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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几千年来一直以丸散膏丹和汤剂饮片造福于人类，为人们的健康服务。但仍存在着缺陷。如丸散膏丹的有效成分、含量和药理作用不明，规格不准，药量大而难服用，容易变质难保存等；汤剂饮片，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熬汤药，受原药材质量影响很大，且费工费时服用不方便。一些有志之士曾大胆地进行了改进。
1940年八路军前总卫生部制药所与八路军一一五师卫生部制药厂合并，在山西省武乡县建立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卫生材料厂。1941年敌人对太行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封锁，药品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当时战士患疟疾的很多，奎宁又难以买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一一五师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着急万分，与卫生材料厂同志一起研究，经过努力首先制成玻璃安瓿，之后又以简陋的设备，提取柴胡，制成柴胡注射液。柴胡有解热镇痛作用，柴胡注射液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有史以来的中药西制成功了，第一支柴胡注射液诞生在太行山根据地。
乐松生贡献之一也是中药西制。他不限于一种丸药，而是全面进行剂型改革，并在全国进行推广，这是历史性的贡献。
乐松生与乐达仁、乐肇基经营天津达仁堂时就曾有志于中药剂型改革，但困难当头，处处碰壁，只得把这种想法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新中国成立后，在彭真市长的帮助下才逐步付诸实践。
北京解放后，彭真市长和乐松生经常往来，并且很快熟悉了。彭真市长对祖国中医药学非常重视，对同仁堂也关怀备至，对中医药发展方向也非常关心。1951年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各界代表大会上，彭真市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乐松生说：“你们乐家吃中药吃了几百年，靠吃中药发了财。今后你们乐家要为祖国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随后又强调说：“一定要做出贡献！”彭真的话充满了信任与希望。这几句很有分量的话，拨动了乐松生的心弦，他决心把中药剂型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也就在这次会议上乐松生结识了志同道合的郑启栋教授。
郑启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脏器药物学专家，1939年至1943年任北大脏器药厂厂长兼总工程师。这是一家由日本人投资，利用动物内脏提炼激素的工厂。日军投降后，国民党接收了这家工厂，郑启栋改任顾问。新中国成立后，这家工厂被国家接收，改名为北大药厂，郑启栋任副厂长，同时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教授脏器药学。由于职业关系，他对中药剂型改革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万事开头难，乐松生改革中药剂型的决心是定了，但他仍有自己的考虑和担心，一时不敢迈步，举棋不定。
乐松生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其一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药剂型上一直以丸散膏丹和汤剂饮片为主，如果改变剂型，能不能保证疗效？群众是否接受？其二是改革中药剂型没有多少可借鉴的资料，能否成功，心中无数。其三是技术人员如何解决？其四是资金问题。其五……乐松生想了许多许多。
1951年夏天，乐松生与郑启栋一起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四川。在重庆他们议论起了中药剂型改革问题，乐松生将他的顾虑向郑教授和盘托出。郑教授表示坚决支持乐松生的改革之举，并愿意合作进行。共同的事业心，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乐松生问：“中药蜜丸能否压成片剂？”郑启栋略一思考说：“可以。”
1951年秋，中央土改工作团回北京后，乐松生立即派他的表弟、北京达仁堂药店副经理廖东生将一份银翘解毒丸的药料送给郑启栋，请他改制成片剂。郑启栋把药料在北大药厂片剂车间粉碎，加些结合剂制成颗粒后压片，每片0.5克，16片相当于蜜丸一粒。由于没有进行提炼，实质上和中药丸没有什么区别，但这得到了一个提示：必须分析中药药味的有效成分，按配方将药味的有效成分提炼出来，去掉杂质，再制成片剂。这样既保证了疗效，又缩小了体积。
