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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为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实行“兵谏”，发动了轰动于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将军退出“剿共”战场，与红军实现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等一系列行动，是怎样产生的？他的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弄清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
本文作者申伯纯同志，当年是十七路军交际处处长。他在文章中回顾了我党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具体经过，记述了张学良与我党沟通联系、在延安会谈等详细情况。这些史料对于我们研究那段历史是颇有价值的。
本文分两次载完。
1935年10月下旬，张学良到南京去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这次到南京，心情有些暗淡。因为一个月以前一一〇师被红军消灭了，十天前一〇七师又受到重大损失，而蒋介石对他既没有什么安慰的表示，军政部长何应钦又不但不给丝毫补充，而且还要减发军费，取消一一〇师的番号。他既挨了红军的打，又受了“中央”的气，所以临来之前，心里就已经憋着老大的不高兴。及至他到了南京，飞机场上冷清清的，只有钱大钧一个人来迎接他，同从前他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时候，每到南京，总有何应钦、宋子文等一大群高级文武官员迎接他的那种声势烜赫的场面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能不使他有一种今昔异势的感觉。他把这种冷落场面和不久以前军事上的失利联系起来，心里更觉得非常难受。
11月下旬某日，张学良在南京又接到一〇九师全军覆没、牛元峰师长阵亡和一〇六师也受到损失的消息，这更使他又气又急，非同小可。气的是董英斌违背他的嘱咐，晏道刚擅自作主，致使部队轻率前进，惨遭覆灭；急的是时间不到三个月，便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照这样下去，不要一两年，东北军岂不就全部被消灭完了吗？这在张学良是何等痛心的事！因此，他在盛怒之下，立即撤了董英斌的军长职务；晏道刚因为是蒋介石的人，不便给以处分，只好对他重重地申斥了一番。这时蒋介石、何应钦、陈诚这些人，都在忙着开五全大会，对于这件东北军存亡攸关的大事都不作理会，连情况都没有好好问一下；张学良向他们报告，他们也不耐烦听，好像与他们痛痒无关似的。这就使得张学良更加难堪了。
接着，北京大中学生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和华北政权特殊化，爆发了“一二·九”抗日示威大游行，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这种炽烈的斗争形势更刺激了亡省亡家、满怀悲愤的张学良，使他不由得想到了几年来的遭遇：在日本要灭亡全中国、全中国人民都起来要求抗日的局面之下，自己国难家仇，集于一身，为了复仇雪耻，本来应该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但是自己因为几年来总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而蒋介石却说“攘外必先安内”，“要抗日必先消灭共产党”，自己也服从了蒋介石的命令，以致丢掉了东北，离开了华北，弄到中国之大，无自己容身之地，并忍受了一切因不抗日所招致的唾骂和耻辱，跟着蒋介石去打共产党。现在事实证明，不但共产党打不了，反而牺牲了自己的部队；自己受了损失，得不到蒋介石、何应钦等一点鼓励，反而看他们的嘴脸，受他们的窝囊气。这太使人难堪了！这是一条什么路？是不是一条错路，一条死路？继续走下去，自己将得到什么下场？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领导着全国人民从事热火朝天、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同自己和东北军全体官兵抗日复土的要求原是一致的。而且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到达了陕北，并且在长征疲惫之际，还能以劣势的武器击败了装备优良的东北军。这其间必有不可战胜的道理。既然如此，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跟着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占据了张学良的头脑，咬住了他的心，使他吃不好饭，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最后他想到因从事抗日活动而在上海坐牢的杜重远。
杜重远是辽宁人，“九一八”前当过张学良的秘书，也办过企业，同张学良的关系很好。“九一八”后，杜到上海一面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邹韬奋、章乃器等相友好，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宣传抗日。1935年6、7月间，由于该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被日军认为“侮辱天皇”，提出严重抗议。国民党政府即将杜重远逮捕，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杜在服刑期间，被保释移住上海虹桥疗养院，由法警监守。张学良想到杜重远一贯宣传抗日，在上海结识一些进步人士，在政治上一定会有一些好的意见。于是他在五全大会闭幕以后，就托故去上海，设法秘密约会杜重远。
在那次会晤当中，张学良把他自1934年冬从意大利回国以后宣扬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做领袖、跟着蒋介石去打共产党、希望国家统一然后再抗日这一套做法十分坦率地全部说了出来，然后说明他现在认识到共产党是打不了的，感到过去这一套做法走不通，请杜指点。
