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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鹏 高 洋
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东北军几乎没做抵抗，一夜之间就丢了沈阳城。这一仗，日军缴获各类枪支118206支、机枪5864挺、大炮650门、各式迫击炮3091门、飞机262架等。沈阳的银行、机关、企业、学校财产损失累计17亿元以上。外加张学良十火车皮的私人财产，计有4万两黄金、1000万元和大帅府6个金库悉数落入敌手。无疑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耻大辱。面对日军的公然侵略，东北军为什么不抵抗？作为一方诸侯的张学良那晚到底有没有向沈阳的军队下达命令？如果下达了命令，又是怎样的命令导致沈阳的东北军不战而逃？
对于东北军当夜的不抵抗表现，事变后民间一直流传，张学良当夜没有向东北军下达任何指示，并且还有一些颇不光彩的说法。当时民间最盛行的说法是，作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当晚正与当红影星胡蝶等人在酒店跳舞。北平的众多报纸也纷纷以“红颜祸国”、“不爱江山爱美人”、“东三省就是这样丢掉的”……为题，这些“花边新闻”多出于小报，笔者大多无名，老百姓看了也只是惊愕，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但是1931年11月20日上海著名报纸《时事新报》以南国诗社著名诗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的“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哀沈阳·二首》，并登有胡蝶的照片：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开头出现的这三位女子，一是赵四，即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后来与张学良结婚；二是朱五，即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她排行第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第三位便是叱咤上海滩的著名影星胡蝶。诗中虽然没有点出张学良的大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东师入沈阳”指的就是日本关东军侵占沈阳，而胡蝶等三人就是“九一八”事变那晚陪张学良跳舞的“佳人”。此舆论一出，全国哗然，对张学良、胡蝶二人的指责之声也不绝于耳，给二人造成了终生的影响。马君武的这首传遍全国的诗引起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起绯闻。那么历史上真有此事吗？
据当年北平新闻报道记载，影星胡蝶是在9月下旬随上海明星股份有限公司导演张石川等40余人到北平拍摄《自由之花》、《落霞孤鹜》和《啼笑因缘》三部影片的外景，事变发生时胡蝶等人还逗留在天津，到北平时已经是“九一八”事变后一周了。
那么“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究竟在哪里？张学良自5月28日起患重伤寒症，即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疗养，由于张本人长期吸食鸦片，健康恢复比常人要慢，直到9月初才初愈，但由于身体羸弱，一直在协和医院东北角地下室休养。
“九一八”事变那一夜，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张学良因招待西北军宋哲元等将领，携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据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回忆，张学良是陪同英国公使夫妇看戏；台湾学者李敖则认为是陪同少帅副官何世礼先生的父亲何东爵士看戏。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也证实，“九一八”当晚，梅兰芳的确在中和戏院上演全本《宇宙锋》，她是在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看完一场电影后才赶到中和戏院去的。在戏院，她看见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坐在一间包厢里看戏。不管张学良和谁看戏，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那晚就在北京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因为当日张学良携北平众东北军政要为筹募辽西水灾救济金，在中和戏院包了三间包厢，也许上述这些人都在张学良的邀请之列。
观剧中途，张学良听到侍卫副官谭海前来报告“沈阳发生事变”，即起身返回装有外线电话的协和医院。这与梅兰芳先生的回忆是相吻合的。梅兰芳在台上也看到了张学良，当他演到赵女在金殿装疯时，瞥见有个人匆匆走进包厢，附在张学良耳边嘀咕了几句，因为隔得远，梅兰芳无法看到张学良的表情，只看到张学良迅速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出包厢，随后，他的随行人员、陪同他看戏的人陆续离开了戏院。戏还未演完，却突然一下子走了二三十人，这不仅使其他观众纳闷，也让台上的梅兰芳十分不解。
张学良回到病房后，立即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吩咐荣臻不得擅自抵抗；并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亲自通话，请示如何应变。迅即召来顾问特纳，让他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新闻记者，夤夜通报日军攻占沈阳消息……是夜，张学良几乎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
9月21日张学良打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提到，“先是我方以日军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成事端，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必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特出意外。我方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次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未几，日军攻入北大营内，驱杀士兵，毫无顾忌。我军不得已，遂退出营房”。这封电报也证明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当夜即对东北军做出了明确指示，只是对事变的性质判断失误，事变发生时还以为日方只是“寻常寻衅”；事变发生后，又希望和平解决，还不明白“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人策划已久，解决满蒙问题的决战，直到已经开战，还抱着和平的幻想。
电文中的“官方”在这里显然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前次命令”也就是说张学良和南京政府的统帅蒋介石在事变前就探讨过此事，并且已经达成共识。
其实早在8月上旬，日方提出关于中村事件的交涉时，张学良就已向蒋介石请示对策，蒋的答复是“要效仿印度甘地，遇事退让，军事上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蒋还在8月16日致张学良的函电中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车站列车内会见张学良时，又一次当面解释了他的不抵抗政策。
事后，张学良曾私下对东北军将领何柱国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枪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不清了。”可见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与张学良对东北形势就有了初步的判断，并且达成了一致的处理办法——不抵抗主义。
所以“九一八”事变当日不像民间流传的那样——张学良对东北军没有下达命令，而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造成东北军一溃千里的局面。
关于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责任，以往一直归咎于蒋介石，一直流传蒋向张学良下达过不抵抗的手谕，甚至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但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他：“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张学良晚年所说还是公允的。依张学良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上的实力，他和蒋介石之间在本质上绝不是上下级关系，更像是一种利益联盟的盟友关系。蒋介石在战前对张学良无论面谈还是派发电报，更像是阐明自己的态度，并且对张本人表达建议，不会直接影响张向所部发号施令。所以有关“不抵抗”命令的出炉，张学良于情于理都要负绝大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