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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夏，少帅张学良与政客汪精卫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矛盾冲突。由于二人不和，给“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局，造成了更严重的危机。这场风波持续了三四个月，最终以张学良辞职调任，汪精卫负气出国，才暂告平息。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罪名，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1931年12月15日，被迫辞去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于报国无门，有苦难诉，他因而意志消沉，吸毒成瘾。1932年6月，国际联盟派出以李顿博士为首的代表团来中国，调查东北事变。代表团到北平时，张学良竟未能按时到车站迎接，专列只好逗留在东便门，张学良来后才放车进站。
这时，汪精卫与蒋介石再次合作，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6月18日，汪精卫偕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罗文幹、国联代表团中方代表顾维钧等人，乘福特号飞机抵北平。汪对记者宣称，此行目的有二：一是会见国联代表团；二是与张学良会商东北及热河问题。
汪精卫在与张学良会谈时，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第一，汪精卫向张学良提出，聘请朱庆澜为抗日救国会总会长，兼任东北民众义勇军总指挥。朱庆澜曾任黑龙江省督军、广东省省长，现任上海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负责人。朱表示，出任总指挥要有军事委员会的正式委任，可以自由支配后援会募集的240万元，同时在东北敌后有行使政权之权。这就直接触动了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他自然不肯答应。蒋介石对这一安排也表示不同意，乃以义勇军为民众行动，无须军委会任命为词，加以拒绝。
第二，汪精卫要张学良将张作霖时代存在北平银行的3000万元，拿出一些来支援中央财政。张表示，这是东北易帜前的存款，早已购买了军械弹药，无法支援中央。何况，经过“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财产受到重大损失，仅边业银行在东北的资产损失就在1000万元以上，张家存在该行的4万多两黄金和古董，以及大帅府的六个金库，都被日军洗劫一空。汪精卫这时来张口要钱，真是岂有此理。
另外，汪、张矛盾还有其远因，就是汪精卫对张学良早就积有宿怨。1930年中原大战时，汪精卫曾亲来北平，组织了中央扩大会议，与蒋介石相对抗。后因张学良助蒋，派东北军入关，打败了阎锡山和冯玉祥，汪精卫也只好狼狈南归，因而衔恨于张。汪精卫重新上台后，1932年初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就讥讽张学良说：“他这个人如配谈民主，卢梭会从墓里跳出来扑击他；这个人如果也配谈抵抗，甘地都会怒发冲冠。”这次汪到北平，见张学良吸毒成性，精神颓靡，和他谈话时还不断离席到另室去打针，更对他不齿不屑。张学良对汪精卫也极为轻视，认为他虽有革命历史，实为一无耻的投机政客，近几年来，时而反蒋，时而投蒋，北上勾结阎锡山，南下依靠陈济棠，一切只求个人领袖欲的满足。张学良和他谈话后，就称病住进了医院，不再见汪，却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划船，这更增加了汪的愤懑和不满，仅在北平停留四天，就返回了南京。
1932年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22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发出《关于日军进攻热河之通电》，提出：“国难日深，望我军政长官督饬所属，同心戮力，共谋捍卫。”其意在迫张学良出兵热河。31日，张学良主持召开了北平政务会议，发表宣言称：“本会认为长期御侮，应以改善内政为根本之图。”不主张立即出兵，并暗喻军事行动只听命于蒋介石，汪精卫无权指挥军队，同时又向财政部索要军费500万元，以加强战备。这就更加触怒了汪精卫。8月5日，汪精卫偕陈璧君、曾仲鸣、唐有壬等人离开南京，去上海“治病”。6日，汪精卫连发四电，致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委员长蒋介石及行政院院各部会，提出辞职。表示：“兆铭于一月二十八日忝被选任行政院长，原期竭尽心力，以救国难，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唯有呈请辞职，以让贤能。”
同一天，汪精卫还致电张学良，对其大加指责，并要他辞职，以谢天下。电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抵御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未实行抵抗之前，弟亦断不忍为此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心之中国幸甚，惟兄裁之。”汪精卫的电报，咄咄逼人。张学良并不买他的账，当天深夜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说：“得汪院长来电，极为痛心。值此外侮日亟，千钧一发之际，原应共赴国难，私人之间，讵容再生意见。汪先生欲予去职，尽可直告，何必牵涉其自身，更何必拦入远于事实之语。自‘九一八’以还，余个人身家性命，均早经置之度外，更何论乎去留。自今以后，立当部署所属，准备交代，绝不能拂袖引去，而危及治安。”