杜重远也以很诚恳直率的态度批评张学良过去这一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向他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这个建议大意是说，为了拯救东北三千万同胞，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张学良个人的荣誉，为今之计，必须下定决心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走联合抗日的道路。他又特别指出，在东北军的主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现在走联合抗日道路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央红军现在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作为依靠。第二，陕西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有利的地理形势，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杜说，如果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合作抗日，是一个最有前途的局面。杜重远最后说，目前全国抗日运动高潮已经到来，谁不抗日，也会垮台的，东北军今后绝不能再走亡国之路，只有利用上述三个有利条件坚决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活路。
当时张学良对于杜重远的建议表示同意，但是还有些顾虑。他觉得同杨虎城、盛世才联合抗日都好办，因为他同杨虽有些隔阂，但他知道杨是同情抗日的，而且与蒋也有矛盾，盛是东北人，与盛联合抗日更不成问题。只是对于共产党，他感到摸不着底。
杜重远针对张学良的这种顾虑，着重向他说明：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最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共产党坚决主张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张今后只要能决心走抗日这一条路，共产党一定会同他联合，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
杜重远为了坚定张学良的抗日信心，又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他说明苏联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是支持中国抗日的。美英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日本矛盾很大，他们因为不甘坐视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并吞全中国，也将会帮助中国抵制日本。只要我们能够制止蒋介石坚持打内战的政策，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充分发动起来，团结抗日，中国是有条件可以坚持抗战的，加上国际上的援助，抗战是有胜利的可能的，如果看不清这些有利形势而只从武器的优劣来衡量和判断抗日的前途，这是错误的。杜最后还指出，抗日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而要发动人民的力量，就必须讲民主；法西斯拥护个人专制独裁，压迫人民，是一种最反动的主义，因此，要抗日就必须反对法西斯主义。
杜重远还劝张学良学习一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等书籍介绍给他阅读。
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思想而又秉性爽快的人，听了杜重远的这番谈话后，立刻表示完全接受杜的批评和同意杜所指出的联合抗日的道路。
张学良在上海，除了会见了杜重远以外，还约会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自从在东北抗日失败，退入苏联国境以后，就同共产党组织有了接触，回到上海以后仍然保持着联系，这一点张学良是知道的。所以他这次到上海特地同李杜会晤，向李杜郑重表示他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希望能够同共产党的负责人商谈这个问题。为此，他请李杜替他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李杜当面接受了张学良的这个请托，表示在找到关系以后，就设法通知他。
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杜重远和李杜之后，到年底才回到西安。这个时候，张学良对于联合抗日的道路到底能否走得通这个问题终日盘旋脑际，下不了结论，因此他极盼早日找到共产党方面的人，一探究竟。除了静候李杜这一条线索之外，他还想到了另外两条线索。
当时张学良知道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也知道以他为校长的东北大学的学生是积极参加这次运动的重要力量，因此，他想到也许可以从东北大学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他在未回西安之前，就打电报给东北大学，慰抚参加“一二·九”运动受伤的学生，一面要学生会派学生代表到西安去见他。果然，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就派了宋黎（中共地下党员）等三名同学当代表来到西安。张学良回到西安以后，马上召见宋黎谈话。宋黎向他报告了“一二·九”运动的详细经过和当前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还向他诉说了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当亡国奴的种种惨状，讲得有条有理，激昂慷慨，甚至声泪俱下。张学良听了大受感动，当即向宋黎表示，他现在坚决主张抗日，东北由他手中失掉，一定要从他手中收回。他和宋黎连续谈了三个半天。他不但看出宋黎是一个优秀的进步青年，而且从宋的言论和态度上，也估计到宋可能已经参加了共产党。最后，他诚恳地问宋黎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宋对这个问题回答：“不是。”他也就不再追问，但因此更加断定宋是共产党员。当时，张学良本想把自己要找共产党的心事告诉宋黎，通过他去找共产党，但又顾虑他太年轻，不便把那样的机密轻于相告，于是便把宋黎留在身边当秘书，打算经过进一步考察后，再寄以心腹。
同时，张学良还想到了另外一条线索——想通过东北军的前线部队设法沟通红军的关系。他把这个意图秘密地告诉了他的心腹大将王以哲。
1936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张学良忽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防地打来的一个密电说：“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张得到这个消息，第二天就亲自驾着波音座机飞到洛川，接见这位突如其来的红军派来的使者。
