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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孙德沛，现年七十有三，身心俱衰，已垂暮矣。在这有生之日，愿把我亲历的一件终生难以忘怀的往事——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真相，以及我与张学良将军一次相会的情况，记录下来，以兹纪念九一八事变53周年，并借以向我的老师——原东北陆军讲武堂监督、长期被蒋介石软禁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致敬！
时在1930年8月，我任黑龙江省依兰镇守使兼步兵第九旅旅长李杜将军的上尉参谋。一次回吉林永吉县老家省亲，经我的表兄（吉林省督办公署满蒙科科长）唐吉三的介绍，我与吉林省督办公署承启官兼督办公署卫队团上校团长冯占海相识。我与冯既是讲武堂前后期（冯三期，我七期）同学，又是至亲，冯邀我去吉林和他共事，我慨然允诺。冯立即领我去到张府晋见他的舅舅张作相。在冯的推荐下，张作相同意了外甥的请求：让我在冯占海手下当卫队团军士连的少校连长，主持全团军士和优秀上等兵的训练和教育工作，并兼任冯占海的机要秘书。
旧军队的所谓承启官，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副官处长，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冯占海这个承启官，却大权在握。这是因为，凡有要员来访，或特有重要事情要办而晋见督办张作相者，那首先必须与冯占海取得联系，经冯同意后始能登堂入室晋见张督办。冯虽然在讲武堂学习过两年，但毕竟文化底子薄。他给张督办当承启官，是本想协助亲娘舅把事情办好，但有时力不从心，徒唤奈何。我做了他的机要秘书，他就把我当成了左膀右臂，给以无限的信任。“士为知己者死”，我当然也竭尽我的所能，来辅佐他。因此，我在公余之暇，每晚必到冯宅与之当面磋商一些重要的事情。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早为国人所知。其所以未敢贸然进犯，碍于国际舆论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时机未成，找不到挑衅出兵的借口。1931 年5月，吉林省长春附近，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发生之后，中日交战之说甚嚣尘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在东北军中，年龄较大的军官，差不多都知道那场蹂躏我国领土和主权的日俄战争，日本小鼻子居然打败了俄国大鼻子，岂非咄咄怪事。因此这些上了年纪的军官，一提起和日本鬼子打仗，就谈虎色变，患了恐日症。相反，那些年轻的军官，例如卫队团的连营长，多半出自日本的士官学校和东北讲武堂。他们不怕和日本打仗，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仿佛学了一手本领，尚无用武之地。此刻，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和日本干一场。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终于打响了侵略我国的第一枪，炮轰北大营，占领了沈阳城。19日拂晓，吉林省督办公署得到了情报。但是这时正赶上督办张作相亡父，回原籍辽宁义县老家治丧。督办署内，群龙无首，没人来主持开个会议，根据这突然变化的形势研究一下相应的措施和办法。但从沈阳方面传来的这一消息，却不胫而走，已是满城风雨。说“东北军一枪没放，日本鬼子就占领了沈阳”；说“北大营打得很激烈，日本鬼子被打死老鼻子啦”；说“沈阳城四门紧闭，里外不通”；还有的说“日本兵占领沈阳后，就要来打吉林”。如此等等，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此时，督办署内人们也是众说纷纭，各种揣测，莫衷一是。有人说，沈阳被日军占领可能是事实，但要说东北军一枪未放就被敌人占了，这很难令人相信（当时笔者也这样想的）。这是因为人们知道，北大营驻有东北军最精锐的一支劲旅——王以哲的步七旅，说别人不还手有可能，王以哲旅长肯定打，他绝不能“弃甲曳兵”而逃，干那种“开门揖盗”被国人耻笑和辱骂的事情。
9月20日下午6点钟，我照例到冯宅请示机宜。刚一进门，冯即形色惶然地对我说：“接张学良将军打给督办的急电，内容我不大懂……”说到这，他站起来打开卷柜从中拿出一蓝色夹。当时我的脑海立即闪过一个念头：肯定发生了不可告人的大事。因我知道，白色夹为一般电报，红色夹为重要电报，而这蓝色夹则是极为机密的电报。我接过冯递给我的一张机密电报，豁然映入我眼帘的是这么30几个字：
特急 吉督署张督办
奉密电令 我国遵守非战公约 不准衅自我开 特令遵照
张学良
我先是一愣。我想，仗打起来了，怎么还不叫打呢？继而我对冯说：“这电报命令要咱们遵守国际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的‘衅’字是挑衅的意思。就是我们挨打也不叫还手，还手了，那就是我们挑衅，这不是岂有此理吗？”冯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又问我的看法。我说：“蒋介石这是别有用心。”接着我又加重语气说：“国家神圣领土，不容侵犯。如果日军进犯吉林，我们应该立即给以还击，不听蒋介石那一套！”说实在的，当时我敢于在冯面前说这些话，一是出于义愤，主要还是因与冯有私人关系，否则那还了得。冯听我说罢，点点头表示同意，并说：“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光你我说了不算数，还得听听全团官兵对这一事变的反映，然后再做部署。”
1931年9月21日上午8时，在会议室召开了卫队团全团连以上军官会议。首先，冯简短致了几句开会词，紧接着就传达了电报内容。与会军官有些人听不懂。冯就令我给讲讲电报的意思。我根据个人的理解，作了简单的解释和说明。在座军官听罢大哗，个个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一致要求抗日救国。有的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该是我们报效国家的时候了！”有的说：“叫我们遵守国际法，日本侵略我国，它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我们有权自卫。”还有的军官骂骂咧咧地说：“日本鬼子打我们，不让还手干挺着挨打，这不是他妈的成心叫我们当亡国奴吗？不听这个命令！”冯根据大家意见和要求，做了发言。他鼓励大家说：“目前形势突变，各位要提高警觉，坚守岗位。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绝不容侵犯。”他当即命令第三营在吉林省会永吉市郊外的战略要地，构筑工事，准备迎敌。
