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美国作家爱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毛泽东自述的少年经历：“……我开始想到长沙去，听说那是个大城市……我很想到长沙一个专门为湘乡人设立的中学，在那一年冬天，我请求一个高等小学教员介绍我到那里去，他允许了……”当时的斯诺先生和后来的中国人并不清楚毛泽东所说的这个“他”是谁？其实，既不是徐特立，也不是杨昌济，而是鲜为人知的张有晋。
遗憾的是，张老先生已于40年前驾鹤西归，今天我们只能找到他的侄儿——洛阳师专张人表副教授代言，请他讲述张老先生和毛泽东的师生之情以及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好往来。
1910年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东山高等学堂的校园里，来了一位年方17的求学少年——毛润之，也就是而后名震天下的毛泽东。
那时的东山学堂是毗邻韶山的一所很有名气的“洋学堂”，就读的学子绝大多数都是富人子弟。毛泽东刚进校门，就遭遇他们的挖苦、讽刺。毛泽东对此大度从容，不卑不亢。在场的张有晋先生替他解了围，并暗示毛泽东去找校长李元甫说明情况。
毛泽东于是镇定自若地来到李校长面前，校长为进一步考察这位年轻人的才智，便故意列举了一大堆不接纳他入学的理由，比如：年龄过大，没学过算术和地理，字写得不好，等等。并明示他可以逐条反驳。
尽管此时的毛泽东还有些腼腆，但陈词慷慨，神情激昂，字句铿锵。看着眼前这位谈吐不凡的年轻人，校长打心眼里佩服，便破例给了他补考的机会。遂取纸挥毫，写下了“言志”二字，并告诉毛泽东：“这就是试题，做好后交给我。”
毛泽东接过试题，想起刚才受几个同学挖苦的场面，愤愤不平，无数的话语顿时一齐涌上心头，于是挥笔疾书，立下宏愿，发誓去寻找一条改造国家、社会，拯救人民的道路。
校长拿过试卷，越看越兴奋，连说“好，好，写得很好，你被录取了！”
毛泽东入学了，恰好张有晋先生担任他的算术课。这位张先生当年应考举人时，应试的不是八股文，而是数、理、化，于是成了远近闻名的“洋举人”。尽管毛泽东在此之前，没有接触过算术这一学科，但他勤奋好学、悟性极好，再加上张先生倾心指导，毛泽东的算术成绩提高很快。
当时，东山学堂已开始实行“新法教育”，经书学习相对较少，毛泽东在那里广泛地涉猎了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学到了很多知识。老师们都很喜欢毛泽东，尤其欣赏他的文采、气质。他在那里曾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国文老师批语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1911年春，毛泽东经李元甫校长及张有晋等老师的推荐，将赴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从韶山冲到东山学堂，又从东山到长沙念书，使少年毛泽东学得了知识，增长了见识，也使他大开眼界。在这关系到毛泽东一生命运的转机时期，张有晋起到了一定作用。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离校参加了新军。半年后革命失败，毛泽东又辗转到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此时，张有晋已受聘在该校任教。师生再度重逢，备感亲切，张先生对毛泽东更加关怀备至。
1918年8月，毛泽东告别恩师，打点简单行囊，踏上了北上的旅途——赴京筹备留法勤工俭学。从此师生两人便中断了联系。
长沙一别，瞬逾31载。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在妙高峰中学担任校董事长的张有晋致函毛泽东，祝贺中国革命胜利。见到先师的来信，主席异常高兴，他在百忙中亲自回信：“去年12月19日赐函诵悉，远承教益，极为感谢！谨此奉复，敬颂道安。1950年4月10日。”从此以后，他们师生又恢复了联系。
收到主席的复信不久，长沙教育界知名人士聚会纪念思想家王夫之，成立船山学社，修建纪念馆，商讨请谁题写社名。张有晋建议：最好请主席题写社名。于是又寄信给毛泽东，请他赐墨。主席欣然命笔，题写了“船山学社”，并复函给老师：“麓村先生：几次来示均敬悉，甚感谢，遵嘱写下船山学社四字，未知可用否。此覆，顺颂。教祺 毛泽东 十月二日。”
1952年初，张有晋因年事已高，自恐难以胜任紧张的教学工作，便赋闲在家。此时，全国规模的土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由于家中有些田产，有人说他应划为地主，老人的心情十分沮丧，便去了当时任广西大学经济系主任的次子张人价那里。人价在给主席的一封便函中谈及有关家父的情况。主席收到信后心里很不好受，很快寄上200元钱，并请有晋老人进京。老人兴奋不已，搭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到京后，由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负责接待，把他安排在条件较好的惠中饭店居住，并给老人添置了新衣服及床上用品。老人十分感动，示意国家不必如此浪费。田家英告诉张有晋说：“这是毛主席嘱托办的，是用主席的稿费支付的。”
1952年8月18日下午，一辆黑色旧式小轿车徐徐开进新华门，停在中南海畔的颐年堂外，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由两位年轻人搀扶着走下轿车。这位老人就是张有晋，两位年轻人是他的孙子张文辉和张文定兄弟。颐年堂门口的台阶上，毛泽东正在等候。他笑容满面地迎上去，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宾主依次步入颐年堂内。客厅里布置十分朴素，摆着几张一般档次的沙发。毛主席陪着张有晋坐在正面的沙发上，在场的江青和文辉、文定兄弟便在大厅一隅落了座。
晚饭时，毛主席又和客人们一起进餐。席间，主席还询问当时湖南的形势，又问问文辉、文定的年龄、学习、工作情况。谈及早年生活，毛泽东感慨道：“我曾经也是唯心的，为给母亲治病，也干过求神拜佛的事。”在回忆师生相处的日子里，主席兴奋地说：东山和一师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我很感谢诸位老师。接着，主席又问恩师还想不想再教书。有晋老人如实表示：“年事已高，不能教了。”不久，有晋先生就接到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颁发的“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聘书。那一瞬，老人的双手颤抖着，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
老人在京工作的日子里，主席经常派人送来礼品，每逢国庆、“五一”，还要派车来接有晋老人到天安门城楼观礼。
1962年7月，老人在北京宣武门外校场口二条三号寓所仙逝。人惕、人价兄弟（有晋老人的两个儿子）致信敬告主席。主席甚为悲痛，很快派秘书送去奠仪300元，并复函悼唁：“人惕、人价二位同志：7月14日来信收到，惊悉有晋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又及。”这封唁函的原件至今还收藏于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