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馆长袁同礼与十余名职员秘密南下参加抗日。与日方交涉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出面。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被日军逮捕，日伪政府的教育总署接管了新馆，易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一度由附逆下水的周作人任馆长。八年沦陷期间物价飞涨，经费匮乏，职工生活艰难，图书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南下的袁同礼及其随行职员们历尽艰辛，坚持在大后方派出机构的工作，先后在长沙、香港、昆明、重庆设立了北图办事处和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艰苦备尝，工作卓有成效。

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派沈兼士接管北图，原馆长袁同礼也于11月赶回北京，主持馆务工作。

国民党政府日趋腐败，物价飞腾，民不堪命，北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日趋萎缩，惨淡经营，藏书仅140万册，维持而已。

六

解放后，北图迎来了新生。1950年3月6日更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1951年6月12日更名为北京图书馆。解放后，北京松坡图书馆的藏书也并入北京图书馆。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在云南发兵讨袁护国，病逝日本。国人为纪念这位爱国将领，弘扬他一贯倡导的读书明理思想，由其恩师梁启超发起，先后在北京和他的家乡邵阳倡办了两所“松坡图书馆”。1923年，在北京先后创办两所松坡图书馆，第一分馆在北海公园内的快雪堂，因三希堂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而得名，专藏中文图书；第二分馆在西单石虎胡同7号绵德府东侧院，专藏外文书籍。梁启超的高足、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曾一度在此供职。徐飞机失事后，其父把徐志摩在北京的藏书全部捐献给松坡图书馆。1949年，北京解放后，经管理馆务的常务干事叶景莘向朱德总司令建议，报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松坡图书馆并入北京图书馆。

随着祖国建设的日新月异，社会公众文化需求日益增长，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几经扩建仍不敷使用，1975年3月经周恩来总理提议并批准，1983年11月18日在海淀区白石桥路兴修新馆，其地原为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1987年10月6日建成开馆，邓小平为新馆题写了馆名。

新馆占地7.24公顷，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连同文津馆分馆，共17万平方米。新馆为通廊连接的13幢民族风格建筑，双塔型藏书主楼22层，地上书库19层，地下书库3层，高达61米。两翼由2～6层楼房组成，外墙为乳白色面砖，中间饰以蓝琉璃瓦，庄重典雅，气势不凡。馆藏极为宏富，古今中外，册府恢弘，品类齐全，高达2000万册（件），居世界第五，藏书及馆舍面积为亚洲第一。1998年1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1999年4月16日，江泽民为国家图书馆题名。

从毛泽东的第1号借书证，到周恩来对新馆建设的批复，从邓小平亲笔题写新馆馆名，到江泽民亲临国家图书馆视察、题写馆名，充分反映了北京图书馆解放后直至今天非凡的发展历程，称得上“苟日新，日日新”。人们常说，一个国家的图书馆可以体现出这个国家的兴衰和文化、文明程度，北京图书馆近百年的沧桑巨变，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北京的老字号

肖北谐

北京自从成为都城之后，历经元、明、清三代不断营建，使北京逐渐变成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消费城市。其间出现了不少驰名中外的老字号。这些老字号各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各有一套独到的经营方法。它们产销合一，勇创名牌，保证质量，服务周到，使它们的产品历久不衰，至今仍为广大消费者所喜爱。本刊上期介绍了北京解放前的饭馆，在这一期，我们择要介绍一下北京的药店、文化店、鞋帽布店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