张学良将军打给吉林省督办张作相的那份紧急电报，电文中的所谓“奉密电令”，就是蒋介石打给张学良的电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现在人们想知道的是事实的真相，也就是电报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希望能有人揭开迷雾，弄个水落石出。
1935年，升任陆军第六十三军军长的冯占海率部在河北省的高邑、宁津、柏乡等八个县整编训练。同年8月，蒋介石电令东北军少校以上军官，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庐山军官团第三期，受为时一个月的训练（9月1日到30日）。我们六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在军长冯占海率领下，从高邑赴汉口，迨与其他五个军的少校以上军官会合后，再乘车去庐山。到汉口我们下火车，就受到当时驻在该地的副司令官张学良将军的欢迎和款待。上车站迎接我们的司令部副官处的负责人，传达两项通知：一、上校以上军官住扬子江大饭店，中校以下军官住汉口世界大旅社；二、在日内即将召见并宴请上校以上军官。我们这些东北军的军官，由老家转战各地，已有四年没有见到张学良将军了。此刻，即将晤会，都很高兴。大家至指定的下榻处先住下以后，即抓紧时间畅游武汉三镇。
宴会那天，我们早起整容束装，来到徐家棚总部。前后到达的有东北军第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二、六十七等五个军的上校以上军官共20人。计有：中将军长王以哲、周福成、冯占海；少将师长缪澂流、牟中珩、常恩多、霍守义、王秉钺；少将旅长荣子恒、黄德兴、邱立亭、王锡山、赵维斌；上校师参谋长方叔洪、蒲贵麟；上校团长宋光第、张廉春、熊飞、范广禄；还有我，时任师上校参谋处长。
宴会大厅分三席，对号入座。我身边坐的是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是我的老师），彼此询问情况，互相问候致意。桌上摆满了许多外国名酒，包装华丽，有法国葡萄酒、英国的白兰地、美国的香槟酒，等等。
霎时，张学良将军携幕僚来到宴会厅。随员有少将副处长唐海、上校秘书处长苗剑秋等人。张身着黄色军装，佩上将军衔，他精神抖擞，红光满面。我们肃然起立、致敬。张学良将军挥手示意让大家坐下，笑着对我们说：“开始会餐吧！”
按惯例，像这样正式宴会开始之前是要干杯的，酒，是先由副官按主宾席位依次斟满。可今天副官不仅没有斟酒，而且连酒瓶盖也没打开。大家都有点不解其中意。这时王以哲军长小声对我说：“你是副司令的学生，问问，这酒让不让喝？”我当即站起，立正举手说：“报告老师，这酒可以喝吗？”张学良将军坐在位子上看了看我，先示意让我坐下。接着他站起来，顿时态度严肃、声音低沉，发表了即席讲话：“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称我是‘不抵抗将军’，我蒙受了如此不白的耻辱。我为什么不抵抗？苦衷难言。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我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令。电文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当时我立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共商对策。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唯恐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汉卿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
“你们到庐山受训，路经汉口。我设宴款待，略尽东道主之谊。席上虽然备名酒，但今天你们不能喝。我们今天要效法古人岳飞‘痛饮黄龙’的壮举。我将此酒赠送你们每人两瓶，请带回妥为保存。等待时机，我誓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收复失地。那时用此酒与诸位痛饮于鸭绿江边，以洗强加在我头上‘不抵抗将军’的耻辱，以谢国人……”
张学良将军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在座的军官皆来自辽、吉、黑三省，背井离乡，转战长城内外，怀念家乡父老，倍感骨肉分离之苦，莫不动颜，也都流下了热泪。此刻宴会大厅空气悲愤、沉闷。冯占海将军为缓和一下这令人不愉快的空气，叫我站起来致答词。我即受命站起，举手说：“报告老师、各位长官、各位同学，大家都不要哭了。古云：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我们要牢记副司令的教诲，追随副司令披甲执戈，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土，消灭日本侵略者，以期举杯祝贺，痛饮于鸭绿江畔，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我在陆军讲武堂（北平分校）第七期毕业时，各种考试成绩不错，名列第八名。在举行毕业典礼时，由张学良将军对前十名毕业生亲赠短剑一柄——由张学良点名，夫人于凤至赠递。我在校期间有时和同学到沈阳办事或寒暑假回家，总是亲到帅府看望张学良将军和其夫人于凤至。在帅府食宿多是由于凤至夫人照顾，临别总是给我们拿些零用钱（最多的一次拿了200元）。
那次宴会上，张学良将军赠给我的两瓶酒，我由汉口带到庐山，又由庐山带回河北高邑。令人遗憾而又感到内疚的是，这两瓶酒没能保存下来，追悔莫及。假如我能把这两瓶酒保留至今天，在不久的将来，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我的老师张学良将军叶落归根，能由台湾返回神州大地，彼时，我虽因年老体衰、步履艰难而不能前往亲迎，但我总可以在我的家里，斟满当年的一杯酒，高高举起，遥望北京一饮而尽，默默地祝福我的老师，健康长寿。
（光 千 整理）
编者后记： 本文记述的，仅仅是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我们发表出来，供史学研究者参考，以期引起更多当事人的回忆。
另据本刊查阅有关材料，证明蒋介石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几次向张学良下达过不抵抗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