原来高福源在榆林桥战役中做了俘虏之后，被红军带到了瓦窑堡附近。他自忖必死，但又悔恨为什么自己不死在抗日战场上，偏偏死在这个受人唾骂的内战战场。想到这里，他心中又难过，又害怕。头几天红军虽然把他同被俘的士兵分开，但是对他的待遇还是同士兵们一样，红军的卫生员还认真地给他医治创伤，丝毫没有苛待，更没有要杀头的样子。过了几天，就听说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了。又过了一个来月，一〇九师的大批被俘军官也被送来。他这才知道一〇九师也被消灭了。自从一〇九师的被俘军官来到以后，在共产党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下，他们的待遇更好了，吃的饭比红军士兵还好些，行动也比较自由了。因为高福源没有棉衣，红军就把在直罗镇战役中缴获了的棉军衣首先发给他一套御寒。每天还有共产党的同志来同他谈话，态度都很和蔼。最使高福源感动的是共产党的同志们告诉他：共产党现在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联合东北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收复东北，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红军经过千山万水，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来到陕北，也就是为的北上抗日，等等。
高福源像许多其他东北军人一样，由于身受家乡沦亡之痛，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本来强烈，而且禀性爽直，具有正义感。他被俘后，在这二、三个月的生活中，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之间十分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又听到了很多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亲身受到红军对他的宽大待遇和亲切的照顾。这一系列的现实生活教育了他，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使他对红军的疑惧心理逐渐消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天，他突然提出要求，希望见红军负责同志，说有重要的问题要谈。即由李克农同志亲自同他谈话。他在向李克农同志说明几个月来思想认识的变化以后，表示他赞同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很爽快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红军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不但我完全同意和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红军合作。我现在激于抗日的热情，愿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当时正是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高福源的这个建议，当然是符合这种政策要求的。李克农同志就表示可以同意派他回去，但考虑到他回去后本身会不会有什么危险。高福源颇为自信地说，他回去是有把握的，并表示为了联合抗日，他决不怕任何艰险。于是党中央就批准了高福源回东北军去的请求。临行时，李克农同志嘱咐他说，这次回去，可先用他自己的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真诚的表示，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了陕北红军根据地，向东北军驻地而去。
当时甘泉城有东北军两个营驻守，由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指挥，已被红军围困半载。立石寨有东北军一个连驻守，也被游击队长期围困。高福源同这两部分军队很相熟，就分别到甘泉城和立石寨，劝说他们不要再替蒋介石打内战，应该同红军联合抗日。守城部队表示，他们虽不愿打内战，但同红军联合抗日是大事情，他们不能自作主张，要高先去征求军长王以哲的同意。高福源怕贸然去见王以哲有危险，就先给王以哲的参谋处长佟道（佟是高的同学好友）写了一封信，雇了一个老百姓送到洛川军部，信中说明他被俘后的经过，中共的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的政策，中共和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以及他这次回来的使命等等，请佟向王以哲代为转达，并要求面见王以哲。此时王以哲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沟通与红军的关系，听说红军派高福源回来，便立刻要佟设法把他接到洛川来。高福源一到洛川，王以哲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同他谈了一次话，就立刻密电向张学良报告。第二天，张学良就亲自驾飞机飞到了洛川。
张学良为了考查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同时也要考验一下高福源的胆识，就同王以哲商量好，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当赵镇藩引着高福源来见时，张学良的态度装得特别严肃。高福源对张行军礼，用立正的姿势向张报告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这次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张学良不容他再说下去，就拍桌子大骂道：“你好大胆，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竟然这样对待他，也就把心一横，不顾一切，从心里发出了这样一段痛快淋漓的慷慨陈词。他说：“报告副司令，我要怕死就不回来干这种事。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是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元帅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还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更有什么理由还去再打人家？”说到这里，高福源竟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张学良听了高福源这种激昂慷慨、义正辞严的话，自己不由得也流了眼泪，马上站起来拉着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很对。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很好，现在我们坐下来好好地谈。”
于是高福源详细地把他所见到的关于红军的一切说给张学良和王以哲听，并强调说明：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完全是为国家民族着想，是绝对真诚的。共产党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一齐打回东北去，是极端可靠的。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夜。最后张对高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今后你可放心做这一工作。你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由佟处长代为料理。”
