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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天麟
周谷城与毛泽东早年是同师受教的学友。在教过毛泽东的老师当中，也有三位教过周谷城。这就是当时湖南很有名气的老师符定一、袁吉六（仲谦）、杨昌济。
1913年，15岁的周谷城从周氏霁光二等小学堂毕业，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而此时，毛泽东离开省立第一中学刚刚一年，正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省立第一中学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是以编著一部三十六卷《连绵字典》著称的符定一。他治校严谨，以“公、勇、勤、俭”为校训，向学生灌输伦理和爱国思想，深受学生的欢迎，也为毛泽东和周谷城所尊崇。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很有名气，他不仅在1000余名入学考生中名列榜首，入学后更是一直保持着“文章魁首”的美名，备受符定一和其他老师们的青睐。但课堂教学并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他遂产生了研究“大学问”的念头。一次暑假前夕，毛泽东向符定一校长谈了自己退学的想法。符定一自然不愿放走这位高才生，他极力挽留，但毛泽东去意已决，他谢绝了校长的好意，走上了独立自学的道路。1913年，毛泽东结束了半年的自由读书生活，接受符定一先生的建议，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重新开始了学校生活。
周谷城在周氏霁光二等小学堂读书时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养成了博览群书的习惯。所以，到省立第一中学后，周谷城的作文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经常受到国文老师袁吉六的表扬，并将他的文章传观。袁先生很得意地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教书时，古文好的是周谷城。”当时学校老师交叉任教，袁吉六既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又受聘在省立第一中学教国文。袁吉六是前清进士出身，酷爱古文，国学修养很深。毛泽东学生时代练就的一手好文章，就得益于袁先生的辛勤教诲。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说：“多亏袁大胡子（因一脸络腮胡子，人称‘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另一位交叉任教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既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伦理学、哲学，又在省立第一中学教修身课。他重视对学生的修身教育，要求学生要“高尚其理想”，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鼓励学生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做有益于社会的人。
杨昌济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他的学问、道德和风采给周谷城留下很深的印象。毛泽东也很喜欢杨先生的课，时常去他家里讨论问题，有时假期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1914年，毛泽东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1915年7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
长沙有一个旧式图书馆，周谷城是那里的常客。他与毛泽东相识后，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也常去那里，两人笑语当年缘何失之交臂。
1921年春，周谷城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英文兼伦理学教员。当时，毛泽东任一师附小主事（即主任）兼师范部国文教员。由于匡互生加入了毛泽东、蔡和森创办的新民学会，毛泽东与匡互生交往甚密，而周谷城与匡互生是高师同学，也是五四运动的战友，这样，毛泽东、匡互生、周谷城三人既为同事，又是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自然结成好友。
一天傍晚，毛泽东造访周谷城的宿舍。他刚踏进房间，就被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刊报章吸引住了。特别是其中两套三卷本的《资本论》，毛泽东很感兴趣。他半庄半谐地说：“你看这些书，不怕惹麻烦吗？”周谷城说：“怕什么，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或许是共同的强烈爱国心和改造中国的远大理想，这次交谈把两位热血青年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之间来往更加频繁，经常相互造访，促膝谈心。从学术问题到农民问题，从学校到天下大事，无所不谈。毛泽东言之成理，寓意深刻，使周谷城深受启发和教益。毛泽东还送给周谷城“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者”）丛书。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周谷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起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信念。
同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利用船山学社的房屋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任教务主任，李达任第一任校长，聘周谷城、李维汉、夏曦、夏明翰等人任教。自修大学成立后，反响热烈，学生日益增多，成为共产党在湖南的一个公开活动场所。周谷城在自修大学的任教生涯，对他日后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考察中国的农民问题影响甚大。
1925年适逢国共合作蓬勃发展时期。6月，毛泽东来到长沙，准备去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为了广泛地发动工农群众投身大革命，毛泽东在周谷城、夏曦的陪同下，在湖南第一师范礼堂向与会的工人、农民作参加国民革命的报告。据周谷城回忆，毛泽东赤足穿草鞋，裤脚管卷到膝盖以上，在讲台上打着手势，以生动的比喻向工人、农民讲阶级斗争的道理：“在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中立之余地。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终究要被无产阶级消灭的。”毛泽东的这次讲演，给周谷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对他后来参加农民运动以及运用阶级分析法观察社会问题有很大影响。
