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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既是一个消费城市，又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城，历代文人墨客云集在这里，因此北京的文化用品商店也随之兴旺起来，其中以荣宝斋、宝文堂、老二酉堂较为著名。
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创建于1672年。创办松竹斋的是一个姓张的浙江人，他因在京为官，有一些积蓄，于是就拿出一部分钱来开了这个专门经营文房四宝的商店。
松竹斋除经营文房四宝外，还做一种名曰“挂笔单”的生意。所谓笔单，就是书画篆刻家们经过名家推荐订出其作品出售的价格标准。松竹斋代客订购这些作品，可以从中得到提成。同时，挂笔单的书画篆刻家们又都在松竹斋购买纸墨笔砚等文化用品。仅这两项就可以使松竹斋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松竹斋的主要收入还是靠经销信纸、信封、稿纸、仿纸、扇面等大众化的文化用品。经过多年经营，松竹斋不但蜚声士林官场，而且连喜欢附庸风雅的普通人，也都以光顾松竹斋为荣。
松竹斋的店主毕竟是官宦人家，不谙经商为贾之道，尤其是张家的后代，好交游，广结友，挥金如土，耗费了不少资财，再加上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当年门庭若市的松竹斋逐渐出现了难以维持的局面。店东为了把这个声誉卓著的老店维持下去，于1894年，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将店名改为荣宝斋。
民国以后，荣宝斋为了扩大经营，除大力充实北京总店以外，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南京等大城市开设分号，并精选熟悉业务的人员担任经理，广泛发掘，收藏珍品，与许多书画界名家来往甚密，为他们广开方便之门，获得很高的声誉。
荣宝斋的业务搞得最有起色而扬名于海内外，还是1933年以后的事。那时，荣宝斋继承中国传统印刷术，经营木版“彩印诗笺”信笺（供文人雅士书写函札、填词作赋使用），被鲁迅、郑振铎两先生赞为诸笺肆中之“白眉”。鲁、郑二先生甚爱刻印精美的笺纸，经过不断收集，编成《北平笺谱》，竟无人愿意为之出版，最后还是荣宝斋慨然承诺。
抗日战争开始，日寇侵入北平，荣宝斋的业务再度衰落，几处分店也急转直下。到全国解放前夕，北京总店负债累累，濒于倒闭。
解放以后，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荣宝斋起死回生，日放春晖，为海内外顾客所瞩目。
提起北京的老二酉堂，今天的青年人恐怕知道的不多。
老二酉堂创建于明朝末年，中间几经易手，到清代光绪年间，被一个名叫陈荫棠的人接办。陈某最初只是印售木版唱本（京剧唱词选段）。这些唱本虽不能登大雅之堂，但颇受粗通文字的广大市民、店员、职工和农民的喜爱，又因印制唱本成本低，发行量大，获利快，所以老二酉堂很快就赚了一笔钱。
后来，陈荫棠结识了清宫内的一名太监，靠这个太监帮助，承揽了给清宫装订玉牒的业务。玉牒是皇室的家谱。装订玉牒用的纸是专门为皇室生产的榜纸。这种纸比最好的宣纸还要好，每张约合四块银圆。老二酉堂借着装订玉牒的机会，藏匿了大量的榜纸。清廷退位后，就用来刊印古籍，同时出售给书画家写字作画，因而发了一笔大财。
民国期间，陈荫棠还将经由那个太监之手弄到的清廷殿版《四书》、《诗经》等书翻印出书。殿版《四书》、《诗经》原是清廷御制的非卖品，多发给八旗子弟上学使用，也分送给满汉大臣，一般人是得不到的。老二酉堂因此走红。陈荫棠看到印制古籍有利可图，便大量印制古籍，同时非常重视出书质量，很快就成为北京红极一时的古籍书店。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听说老二酉堂存有榜纸，便登门敲诈，使老二酉堂蒙受巨大损失。解放后二酉堂并入新华书店。
宝文堂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并不陌生，至今还经常可以见到出售宝文堂印制的通俗读物。
宝文堂开创于道光年间，以经营账本为主。至同治初年，因业务不振，亏损太多，濒于破产。1866年，刘水福（即中法战争中著名的黑旗军首领）出资，委托他在京城的同族兄弟刘永和把宝文堂接收过来，改为以经营图书为主的书铺。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印刷、出版、发行的书店，以出版古典通俗文艺读物为主，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农村读者。
1929年以后，宝文堂出版的木版书因受上海出版的铅印、石印书竞争的影响，在农村也不太受欢迎了。在竞争面前，宝文堂锐意改革，借款购置铅印设备，发展出版发行业务，使宝文堂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九一八事变以后，宝文堂编辑、出版了大量抗日文艺丛书，联合各地说唱艺人，随说，随唱，随卖。这种方式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说唱读物由于出版周期短，供货及时，销售地区广，发行量很大。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陷落，日本宪兵队曾到宝文堂翻箱倒柜，检查抗日书籍。因宝文堂早有准备，将《大战喜峰口》、《马占山抗日救国》等宣传抗日的书籍转移收藏，使日寇一无所获。
新中国成立之后，宝文堂公私合营。1954年，经中央批准，宝文堂与中央一级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合营。1958年，通俗读物出版社撤销，宝文堂成为中国戏剧出版社的一个附属出版机构。“文革”后，经国家出版局批准，又恢复了宝文堂的名义，继续出版通俗文艺读物。
解放前，北京的老字号多如牛毛，遍布街巷。经营得法、闻名于世的亦不在少数。本文虽然仅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九个老字号，但由于它们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抑或能使读者从中多少了解一点有关北京老字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