高福源于1月16日回到陕北苏区，把这次回到东北军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向李克农同志作了报告。李克农同志还带他去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高福源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奖励。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同志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
在李克农出发之前，高福源又被派去洛川一趟，约好了红军电台与王以哲电台通讯的呼号和密码。2月中旬，双方电台已经叫通。党中央于2月19日，即李克农同志由陕北苏区出发的前两天，以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出发日期由电台直接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1936年2月21日，由高福源做向导，李克农同志带着四个随从人员——秘书钱之光、译电员戴镜元、及警卫员、马伕各一人——由瓦窑堡出发，应邀赴洛川访晤张学良，沿途经高福源的联系，取得了东北军的保护。他们一行于2月25日到了洛川，先见到了王以哲，王的参谋长赵镇藩也出面接待。王以哲立即用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复电说因事去南京，不能马上回来。嘱王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回来再说。王以哲、赵镇藩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把李等六人藏在一个小院子里，派了两个副官陪着住，院子周围密布岗哨，不许李等出门，也不让会见除王、赵以外的任何人，但是招待得非常殷勤周到，生活供应也很丰盛。
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王以哲，赵镇藩按照张的指示，与李克农商谈了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抗日合作的局部关系问题，经过几天磋商，取得口头协定如下：
1.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抗日，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
2.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4.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的六十七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5.恢复红区和白区的通商，红军采办货物经过洛川、鄜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暂时掩饰外人耳目计，红军去白区办货时可着便衣。
以上各项局部口头协定商定以后，由李克农电报中共中央批准，并约定自3 月5日双方下达施行。
在商谈期间，王以哲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了两批物资之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各一份赠送给红军。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乘飞机返西安，第二天即飞洛川会见李克农。他们在李克农等住的那座小院子里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会谈，王以哲、赵镇藩也在场参加。在会谈开始以前，王、赵二人把他们同李克农商定的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合作抗日的口头局部协定内容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但又带着开玩笑和告诫的口吻对赵镇藩说：“老赵，我是整销，不是零售。”会谈开始后，张学良接待李克农很亲切，虽然是第一次会面，但主客之间都很随便，不感到有什么拘束。张学良谈笑风生，十分潇洒；李克农谈吐机智幽默，风趣盎然。尽管有时双方为了某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表现得很紧张，但是整个说来，会谈的气氛是轻松而和谐的。他们谈话的内容，除了完全同意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局部口头协定外，主要是有关抗日的问题。张学良当时曾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1.为什么共产党主张反蒋抗日，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2.共产党对于国防问题怎样看法？也就是说，中国与日本力量的对比是敌强我弱，要抗日应该怎样抗法？
3.目前红军标榜抗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红军于2月17日渡河东出抗日），一定会遭到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有力阻遏，恐难顺利进行；宁夏地区接近察绥抗日前线，又与外蒙的国际路线毗连，阻力小，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为什么红军不去宁夏？
4.红军与东北军如何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联系有关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张学良认为现在中国国家的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同时蒋介石也是有抗日的可能的，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但是共产党主张反蒋抗日，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这是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的，因此也是行不通的。
因为当时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不能包括蒋介石在内，所以李克农就当时党所坚持的反蒋抗日的主张作了解释。他强调说明共产党现在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而蒋介石既然专打内战，不抗日，所以不能把蒋介石列在团结的范围之内。