1926年5月，在国共合作准备北伐时，周谷城来到广州，住在粤秀酒家。毛泽东当时在广州负责国民革命宣传工作兼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说老朋友到来，他非常高兴，两次前往粤秀酒家探望。毛泽东希望周谷城留下来做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师，和他一道从事农民运动，就对周谷城说：“周先生就在这里教书好啦，反正书是要人来教的。”但周谷城终因顾虑长沙方面繁重的教学任务而未接受毛泽东的邀请。他只在广州住了两个星期，两个老朋友就依依惜别了。
在毛泽东的影响之下，周谷城回到长沙，同徐特立、柳直荀等人积极筹备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动员和团结教育界人士参加革命运动。1926年冬，他参加了省农民协会并担任顾问，同时被聘为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12月1日，毛泽东受邀参加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谷城在会上见到毛泽东，又听到他的讲话，心里十分高兴。会后两人又一次畅谈革命形势与农民问题。毛泽东还就办报一事与周谷城商谈，并请周谷城一起吃饭。
周谷城在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讲过地主通过地租剥削农民的观点，并在报刊上发表《论租谷》的文章，指出租谷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他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又写了一篇《农村社会之新观察》，运用剩余价值学说，系统地阐述了租谷是地主剥削农民的道理。
1927年3月，周谷城来到一时成为革命中心的武汉，在邓演达主持的总政治部负责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后来，邓演达提出到河南前线去组织战区农民运动会，让周谷城担任秘书工作。周谷城对做地下农运工作有些胆怯，而且身体欠佳还有痔疾，便婉言谢绝。毛泽东知道后便亲自来找周谷城。当时，周谷城住在黄鹤楼下一间名叫“一枝栖”的破旧小旅馆里。毛泽东一进门即问周谷城：“你为什么住这样一个旅馆？”周谷城笑着说：“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毛泽东又问：“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周谷城知道全国农民协会是毛泽东主持的，很乐意地说：“很好！”毛泽东接着说：“明天全国农民协会要开执行委员会，你可去一趟。”第二天，周谷城按时来到农协会议厅。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周谷城说：“周先生，你明天可到全国农民协会来工作。”
周谷城到全国农协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协助起草各种文书稿件，做宣传鼓动工作。一次，周谷城把自己写的《农村社会之新观察》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最好能在报上发表。”周谷城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文章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连续刊登了一个星期，反响强烈。
1927年，大革命形势风云突变，相继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汪精卫集团叛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被迫离开武汉，出国考察，毛泽东则到湖南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周谷城因发表《论租谷》和《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等文遭到搜捕。当时，周谷城正卧病武昌，在一位老朋友的帮助下，借一叶小舟，顺流东下，逃往上海才幸免遇难。
抗战前夕，周谷城在暨南大学任教授，住在上海老靶子路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一天，他在邮局送来的一卷报纸中发现裹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致师友”。信是用复写纸写的，署名“毛泽东”。这是一封向全国各界人士呼吁一致抗日、建立联合阵线的信函，信中希望在寇深祸急之时，临民族危亡之险，作狂澜逆挽之谋，急切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周谷城读后很受感召，他对李达讲了信的内容，两人一起商量如何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虽然当时周谷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处境十分险恶，但他仍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抗日宣传工作。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国民党对此封锁消息，唯有《大公报》刊发通栏标题：“毛泽东先生来了！”当时，周谷城正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他看到后，欣喜若狂，立即跑到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张西曼处打听消息。张告诉周，协会会长孙科要开茶会欢迎毛泽东，嘱周谷城按时到会。那天，周谷城早早赶到，等在会场入口几十步的地方。不多时，毛泽东身穿蓝布短装，头戴白色邮帽，向会场大门走来。看见老友，周谷城急忙跑步向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毛泽东却大声地说：“您是周谷城先生吗？”周谷城答道：“是的。”毛泽东也十分激动，眼里噙着泪水，伸出手指说：“一十八年了。”周谷城也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声音颤抖地问：“你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这个人呵，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在场的人都笑了。
过了两天，周谷城同徐冰、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于立群等十几人到张治中公馆看望毛泽东。朋友相见，毛泽东对他们谈了复员（由重庆搬回南京）的问题，说复员问题并不简单，大家要听话，听人民的话。周谷城等人深受鼓舞。与毛泽东握别后不久，周谷城即复员回上海，积极投身反对美蒋的斗争。
