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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季繁是四大房中第四房，有三子，长子乐达仁、次子乐达义、三子乐达明。乐钊、乐琪为乐达仁之子，乐松生为乐达义之子，乐肇基为乐达明之子。乐钊、乐琪、乐松生、乐肇基是堂兄弟，为一爷之孙。
乐达仁出身医药世家，耳濡目染，不但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刻意研究乐氏祖传秘方。他早年留学英国，后来还作为清政府驻德公使吕正寰的随员赴德国考察，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技术与科学管理更感兴趣。回国后，他深感同仁堂设备落后，管理混乱，他决心另辟新径，改变同仁堂的经营方法。他的意见一说出，立即遭到众族人的反对，意见难以统一。乐达仁找来乐达义、乐达明及乐达德兄弟，商量用乐季繁去世时遗留的4万两白银作为资本，在外地开设乐家老铺。乐达仁先在武汉，后又到上海开设同仁堂，但营业不佳，于1914年又到天津开办了达仁堂。
1914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天津达仁堂开张，地址在天津河北区沈家栅栏。这里地点适宜、环境优越，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地名带有栅栏二字，与北京同仁堂药铺地址在前门外大栅栏同有“栅栏”二字，取其吉利，心理也平衡。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药王节，这一天是药王生日。乐达仁选址、选时可谓颇费苦心。这里顺便提一句，乐家的人几乎都迷信，各房都拜佛烧香。
开张这一日，乐达仁广邀亲朋好友、同行，搭彩棚唱堂会，非常热闹。忽然浓烟滚滚，彩棚着了火，众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乐达仁果断地切断火源，指挥众人救火，大火很快被扑灭了。有人断言，开张不吉利，很快会倒闭。乐达仁虽然迷信，但更相信科学，对事业充满信心。在宣传上，他反其道而行之，说：“火旺、火旺，越烧越旺。”果然，达仁堂一把火使天津人人知道达仁堂，重新营业后的第一天就来了个开市大吉，收入现大洋80元。
1928年，20岁的乐松生被迫从育才商业专科学校退学，迈进了天津达仁堂的大门，任副经理。他有一个脾气，不干就不干，要干就干好，干出个样子来。
乐松生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完全进入了这个新天地，几乎是拼出命来学。他虚心向职工学习中药的辨别、性能、作用、炮制，向乐达仁学习经营管理经验。
“师傅，您看这虎骨与豹骨有什么区别？”乐松生经常以一个徒弟的身份问老职工一些问题。
“虎头部的骨骼有浅槽，豹骨的头部是梭的形状，老虎属有爪科，脚有跗骨，豹是有蹄科，只是单骨。”老师傅非常喜欢这个没有东家架子、态度和蔼的“乐爷”，往往是问一答十，非常愿意和他接近。
渐渐地乐松生有了辨别药材真伪、判断质量高低的能力。但乐达仁对此并不满足，常派乐松生和一些老职工去药材产地、大药材市场去采购，锻炼他的实际工作能力。
在天津达仁堂期间有两件事对乐松生触动很大。
一是在达仁堂蒸蒸日上的时候，乐家大房东乐佑申兄弟在1929年也到天津开设了两家乐家老铺，名称为乐仁堂、宏仁堂，地点离达仁堂不远。乐达仁非常气愤，因为乐氏家族原来有规定，凡有乐家老铺的地方，别的乐家成员不准再在此地开乐家老铺，也就是说先开药铺可以，后开就不成了。这是乐氏家族解决内部矛盾的一种措施。乐达仁找到乐佑申申明族规，乐佑申置之不理。乐达仁对乐肇基和乐松生说：“我要到北京，让族人公议。”乐松生身为乐氏族中人，对同族之间的矛盾是了解的，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不会同族公议的。眼看矛盾即将激化，乐松生多次劝伯父：“都是同族近支，都是同仁堂的股东，肉还是烂在锅里，利没外溢，让他们开药铺吧！”乐达仁气仍不消，乐松生又说：“天津地方这么大，同族不开，其他同业也是要开的。要是同族公议，定伤情分。”水滴石穿，乐达仁终于被感动了。之后达仁堂、乐仁堂努力经营，都有了很大发展。
二是德国拜耳药厂主动找乐达仁，提出合作办一个制药厂。乐达仁、乐肇基、乐松生多次一起商量，认为条件合适可以合作办厂。拜耳药厂提出，双方投资，工厂建在青岛，厂名仍为拜耳。乐达仁坚持厂子建在天津，厂名为达仁堂。谈来谈去拜耳药厂丝毫不让步。乐氏伯侄三人都想改进中药制作，改革落后的面貌。但事情牵涉到以谁为主，如在外商控制之下怎能心甘？最后乐达仁等决定，不向外商妥协，坚持民族利益。
在天津达仁堂，乐松生办的两件事对同族震动也很大。
一是1947年乐达仁、乐达义相继去世，乐松生成为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主要负责人之一，同管两药铺业务。乐达仁去世后遗有二子，即乐钊、乐琪。达仁堂药店原有四股，乐达仁只占一股。当时乐松生对乐肇基说：“把四股改为五股吧！让乐钊、乐琪各领一股。”乐肇基同意后，乐松生又找其他股东，最后圆满解决。乐家本来在财产分配问题上矛盾很多，本族人看到乐松生的这种宽以待人的做法，也不得不称道。北京解放后同仁堂的劳资纠纷解决后，乐氏族人一致同意乐松生担任北京同仁堂经理，和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二是乐松生以对社会负责的精神，对职工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常说：“中药这碗饭是不好吃的，弄不好会误人性命。”因此达仁堂有一整套严格管理制度。不仅这样，乐松生还经常与职工炮制药材。一次在炮制妇科特效药乌鸡白凤丸时，乐松生与职工一起去净毛爪，与其他药料按家传秘方配制后，分层码在铜罐中，以沸水煮沸四昼夜。这四昼夜乐松生一直坚持下来，实在困极了就坐着合一会儿眼。他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乐家人人都知道。
