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北京饭店

邵宝元

近半个世纪以来，北京饭店是中外知名的一个带餐厅的旅馆，多少中外旅客在这里寄居过，多少有历史意义的集会和宴会在这里举行过。解放以后在东西两边又添建了新楼和大厅，使得旧北京饭店更形扩大和华贵了，几乎每个来北京观光的国际友人都和它结过缘。

我从1900年开始，至1948年7月，有48年在北京饭店“服务”。在旧社会里，说不上服务，不过是混饭吃。那年正是清朝光绪26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到北京，在东城纷纷驻扎了兵营，于是酒店、饭馆、妓院也就应“运”而生。这年冬天，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有三间门面的铺房，由两个法国人开起酒馆来，一个名叫傍扎（Banza），另一个名叫白来地（Peiladi），那时京汉铁路在长辛店，已有了总站存车处，不久，白来地就退股到长辛店开酒馆饭铺去了。于是这边又加入一个意大利人贝郎特（Beurande），与傍扎合作。1901年，小店生意兴隆，便迁到东单菜市西隔壁，才正式挂上了北京饭店的招牌。

我原籍天津，读过私塾，在鞋店和钱庄学过徒，在补习学校读过点法文。经我在北京做事的哥哥介绍，就在苏州胡同以南踏进了没有挂牌的“北京饭店”。那时我才14岁，为了生计，学着伺候洋兵，卖的是1角2角一杯的红白葡萄酒，下酒菜不过是煎猪排或煎鸡蛋，并不难做。到了东单，我管酒柜。

因为利润优厚，这两个洋店东就争吵不休，结果法国人傍扎也撤股到长辛店酒馆去了，这边意大利人贝郎特又找了他一个本国人卢苏（Rosso）来合伙。卢苏是一只眼，原在奥国人开的公义行管账，经理擦手枪走火，伤了他一只眼睛，赔了他一笔钱，他就拿这笔钱入了“北京饭店”的股。后来贝郎特患疯症死了，饭店主人就成为卢苏一人了。

从1901到1903年，北京饭店就设在现时东单邮局西边的地方（解放后北京日报社曾设在那里）。西边有个三星饭店，是西班牙人开的。如今东单邮局的地方原是“小白楼”，是美国女人开的洋妓院。旁边是德国人开的宝珠饭店。

这时候的北京饭店，是中国旧式的院落。前院是三合房，东厢房是酒柜，西厢房是客厅，北上房是大餐厅，后院有20多间客房，布置得半中半西，开北京的新纪元。那时还没有电灯，点的是石油灯，也没有专人管理燃熄。大门口有一口食用的井，记得洋兵们喝醉了有失足落井的事。

卖酒的利润最大，整桶的红白葡萄酒随了兵船而来，根本不上税。本钱不过70多元，一桶可灌作500瓶，最低价一瓶1元6角，500瓶就是800元，是本钱的十倍。更何况洋掌柜的叫把一桶酒灌三种瓶子，价钱不一，除1元6角的一种以外，还有2元2角5的、3元2角5的，贴上不同的标签，欺蒙酒徒。

那时饭店门前为旅客组织了洋车，有班头管理，车上都有号码片，为的是客人遗落东西，便于查找。所谓人力东洋车，拉外国人去万寿山，来回是15元现大洋车价。后来有了胶皮轮，定价1元5角一个钟头，再往后才有了四轮马车。

洋人势力越来越大，离东交民巷近的街道必须拆除，因此东单头条就拆了。北京饭店天天客满，单人房间3元一天，双人房间5元；早餐7角，午餐1元5角，晚餐1元7角5。住房吃饭每天结算。

北京饭店的营业日益发达，于是在1903年迁往东长安街铁路局以西隔壁那座红砖楼房内，计房48间，生意由小到大。我由一个小徒弟变成了伙计，得到了洋掌柜的信任，替他们训练新伙计。他们多是一些十三四岁的少年，为了伺候洋人，在业余时间学些英语、法语。分工也细致起来，有派在厨房的；有穿白短衣服打扫的，只管桌子以下的事，如擦地、打扫厕所；有穿长白褂子的，管桌面以上的杂事；还有管锅炉的、管水泵的。早年的北京饭店是自己有水塔的。

到了1907年，卢苏把饭店全部卖给中法实业银行，改为有限公司，法国董事长名罗非（Raphille），法国经理名麦义（Maille）。我担任出纳，管理洋文账目。改组以后营业比较公道，账房里是法文簿记，一天一结算。很长一个时期，每天要赚2600元。账单则用英文开出，也由我经办。

1917年，北京饭店再度扩充，向西发展，盖了五层大楼，每层21间，计105间，连前48间，共153间。这时已装用电灯，用东交民巷德国电灯房的电。另安设电话机中继线。又安了暖气管以及锅炉，并有二十马力电滚子，两个水井，附设两水箱，一冷一热，直达屋顶。电梯也直达屋顶花园。屋顶花园有舞场、花厅、餐厅；周末有舞会，能容1000多人。

这时饭店规定客房价单人每天15元，双人22元，带客厅的每天35元，东楼的48间较便宜。以上价格是连饭在内，每天三餐，下午4点茶点吃不吃照样作价。住包月价钱有250元的，有300元的，有450元的。

饭店有大汽车两辆，能坐20多人，往来车站接送客人。还有自己的脚行，穿饭店衣服，编列号码，中外国籍均有。外国老板自然是不把中国劳动人民看在眼里的，时常对中国伙计和脚行打骂交加，嫌他们干活儿还不够出力。我有时和他们顶几句，他们是欺软怕硬的。