1946年暑假，周谷城和张志让、翦伯赞、沈体兰、潘震亚、周予同等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通过聚餐会、座谈会、报告会和发表宣言等形式开展反美反蒋斗争。有的教授还参加了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为营救被捕学生进行罢教斗争，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迁校和动员各大学教授留在上海为新中国服务等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谷城也因此成为著名的民主进步教授之一。上海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强行逮捕，后经学校等多方交涉才被保释。他被监视在家，无行动自由。
周谷城刚刚出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就指定他和陈望道、潘震亚三人为接收复旦大学的代表。上海刚一解放，周谷城就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务长。长期为之奋斗的人民解放事业终于变成了现实，周谷城无比激动和兴奋，他情不自禁挥毫向毛泽东修函致意。毛泽东复信说：
谷城先生：
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敬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周谷城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与郭沫若、李达、马寅初、欧阳予倩等人同在一个小组，共商国是。毛泽东派人给周谷城送去钱，并请他在北京多住两天。周谷城参加了开国大典，聆听了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响亮声音，他心情无比激动，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奉献力量，会议结束后就回上海了。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同年盛夏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派人去接周谷城。汽车一直开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毛泽东坐在布棚下，一见周谷城，忙着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说：“又碰到了。”接着就问：“你能游泳吗？”周谷城说：“少年时倒是在小河或池塘里可以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浮得起来。”毛泽东说：“试试看！”于是两人换上泳装，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一端下去，舒畅地浮游在碧波之上；周谷城小心翼翼地从浅水一端下去，走到水深一点的地方，就站不住了。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他招手：“来呀！来呀！这么大的游泳池，一个人游有什么意思。”周谷城打趣地说：“我这个人啊，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
游罢上岸，周谷城穿上衣服，毛泽东只披了一件睡衣，两人坐在布棚下谈天说地。毛泽东拿出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第69卷《赵充国传》，两人边读边议。毛泽东对周谷城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在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之一二，反对者达十之八九。后来相反了，赞成者达十之八九，反对者只有十之一二。”这天下午，两人谈得津津有味，日落西山后又在游泳池旁共进晚餐。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周谷城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都是如此，但要坚持。”毛泽东鼓励周谷城坚持真理，坚持争鸣，使周谷城深受感动。
周谷城年轻时攻读过伦理学，研究过黑格尔的逻辑学。1956年，他写了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发表在《新建设》杂志2月号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大讨论。
这篇文章一发表，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十分欣赏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1957年2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批评要有说服力时就举例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就写得很不错。”
1957年春，毛泽东在刘伯承、贺龙、叶剑英几位元帅和林伯渠、徐特立陪同下来到上海。毛泽东派人把周谷城接来，他拿出一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周谷城想到这阵子被围攻的情景，禁不住脱口而出：“不得了，批评像火箭炮似的冲过来，我受不了。”毛泽东笑着说：“有什么受不了，同他们辩论就是嘛！”周谷城急忙说：“我已成了众矢之的。我的意见很少有人赞成，我很孤立。”“并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毛泽东告诉他，《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用他的观点，“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并鼓励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吃饭时，毛泽东很风趣地说：“我请客，周先生同我坐。”两个人坐在一起谈起了往事。后来，周谷城收到了毛泽东叫人寄来的几本刊物，在引用的地方还特意用折角作了标记。
1957年4月，周谷城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1日上午，毛泽东约周谷城到中南海丰泽园长谈。毛泽东问周谷城：“北京教育界、学术界有些什么朋友同你谈得来？”周谷城说：“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等教授。”毛泽东随即让工作人员把他们请来，并把胡绳和人民大学的王方铭也叫来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毛泽东首先谈自己的革命实践，然后把话题转到科学研究。毛泽东说：“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进餐时，毛泽东戏谑地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先生吃饭，请大家作陪。”毛泽东这样一说，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饭后又一直谈到3点多钟仍余兴未尽。