在天津，达仁堂是后起之秀，其信誉远远超过其他老字号，饮片质量堪称华北第一。
1953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建议，提出了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乐松生当时还任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委、北京市国药业公会主任委员。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乐松生欢欣鼓舞，他分别召集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工商业者举行座谈会，学习讨论总路线。同时有目的地征集工商业者的各种反映，向上级汇报，帮助了解情况。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乐松生非常激动地站起来高声地说：“新中国的成立，给同仁堂带来了新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给同仁堂指明了方向。”乐松生平时发言都是稳稳当当的，这次在座的人都很吃惊，没想到他这次发言几乎是喊出来的。
这一年乐氏家族开了一个全体股东会议，这是个自发性的会议，没有组织，没有召集，没有主持。会上有人说：“我们不带这个头，看一看再说，谁先申请公私合营就叫谁先申请去！”有的说：“政府叫我们公私合营我们就公私合营，不主动申请。”当时南京同仁堂经理乐笃周也在北京，他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曾支援过八路军、解放军，他们向我宣传过党对民族工业的商业政策，解放以后事实证明他们说到做到。”乐松生也说：“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乐家应起带头作用。”
乐松生的态度是明确的，经过“三反”、“五反”教育，他的觉悟提高很快，他非常欢迎乐氏家族的这种座谈。他也清楚，这么重大的问题乐氏家族不会很快形成统一意见，因此他有机会就介绍合营企业的情况来宣传政策。
真理越辩越明。1950年乐氏四大房每年每房在同仁堂提取14000元；1953年党和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和赎买政策，每年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实行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资方股息红利，四方面共同分配企业利润。由于同仁堂营业额猛增，乐氏四大房每年每房分得人民币42890元，相当于过去每年每房所得的3.06倍。这样的分红制度一直延续到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被定息制度所代替。同仁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有很大发展，职工人数从1950年的194人，到1953年增至286人。党的教育、同仁堂的发展使股东们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1954年同仁堂经理乐松生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8月9日在大栅栏同仁堂门市部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和由15人组成的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并起草公私合营协议书。乐松生与有关方面积极配合，工作进展得很顺利。8月27日，由北京市地方工业局代表和同仁堂股东代表在《同仁堂公私合营协议书》上签字。从此，同仁堂正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1956年1月15日，首都各界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在庄严的天安门上，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献上了北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报。喜报是用一个特大信封套着的。毛泽东主席非常高兴，慈祥而又亲切地对乐松生说：“你这个信封可真大啊！”乐松生高兴地向毛主席说：“这是大喜事啊！”后来乐松生在回忆这一天时说：“这是难忘的一天，标志着我们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对于我们工商业者来说，通过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使我们能够在接受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方面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这难道不是一件大喜事吗？”在中国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乐松生成为著名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