张不同意李的说法，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虽然李克农解释说，如果蒋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团结全民抗日，我们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仍然没有能说服张学良。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看法始终没有取得一致。
对第二个问题，李克农说明抗日应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和尽量争取国际的援助，武器固然重要，但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在人，因此唯武器论是错误的；战争的方法应该是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者密切结合；抗日将是长期的，我们有最后胜利的前途，因为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作长期战争，因此速胜论和投降论都是错误的。
在这个问题上，张同意李的看法。
对第三个问题，李克农只说明红军东渡，在军事上是有把握的，而对张学良所提红军为什么不去宁夏的问题则未作更多的表示，张也未再进一步询问。
对第四个问题，张、李商谈了一些关于去苏联的路线问题。
总的说来，张李会谈是和谐的、诚恳的，是有重大收获的。会谈结果归结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1.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商定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在毛、周等负责同志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2.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3.商定中共方面派一位政治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给以灰色名义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
张李会谈于3月5日结束后，李即日连电向党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行动。6日得中央复电慰劳，同意谈判结果，并请李即日赴山西石楼前方晤谈（那时红军渡河东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等均在前方）。李克农在3月7日离开洛川，取道延长渡河，径赴晋西石楼向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报告会谈的详情。
张学良把李克农送回陕北以后，刚回到西安，就接到上海李杜来电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一看就明白是李杜替他找的共产党的关系已经找到了。张那时还认为中共中央仍在上海设有机关，所以他虽然已经有过同李克农的接触，同党中央建立了联系，但对李杜所介绍的这个关系仍然同样重视。为此，他特地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去接。
其实中共中央那时早已不在上海了。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因为连遭破坏，损失很大，只有少数党员留下坚持地下斗争。刘鼎同志那时由江西苏区出来，到了上海，正想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设法到陕北去找中央。当时地下党应李杜的要求，也想物色一个适当的党员去和张学良联系。刘鼎是高级知识分子出身，有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政治理论水平，地下党认为他是担负这个任务的合适人选，于是就同他商量，要他先到西安去和张学良联络，然后再找机会去陕北中央。刘鼎最初还不大放心，后来由党的负责人向他说明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和追求进步的情形以后，他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赵毅到了上海，通过关系，找到了刘鼎，在1936年3月中旬一同由上海到了西安。
刘鼎初到西安，住在张学良预先指定的一个机关内，第二天即会见了张学良。
刘鼎首先说明他是奉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指示，特来西安听取张学良的意见和要求，负责转报陕北党中央。张学良虽然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但不了解他的底细，而且又是第一次晤面，因此没有把他所要谈的事情说出来，只是带试探性地提出几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骂他投降卖国，不抵抗？为什么苏联为中东路事件把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还骂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红军对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对于这几个问题，刘当时没有贸然答复，只说明在第二次见面时再谈。
次日刘再见张，对张学良所提的这几个问题逐项谈了他个人的看法。刘鼎谈到，张学良掌握几十万大军的兵权，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当地守军不放一枪一弹进行抵抗，以致一夜之间，沈阳失守，数日之内，东北广大土地全部沦为敌有。因此，张学良不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所抱的态度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置身事外，不表示意见。中东路事件发生时，东北当局一方面首先挑衅，进攻苏联；另一方面又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东北当局亲日反苏，事实非常明白，而苏联红军为了保卫国土，进行反击，完全是正当行为，对张学良的责备，也是合乎事实的。东北军是蒋介石指挥下的一支“剿共”大军，先在鄂豫皖，继而在西北，积极卖力气替蒋介石打内战，使红军与苏区遭受很大损失。最近红军为了自卫，实行反击，因而使东北军受了一些挫折，同东北军给红军所造成的损失相较，这能算打得“厉害”么？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久经考验，能征惯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蒋介石百万大军也对它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而且蒋介石驱使东北军上前线“剿共”，实际上是他的借刀杀人之计，企图用这种阴谋手段来消灭东北军。因此，东北军当前最“厉害”的敌人，是红军还是蒋介石，值得考虑。
