他任何一个游说团体或大企业都多，因为其试图反对税改法案中“降低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扣除”和“标准扣除额提高一倍”等条款。
作为华盛顿最强大的企业界游说团体——美国商会，2017年第四季度的游说支出为 1683万美元，大大高于第三季度的 1312万美元。美国商会成立于1912年，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商业联盟。美国商会代表着美国国内各行业逾 300万家企业和商业机构的利益。对美国政府制定贸易和税收政策具有很大影响力。其主要职责是为商业机构和企业的利益向美国国会、白宫、立法机构、法院、民意庭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争取权益。
根据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组织公布的 2017年游说信息公开报告，该组织在2017年第四季度花在游说方面的费用高达 1735万美元，几乎是第三季度的 4倍。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组织是一家由上百位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组成的协会性质游说集团。摩根大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杰米·戴蒙 2016年 12月走马上任该组织的主席，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强生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则担任副主席。
在 2017年第四季度，美国商会和商业圆桌会议组织还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在全国各地的国会议员选区电视台和电台播放广告，呼吁选民们要求代表他们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支持税改法案。
一些知名大企业也纷纷加大对税改法案的游说力度。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谱这五大科技公司是美国市值较高的五家公司。它们的市值在2017年都跟着美股创了新高，而同样创新高的还有它们花在游说方面的钱。非营利组织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s）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美游说总花费有 33.4亿美元，市值较高的美国五大科技公司游说总开支达到 5838万美元，2016年这个数字是 4900万美元。在五大科技公司 2017年提交的游说报告里，最多被提及的政治话题就是“税收”。
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众议院、参议院、联邦政府一众共和党有功人士为税改法案通过额手相庆之时，阻止税改法案通过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则在发泄心中怨气。
同样的悲喜剧，在力图影响税改法案的游说团体中亦在上演。
对于职业游说公司汇聚的华盛顿K街来说，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第一年是一个好年成。根据美国参议院公布的 2017年《政治游说阳光法案》收入排名，规模较大的前 20家游说公司中有 18家在 2017年实现了收入增长，不少公司增幅巨大。例如，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Covington＆ Burling）在2017年获得了 1780万美元的游说收入，与 2016年 1260万美元收入相比，增长了 40％以上。
作为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组织的主席，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对税收等问题的游说活动特别上心。据报道，戴蒙 2017年频繁进出白宫，足足有十几次，是往年平均访问次数的 4倍。2018年 1月 24日，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他表示，受美国税改鼓舞，将投资 200亿美元为员工加薪并在美国开设 400家新支行。
当然，也有徒劳无功的。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 2017年尽管投下重金，试图影响税改法案，但并未奏效。根据税改法案，可以计入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扣除的上限已从 100万美元降至 75万美元。
相关评论指出，房地产经纪人本身并不反对税收减免。房地产经纪人反对的是，税收减免削弱了对自住房屋的购买激励。具体来说，当中产阶级家庭坐下来核算他们的税收时，他们可以选择分项列出扣除额，也可以选择申请标准扣除额。为了简化税法，共和党将标准扣除额差不多翻了一番，单身人士的标准扣除额从 6500美元增加到了 12000美元，已婚人士的标准扣除额从 13000美元增加到了 24000美元。由于标准扣除额翻了一倍，将极少有纳税人再为分项而烦恼，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必担心申请抵押贷款利息的扣除额，而抵押贷款利息扣除本意旨在激励他们购买住房。换句话说，房地产经纪人不介意他们的客户把更多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中。他们只是希望减税的结果是以客户购买房子为前提的。
（本文刊载于 2018年 2月 6日《中国税务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