第二天，张学良再次对记者发表讲话说：“‘九一八’以后，内疚于怀，久无恋位之意，只以平津治安关系，不容任意求去。今得汪电，为之开辟去路，宁心不感……如认为张某在职，与其政策上另有不便，则一介之徒，命之辞职也可，何必用迂回曲折之法，徒失政府之身份，视国家前途如儿戏，如何使国人对政府信仰，不令外人齿冷。且所引为罪状者，又多不符于事实，尤为遗憾。”
8月8日，张学良又在顺承王府召开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声泪俱下地公布了历次与南京往来的电报，并发表了辞职通电。谓：“窃良以菲才，谬膺军寄，外侮日肆，饮恨痛心。原思忍辱负重，尽力职责，奋其待罪之身，勉图方来之效。乃以识力短浅，事与愿违，匡济无方，寸功未立，长此素餐食禄，诚恐郧越贻羞。国难方深，反躬惭悚，即请罢免北平绥靖公署现职，简贤继任，披诚上陈，无任迫切待命之至。”同时致电蒋介石，表示：“奉职无状，累及汪公，反躬循省，惟有深致怨艾。顷已电请中央罢免现职……良悉钧座，内忧外患统属于钧座一身。良为国家计，为钧座计，一切无不唯命是从。”又复电汪精卫，内称：“自卫必先准备，准备非财莫举。良职责所在，凡有吁请，均为自卫所必需，若夫明知中央困难，而故作要求，良虽至愚，亦曷敢出此……惟念我公党国柱石，海内具瞻，万不可飘然远引，置国难于不顾。敬祈即日复职，主持大政，庶几可拯时艰，剖心奉复，切希鉴纳。”
汪精卫接电后，立即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兆铭以一书生而秉国政，赤手空拳，有何凭借，能与各省割据之军人相抗，唯良心不死，口舌尚存，用敢大声疾呼……今者张主任既称已电请中央罢免本职，递员接替，切望中央允其请，以为打破军人割据局面之发轫。”并向报界发表谈话说：“本人固可称为政客，但仍奋斗，以政客破坏军人干政截税之局。”9日，汪精卫就匿居于沪西虹桥机场附近之王家宅村，拒不见客。书面答各团体云：“连日接来书，或盛意挽留，或严词责备，均悉领。惟辞职原因，已详致张及中央电，恕不一一声述。”
张学良、汪精卫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又以辞职相要挟，因而引起中国政局的动荡。9日，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领衔，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黄绍竑、罗文幹、何应钦、陈绍宽、朱家骅、陈公博、顾孟余、刘瑞恒、石青阳、陈树人等联名发出总辞职电。宣称：“原期在汪院长领导之下，于国难期间，勉尽绵薄。今汪院长既表示辞职，子文等自当共退，敬请准予辞职，无任盼祷。”
这时，胡适也跳出来推波助澜，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汪精卫与张学良》一文，认为汪精卫此时出任行政院院长，是不怕牺牲的英勇行为，现在“挽救中国的办法就在于张学良能否毅然引咎辞职”。并讥讽张学良此时再不辞职，以后再无“从容下台的机会”了。又说，他是本着“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劝告张学良先生决心辞职”的。
汪精卫和宋子文等人的总辞职，使政府工作陷于瘫痪。在江西前线“剿共”的蒋介石，不得不抽身出来，平息这场风波。他一面命令宋子文等人立即收回辞呈，一面派周鲠生去上海慰留汪精卫。因汪精卫等辞意甚坚，气得蒋介石也表示：“如果汪先生坚持辞职，那么我也辞职。”
在汪精卫的压力下，张学良只好忍让。8月11日，他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余之地位、学问、经验，三者均在汪下，以此汪之旨意，余无不尊重。”但又说：“余为军人，蒋先生现处之地位，为全国军人之领袖，故余应服从其命令。”13日，张学良再次发表谈话，宣布：“军事善后，正在布置，日内部署妥帖，即移住万寿山。希望于一个月内出洋，先到英国，拟入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然后赴德国、土耳其、意大利等国考察。”
国民党中央为了稳定政局，8月15日，批准了张学良的辞职，并再次发出慰留汪精卫及各部长电。蒋介石又派吴稚晖持其亲笔信去上海劝汪，汪精卫这才答应回南京。17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万福麟、荣臻、蒋伯诚等为常务委员，委员中也没有张学良。
撤销绥靖公署，改设北平军事分会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北方将领由宋哲元领衔，万福麟、商震、汤玉麟、庞炳勋、于学忠等57人，立即致电张学良，表示：“哲元等报国有心，救危无术，夙供驱策，尤切追随，与其泛驾贻讥于来日，何如奉身引退于今兹。百计筹思，如钧座毅然引去，则哲元等亦惟有避位让贤，随钧座以俱去耳。”当晚，张学良召诸将入府，加以抚慰，劝他们勿有越轨言论，免兹误会。面对北方军人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20日，他致电张学良，提出他不能长期驻平，请张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资格，代理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以此来安慰张学良，稳定北方局势。
谁知，安抚了张学良，却又激怒了汪精卫。8月21日，汪再次表示坚决辞职。无奈，国民党中央只好于22日召开常委会，决定仍保留汪的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先由宋子文代拆代行，俟三中全会时，再讨论行政院改组办法。9月1日，汪精卫在上海住进医院，随即去杭州莫干山养病。这时的汪精卫真是牢骚满腹，悲痛欲绝，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借诗发泄。他的《病中作》二首正是他当时心情的表露，其中一首如下：
奋飞无力但长吁，卧看帘波日影徂；
国事急于驹下坂，世程曲似蚁穿珠。
差池未得三年艾，枵薄徒悬五石瓠；
移枕正迟明月上，枝头鸟鹊莫惊呼。
10月初，汪精卫正式向中央请假三个月，出国“治病”。12日，得到中央批准。20日，汪精卫发表了一份《告别书》。22日，即偕陈璧君等人乘法国邮轮安得朋号，负气出国了。张学良和汪精卫的这场政治风波，也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