刘鼎进一步指出，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是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而且可以有效地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这是东北军为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所最企望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日胜利和中国解放以后，功勋载诸史册，垂之千古，东北军和张学良将首先占了一页。
刘鼎这一席话，打中了张学良思想上的要害，使他衷心佩服，感到十分高兴。
张学良此时全神贯注地在努力设法搞好同共产党的关系，为了等候与周恩来同志会谈，同时也为了便于同刘鼎接触，他带着刘鼎提早飞到洛川去住，对外则托词说是因为红军渡河，他奉命到洛川去督师“剿共”，以作掩护。他和刘鼎住在洛川军部西院，同饮食，共起居，每天有十五六小时在一起。十多天之中他们谈的问题很多。张学良把高福源如何沟通消息、李克农如何来访，以及如约等候周恩来同志会谈等情形都告诉了刘鼎。刘鼎也把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红军的军事制度、政治制度、军队生活和运动战、游击战等问题，尽可能地向张学良作了说明和解释。张学良此时特别注意研究红军用什么方法使部队能够那样能征善战，能够那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那样团结一致，不致溃败。刘鼎向他说明，这是因为红军有党的组织和阶级觉悟的关系，他还向张学良建议，将来在东北军中可以用抗日民族意识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张对此极为赞同。
张学良在和刘鼎相处的这十几天里，几乎是天天和他交谈。他从此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并为即将到来的延安会谈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
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带着刘鼎一同参加了会谈。会谈以后，刘鼎随周恩来同志一同回到瓦窑堡，详细报告了与张学良相处的情况。中央决定按照互派代表的协议，派刘鼎到东北军当联络代表。刘鼎奉命经延安回洛川再见张学良，说明此来任务。张表示热烈的欢迎，约定此后刘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的名义在东北军内部出现。从此，刘鼎就成了张公馆的上宾。
李克农同志等离开洛川，于3月16日赶到山西石楼去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此行的经过，以及张学良希望会见中央负责同志的要求。中央当时认定张学良的要求是诚意的，此举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即日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同志一同去肤施（延安）会晤张学良。
周恩来、李克农两同志带着电台和一个小部队由河东回到瓦窑堡，候与张学良约定时间即赶赴延安。原定在3月底晤谈，后因张学良患喉痛，经往返电商，最后决定推迟到4月8日在延安会谈。在周、李临行前，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又于4月6日致电张学良、王以哲，通知周、李行期及联络地点，并提出了这次会商的几个问题，原电内容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起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周、李于约定时间到达延安东北20里之川口，适值雨雪交加，电台联络失时，直到9日上午张学良才自己驾着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两人飞到延安。周、李于当日晚8时只带了几个随从进入了延安城，在城内一个教堂里与张学良见了面。他们进城之前，曾与留下的人员约定天明前出城回到川口。随行的红军部队为了防范万一，在他们进城以后就秘密地控制了延安城外的飞机场，在周、李回来以前，不让飞机起飞。
参加那次会谈的共有五人：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双方都以恳切的态度开诚相见。张学良首先坦率地谈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向周恩来同志请教。他认为国民党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法西斯的道路。他说，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而主张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是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他现在开始有了怀疑，要求周恩来同志表示意见。周见张的态度这样坦率恳切，也就以诚恳明朗的态度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周首先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它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接着，周恩来又说，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调动广大群众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是伟大无比的，只有靠这种力量，中国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看不到群众力量，就不会有真正的抗日信心，也绝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他指出，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它们都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听了周的明确分析以后，张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说他近来也渐渐有这样的认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至此，张学良又提出了“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略加思索，郑重地提出了他的看法和主张。首先，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由他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办。