饭店最兴盛的时期，是在民国时代。那时各派上台下台，寿命不过一两年。当政局变化或兵变的时候，中国阔老权贵们往往来住饭店，方能保险。房间住满以后，就是一块小走廊，也能租住。因为依照条约，外国人的营业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就是警察和侦缉队也不能到北京饭店来捕人。饭店还有规章，身穿制服的军人不能进入，大军阀的马弁也不能穿了制服跟随进入。

英国的通济隆旅行社也在北京饭店租有房间，为旅客办理各国的客运、货运，代办火车票、轮船票，也能开流通英镑的旅行支票，还代办所要去的那个国家的食宿游览等事项。各国客人来到北京，他们就当向导，介绍游逛北京名胜，如万寿山、香山、潭柘寺、十三陵等处。

法国书铺、古玩铺也在北京饭店内附设。也有花边地毯等货摊。还有一个名叫柏东（Button）的美国女人，起先只在饭店进门处租了一块放一张桌子的地方，每月15元租金。她在小桌子上摆个摊子，卖些手提包，是她自己利用清朝蟒袍补褂的前后刺绣片子做成的，是些五光十色的孔雀虎豹鸟儿等飞禽走兽。她还用袍服腰带上的玉器别子零件做成手提环，配搭得十分华贵美丽。她的货品按美金定价，非常昂贵。她善作招徕，见到外国妇女，就宣扬自己的货品珍贵，然后送货到各房间兜售。后来她赚了很多钱，就租三楼上三〇一号房间开起店来，大卖其清朝贵族夫人服装以及戏装玉器等。她做的是不要本钱的生意，是代摊贩们卖的，照标价出售，不扣佣金。实际上她赚的比佣金多得多，因为她是照同样定价的美金出售的。

这个美国女人柏东还进一步发展她的“事业”。她招揽了几个中国街坊的姑娘，才十三四岁，帮她工作，她教她们学点英语。有时知道有大帮洋人要从香港或上海来时，她便带了中国姑娘们去天津接船，自称是骆驼铃噹公司的，公司设在北京饭店，欢迎去北京游览。到了北京饭店，她又大事接待，最后是推销她的货品。她后来居然请了一位会计，买了两辆汽车，由一个穷女人变成了一个富商。

在日伪管理北京饭店时，柏东就衣锦还乡了。日本接收北京饭店股权时，英国通济隆旅行社也停业回国。

1940年中法实业银行把北京饭店的股票按美金出售，美国日侨来到北京纷纷购买，于是62%的股票到了日本人手里，由法文股票改为日文股票。董事长换了日本人犹桥渡、副董事长石井。1941年日人将北京饭店改为日本俱乐部。北京饭店合计从1907到1940年，在法国人手里掌管了33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北平市长熊斌接收了北京饭店的日本股权。日本方面狡猾地声称股票所有人是美国国籍，蒋政权答应调查。一面派来了行政院会计，监视账房簿记和一切财产，委我为临时经理，法国经理则照管法文簿记，人事上没怎么变动。

后来国民党的战地服务团招待美军住在北京饭店，秩序最坏。美军往往窃走床毯和被单，其他零星物件也偷了不少。有的美军并未住宿，还会偷走厕所里的玻璃砖镜子。有时告诉美国陆军宪兵队，追到车站才把东西要回来。多半时候是人赃两不获。美国兵喝酒高兴时唱歌跳舞，喝多了摔酒杯、砸柜台，闹得不亦乐乎，他们的宪兵队也管不了。

后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京设立时，北京饭店成了第二招待所，一共有18个招待所，均归战地服务团区部指挥。我被委为第二招待所副主任，凭空来了个上校级军衔，干的仍然是招待业务。

从这时候起，北京饭店的职工才算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叶剑英参谋长和代表团团员对我们职工太好了，我们从没有碰到过这么尊重我们的旅客。他们有礼貌，爱护饭店财产。每天叶剑英参谋长请客完毕，一定到厨房和炊事人员一一握手道谢。共产党方面代表平时吃饭六人一桌，一定要等齐了人才动筷。国民党方面就迥然不同，有时候为了一个菜吃得不对胃口，还会摔盘子大发脾气。

和谈破裂，军调部结束。北平市由何思源和刘瑶章先后充任市长，北京饭店也不断地转手办交代。主管人往往在饭店里花天酒地，慷公家之慨。1948年7月何思源下台时，命令我办交代。以后因为我已60开外，就递了辞呈。

做北京饭店的中国经理是有职无权的，法国经理是三年一任，有连任的，也有不到三年离职回国的。有两个经理死在北京，一个是麦义，一个是最后的一个名叫罗斯觉，1947年才死的。

北京饭店职工的封建关系很浓重，很多是祖孙三辈全在北京饭店供洋人们使唤。外国经理认为这样可以笼络人心，好支配中国职工。而中国职工屈辱求全，不外是为了时局动乱，吃北京饭店这口洋饭还比较保险，其时平日受的洋气、洋拳也不少。如今的北京饭店内不少人是我的师兄弟，他们在解放后才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觉悟和地位。我这古稀之人只有羡慕他们，因此才想起把北京饭店的旧史重提，以庆祝这个曾经标志着国家耻辱的洋饭店终于回到了人民手里。没有八国联军侵华就不会有它，没有中国共产党北京饭店及其职工也永远翻不了身。我虽老耄，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