这两次谈话以后，周谷城参加辩论的勇气陡增。从1956年2月到1959年7月，他连续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20多篇探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文章。1958 年4月，《人民日报》登载了周谷城的《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就打长途电话把周谷城叫到北京中南海来。一见面，毛泽东就说：“问题转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周谷城答：“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连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毛泽东夹着英语风趣地说：“formal 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周谷城紧接着说：“中学高中班、大学初年级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毛泽东说：“懂不懂，当然也有人觉得是个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可搞通的。”毛泽东对周谷城说：“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或是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
当时，由于周谷城正在着手写《古代世界史》，所以他只收集了很少一部分，编了薄薄一本，定名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考虑到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就给毛泽东写信，请毛泽东作序。毛泽东回信说：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讨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1958年1月6日傍晚，华灯初上，毛泽东派人用自己的专机把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从上海接到杭州，到达西湖刘庄时已是子夜时分。毛泽东披着大衣，亲自站在客厅大门口迎候。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并风趣地说：“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睡觉吧？”三人同声说：“没有，没有。”走进客厅，一张方桌，四把软椅，毛泽东和三位党外朋友各据一席，品茗畅谈。毛泽东的谈话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学等各个领域，其思路之敏捷，视野之广阔，见识之精到，言辞之犀利，为常人之所不及，三位学者亦畅所欲言。毛泽东说，无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他希望三位党外朋友“不要老待在教室里、报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走走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他说：“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己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来的。”又说：“譬如我，我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
当晚，毛泽东刚刚开完一次重要会议。为了迎接客人，他连晚饭都没有顾得上吃。他特地多准备了几个菜，斟上几杯酒，陪着三位学者边吃边谈。饭后又继续畅谈，一直到凌晨3点，谁也没有一点困意。还是毛泽东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说：“已经3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改天再谈吧！”
从庭院出来，有一段几百米长的幽静小道。此时正是满湖月色，毛泽东送他们到汽车旁，笑着用手指着月亮，不乏诗意地说：“今晚的聚会，也可算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1958年，毛泽东到上海视察，邀周谷城相见。在毛泽东下榻休息的客厅里，两人一人一个沙发，对面而坐。谈话间，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走进来。周谷城并不认识许建国，见他向自己打招呼，就站起来跟他握手。毛泽东笑着对许建国说：“周谷城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早得多。”听到这话，周谷城被触动了心事，想起1927年毛泽东率众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忽然变得羞愧，赶紧申明：“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接着说：“没有跟主席上井冈山，同主席有天渊之别。”毛泽东连连摇手，大声制止说：“没有人怪你。”听了这话，周谷城如释重负，一股暖流涌到心头。事后，周谷城曾说：“足证他对我的不安心情是完全了解的。”
又有一次，毛泽东去上海，把周谷城邀去。入夜，陈毅在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晚饭后在小礼堂观看历史剧《闯王之死》，工作人员请毛泽东去前排准备的大沙发就座，毛泽东摆摆手，同周谷城一道在中间的一排小椅子上坐下，并笑着说：“我们就甘居中游。”开演前，毛泽东跟周谷城海阔天空地闲聊，周谷城随口说：“有人认为，洪承畴之投降清朝，似具善意，目的是减少汉人大遭屠杀。”毛泽东略带微笑地说：“有此一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事情不甚简单，恐怕还是得作点研究。”
周谷城后来回忆说：过去我和毛泽东谈天，经常说到一句话：“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毛泽东与周谷城之间无所顾忌的即兴漫谈，正是日理万机之余一种惬意的松弛。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到上海，在锦江饭店与上海各界共庆佳节，周谷城、陈望道、周信芳等人也参加了聚会。众人与毛泽东围坐在小圆桌旁，无拘无束，自由交谈，兴致颇高。大家汇报的都是生活琐事，毛泽东却很爱听。