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张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有抗日的存心的，蒋的错处只是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张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同时，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最后，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着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虽然要蒋下决心抗日是不容易的，还需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至于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他现在不能反蒋，但将来蒋如果真降日，他一定离开蒋另作打算。他还说，他现在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打通西北，以自成抗日局面作准备。周恩来同志听了张学良这番话以后，对于他所提出来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的决定。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得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双方还继续谈到许多国际国内方面的其他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问题、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中国红军各方面军的集中问题，等等。周对这些问题都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使张极为心服。
除了关于以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谈话外，这次会谈获得了以下的结果：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六军团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张愿任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双方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之中，对于重大问题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同时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也十分顺利地达成协议。
双方一直谈到黎明，10日晨4时才握手告别，珍重再会。及至周恩来、李克农等走出延安城时，东方红日已冒上山头了。
1936年春间，党中央和红军不但开辟了对东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同时还对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效果很好的统战工作。这一工作主要是依靠教育和释放俘虏来进行的。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个战役中，东北军有两个多师全军覆没，被俘官兵有数千名之多。红军执行了毛主席关于优待俘虏的政策，对被俘官兵不但不杀害，还不搜他们的腰包和没收他们的私人财物，更没有打骂虐待等事情。被俘人员的食宿待遇同红军一样，红军有时还把好粮食、好房子、好窑洞多分些给他们。特别使被俘人员感到兴奋的，是每天上政治课。讲课的内容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故事、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和我们应该怎样去抗战、红军是什么人的队伍、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东北军应该怎样打回老家去、什么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更是被俘人员从来没有听见过的。这些内容都是他们最爱听、最受感动的，同时也是他们迫切需要知道的。被俘人员经过短期的训练和考察以后，红军就对他们宣布：有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参加红军；有愿意回原部队的，发路费，开路条，释放归队。
这些东北军被俘人员因为受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的毒害，在被俘之初都提心吊胆，非常害怕，现在既受了优待，又受到教育，懂得了许多道理，参加红军或归队，又可自由选择决定，因而无不欢天喜地，感激万分。思想进步而又没有牵挂的士兵和少数官佐报名参加红军，一大部分军官和一部分士兵则报名回原部队去说服更多的人同红军合作抗日。红军按照他们的愿望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参加红军的从此自然都成了光荣的人民战士。愿意归队的，每人都领了三元钱的路费，带了一些宣传品，在红军开过欢送会以后，三三两两，陆陆续续，高高兴兴地返回原部队。当时，东北军的最上层已经同共产党和红军秘密地建立了合作的关系，所以对于被释放归来的官兵们，也就采取了不闻不问、不加防范的态度。上面的态度既然这样，下面的办法也就是“既来归队，一律留下”，而且还要仔细地打听一番红军的情况。这样一来，被俘归来的人们就都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变成了连队里边最受欢迎的“说客”。他们一批一批地归来，带回的巨大宣传影响，也就一传十、十传百地越传越广，像平地突然刮起的一阵大风一样，很快地使东北军全体将士受到了一次抗日的教育。这是一场非凡的“运动”，经过这番“运动”，东北军上上下下起了很大的思想变化，认识到红军是朋友，东北军应该联合红军共同去打日本。在前线的东北军连队也和红军连队发生了往来，变成了友好的芳邻。东北军驻地的柴草、副食品，经常由红军发动苏区老百姓替他们解决。红白地区互市普遍实行，成为惯例。红军某连队暗地里给东北军某连队送来两只羊，东北军那个连队马上就送去十斤白糖和两大匣香烟作为还礼。红军的文工团晚上在边境上演戏，暗中通知东北军的弟兄们可以去看戏，到时台上汽灯一亮，果然戏台下坐着很多东北军的士兵。
1936年共产党和红军对东北军所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但打通了东北军上层的关系，还在东北军下层的广大士兵中间建立了可靠的友谊。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还一味施加压力，强迫东北军去打红军，怎么能不碰大钉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