后来乐松生邀请郑启栋前往北京东华门大街的一个餐厅共进午餐。简单的饭菜后引入了正题。乐松生说：“我们一起搞中药剂型改进吧！我想请你来主持这项工作。”郑启栋本想和乐松生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并没有想过具体主持这项工作。但他想这项工作很有意义，自己又是学生物化学的，也许能胜任，就接受了乐松生的邀请。乐松生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科技人员有了，他觉得非常高兴。他们又详细地研究了具体进行步骤。
郑启栋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思考、推敲，拟订了《中药剂型改进研究工作的初步方法和进行步骤》，并与乐松生一同讨论研究，从中药材的质量分析到提炼方法，从保证药效到体积大小，从生产过程到购置设备，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高兴之余，乐松生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难题，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让北京同仁堂投资吗？这可能性太小了，他向郑启栋介绍了几件事，而这几件事也正是他筹划之初举棋不定的重要原因。
1921年，乐笃周到法国留学，学的是商业管理，他对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看到同仁堂家、店不分的管理方法有很大弊病，生产方式又很落后，于是就提出了改进意见。首先建立化学研究室，聘请专门研究药剂的化学专门人才，将各种药材提炼后再作分析研究，以便更好地利用，然后购置机器设备改进生产。这个意见一提出，在乐家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什么“忘掉了祖宗了！”“异想天开了！”“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了！”铺天盖地对准了乐笃周。乐笃周遭族人反对后，就想自己办，直到1928年也没有筹到资金。
乐松生说：“我在同仁堂只有1/16的股份，如果族人反对，我还是无权作主。股东多，不容易取得一致意见。”“能不能再想想其他办法呢？”郑启栋说。
“堂兄乐肇基也有改进中药制造的想法，可以和他商量商量。我在达仁堂有1/5的股份。”乐松生对郑启栋说。
乐松生筹划就绪以后，向彭真详细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工作进展情况，彭真鼓励说：“关键是保证质量，提高疗效，要讲科学。”又说：“先干起来，有问题找我。”
1952年7月1日，乐松生与郑启栋一起到了天津，与天津达仁堂药店总经理乐肇基详细讨论了中药剂型改革问题，方案趋于成熟了。最后决定，天津达仁堂投资搞基本建设，并每月拨1000元作为活动经费；地点设在北京前门外杨梅竹斜街42号，名称为天津达仁堂国药总店驻京办事处国药改进研究室。
从天津回北京后，乐松生正式聘请郑启栋任研究室总工程师，但北大方面委婉谢绝了：“可以合作研究，我们也需要郑教授。”乐松生急了，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马上找到彭真，在彭真支持下解决了问题。1952年10月1日研究室正式挂牌，开始了研制工作。乐松生自任研究室主任，郑启栋任总工程师，还有两位工程师和一位药剂师、一位练习生。乐松生提出先以达仁堂的传统中成药香莲丸、银翘解毒丸、黄连上清丸、女金丹四种丸药进行改制片剂的研究和试制。
乐松生等一边着手查资料，一边进行科学实验工作。工作难度相当大，如薄荷是银翘解毒丸配方中的一味药，其主要成分是薄荷油，具有疏风、清热作用。实验中要提取薄荷油，没有合适的油水自动分离器，他就先试用洗眼壶等玻璃小器皿，结果也分不出油来。后来自己用玻璃管烧制了一个仪器，才得到少量的油。以后才用提油器。
实验，失败，再实验，反反复复，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银翘解毒片、黄连上清丸、女金片、香莲片四个配方提炼生产方法，制出了合格的产品。前人没有搞成的片剂生产，乐松生和他的同事们终于搞成了，一种体积小、疗效好的中药片剂终于问世了。如2片银翘解毒片共1.2克，其药效相当于银翘解毒丸1丸，而1丸银翘解毒丸按传统中药计量方法重3.2钱。片剂的制成是一大贡献。与此同时，他们还成功地总结出一套中药提炼方法，为发展和推广中药剂型改革奠定了基础。
新事物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1953年4月，乐松生把上述四种片剂的科研、生产、化验、临床等材料上报有关部门，希望批准批量生产时，却没有得到同意。
乐松生心急如焚，这不是要半途而废了吗？他急急忙忙找到彭真，全面汇报了国药改进研究室的工作，并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和要求。彭真没有当面表态，只是要乐松生把有关材料交给他。临别时，彭真与乐松生紧紧握手，乐松生从中感到一股力量。同年7月，中央卫生部正式下文批准生产，乐松生从心里感到高兴，他与彭真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就连自己的家务事也乐于向彭真唠唠叨叨，彭真在百忙中也经常抽空和乐松生聊聊。
为准备小批量生产，在杨梅竹斜街研究室的后院安装了立式小锅炉，把大水缸改造成浸出器，添置了双层蒸发浓缩锅、单冲压片机等设备。同时招收了九名青年工人，开始批量生产。1953年9月上述四种片剂出现在首都医药市场上。
1955年5月达仁堂国药提炼厂正式建成，开始了中药片剂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