当晚11点左右，周谷城已经回家睡下，忽接报社电话，让他写一首诗或词欢迎毛主席，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周谷城坚持说写不出。记者强求说：“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周谷城说：“主席是内行，要求能不高？”推辞不了，周谷城写了一首《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的词。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日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读后很感兴趣，便打电话约见周谷城。5月3日下午3时，周谷城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见到他第一句话就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周谷城说：“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毛泽东说：“恐怕不止一首。”周谷城说：“平时我也偶尔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毛泽东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周谷城说：“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毛泽东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周谷城将话题一转：“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周谷城便发挥道：“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唆。‘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啰唆’，可能就是发牢骚。”对周谷城这段并无一定来由的话，毛泽东没有诧异，反而微笑浮在脸上，觉得蛮风趣。周谷城更进一步笑着说：“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毛泽东说：“是呀，老干巴巴，有什么味。”周谷城接着说：“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风趣，可能要丢丑。”就这样，他们由下午3点一直谈到6点，意犹未尽。后来转而谈政治。周谷城偶然提及了邓演达先生，毛泽东随即问：“你认识邓？”周谷城说认识，毛泽东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晚上，两人又在一张小桌上用餐。
50年代逻辑问题讨论的硝烟未散，60年代，周谷城又陷入了“斗争哲学”的重围。1961年3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史学与美学》，提出斗争即历史过程；1962年2月，他在《文汇报》发表了《礼乐新解》，提出中国美学原理突出的一条，曰由礼到乐，即由劳到逸，由紧张到松弛，由矛盾对立到矛盾统一；1962年12月，他在《新建设》发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提出无差别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文章发表后，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商榷”文章蜂起。
从1963年至1964年，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前后延续了两年，各方来稿踊跃，仅《光明日报》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300篇，其中批评周谷城观点的占大多数，赞成他观点的仅30余篇。在这段时间里，姚文元为显示其革命的彻底性，与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
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讨论。1964年7月，金为民、李去初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反驳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给毛泽东看清样。毛泽东立即叫中宣部把姚文元的文章和这篇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并亲自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序：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从今天的眼光看，毛泽东的这段序言并不显得咄咄逼人，但对这场讨论的态度，对辩论双方观点的态度，对老朋友周谷城的态度全在里面了。
1965年，在上海西郊一座西式别墅，毛泽东邀见周谷城，一起畅谈哲学、旧体诗。在谈话中，毛泽东想到了远在台湾的那位“五四学者”，不无遗憾地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周谷城补充说：“他写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便没有下文了。”毛泽东接着说：“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毛泽东此时回忆起海峡另一边的故人，其情其景耐人寻味。话题转到旧体诗，谈起李商隐，周谷城随口用湖南腔兴奋地吟道：“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最后两句周谷城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毛泽东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续了上去：“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一叹一咏，温馨而有情致。
十年浩劫期间，周谷城遭受“批斗”、“抄家”，受尽折磨。他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列为全国重点批判的“黑八论”的第二位，他为此吃尽苦头。虽身处逆境，他依然相信“万品争妍发众香”的一天终究会来临。1968年的一天，复旦大学工宣队把周谷城从“牛棚”里揪出来，送到市府大礼堂，让他听毛泽东的讲话录音。录音中有这样一句话：“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写完，书还是要让他继续写下去的。”周谷城听后感慨万千，知道毛泽东对他采取的是保护政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周谷城惊悉此噩耗，潸然泪下，心情十分悲痛，夜不能寐，乃起床挥泪作《哀悼毛主席逝世》七律一首。诗曰：
阴沉一霎朔风号，
领袖惊传别我曹。
抢地吁天呼不应，
伤心惨目泪如潮。
五洲魑魅焰仍在，
百国工农志不挠。
且化悲哀为力量，
继承遗志夺高标。
毛泽东与周谷城的交情一直很好，用周谷城的话说：“几十年来，没有半点隔阂。”毛泽东与周谷城的交往清淡如水，用周谷城的话说：“我没有向毛主席要过一官半职。”两人可以说是真正的君子之交。只有君子之交，才有这情深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