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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当了汉奸后，曾在日本人和他的亲信面前，发表过一种看法。他认为日本人不应该同英、美开战，以免扩大战线，树敌过多，而应集中力量解决中国的问题；重庆国民党政府正寄希望于日本和英美的冲突上，如果日本真和英美打起来，那正上了重庆的当。当然这是周为其主子出谋划策，但也反映了周为自己谋求出路的一种矛盾心理状态。日本败了，自己当然完蛋，胜利了会更加跋扈，自己的日子也会好过些。他不但有这样的看法，而且有这样的行动。他一方面送我去日本读书，同时送我妹妹进了上海美童公学，我母亲的美金10万元存在美商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这说明他是想和美国保持一定关系的。
可是，日本军阀的扩张和侵略，不是周佛海以及一些和周抱有同样见解的日本的英美派，如西园寺公一、犬养健和松本重治所希望的那样，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周在上海。凌晨，听到枪炮声，影佐祯昭很快就打来电话，告诉周佛海日军在太平洋已经同英美进入交战状态。上海日军已进驻租界，并向周道歉说：“我事先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绝密的。”
太平洋战争，无论是对日军，或是对汪伪政府，以及周本人，都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这点周佛海心里是很清楚的。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一些留港的人不得不到上海，如颜惠庆、李恩浩、郑宏年、唐寿民、吴颂皋等。后三人都当了汉奸，唐、吴都成了周的军统中重要人物。日军占领租界后，伪中储券能在沦陷区全面使用，周因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支持周的影佐祯昭，不久就被调到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做部队长去了。犬养健也因受“尾畸秀实案件”牵连到东京候审去了。
周佛海失去了重要的支柱，周与汪伪其他派别的斗争也更加激烈。1942年他曾有过一个“以退为进”的计划。准备放弃伪财政部长及伪中储银行的领导权。把它让给“公馆派”，自己到华北去。周曾多次在人面前说过：“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偏安江左，凡有所作为的必须北上。”当然，周要到华北去，必须得到日本人的同意。日本军阀中有一部分人，如影佐祯昭、川本芳太郎、冈田酉次是支持周的。因为华北日军一向不听命于“派遣军总司令部”，如果能有一个较有能力的汉奸到北京去，对实行日本军令一元化是有好处的。因此，当时周于1943年夏访问伪满，归途经过北京时，冈田酉次就陪同前往。周在伪满除公开礼节性访问外，主要是搞好同伪满的关系。他认为没有东北的合作，华北是搞不好的。他在北京时，曾和支持他的人广泛接触。当时北京、天津一带的银行家，如北四行、南四行等，也都希望周在北京。他们认为，有个能和日本人讨价还价、多少抢一点东西回来的人，比那些庸朽的北洋政客好得多。
南方一些闲居在北京的旧官僚，如张之洞的儿子、曾任伪满外交部长的张燕卿，曾任北京市长的何其等，都是支持周的。此外，华北的一贯道也是支持周的。但是，由于华北日军的反对，这个计划终于未能实现。
1943年秋，周佛海随汪精卫赴东京参加日本召集的“大东亚大会”，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陷于不利，为摆脱这种困境，因而对重庆加紧诱降，以便专力对付英美。同时，日本侵略者装出一副伪善面孔，实行所谓“对华新政策”，要促进占领区的经济。因此，周和藏相贺屋兴宣签署了归还三吨黄金的协定。从侵略者牙缝里，捞回一点残渣。周还和已不担任公职的犬养健秘密会见一次。周事后告诉我，犬养健明确劝他，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希望他早作打算。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军人和知识分子，认为“实现中日全面和平”，就要和重庆谈判，主张抛弃汪伪政府。《每日新闻》的吉冈文六曾邀请周参加一次座谈会，公开向周提出了“如果全面和平成功，汪记政府何去何从”的问题，周对此很为恼火。这个问题的出现，正反映了周的“应变”之举，已经刻不容缓了。
1944年，在欧洲、意大利的法西斯已经完蛋，苏联正步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美国也开始反攻，并轰炸日本本土。
3月，周佛海因患肺炎及心脏扩大，病情严重，日本帝国特地从东京派来一个叫坂口的心脏病及肺病权威医学博士来为周佛海治病。我也从东京赶回南京。直到4月底，周才逐渐恢复健康，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到外面散散步。
有一天，我问周佛海，“现在形势已明确摆着，你究竟如何打算”？他告诉我：“你知道，彭寿已去重庆，现在又回来了。我已和军统有联系，今后形势万一有变化，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我问他：“有两个问题你要考虑：第一，他们都是特务，是不是可靠？现在说得很好，将来会不会认账？第二，你和重庆来往，假若日本人知道了，你这个头也很危险。”他笑了笑说：“蒋介石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保证将来前途不会有问题。至于彭寿、程克祥他们是我从日本人的监狱里保释出来的，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允许他们出来的原因，主要是想通过他们搞‘全面和平’。因此，我通过程、彭和重庆进行联系，这是合法的。但是，在合法当中我们另外搞了一套，这些是不能让日本人知道的。”
周佛海病好后，我们回到上海，周从保险箱里拿出蒋介石那封信给我看。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写的：周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请勿虑。最后署名“知名不具”。我问周，这“知名不具”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已知道我的名字，但因某种原因，我不能写明。周佛海告诉我：“这肯定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因为我认识他的笔迹。”我对周说，蒋的信对你还是不客气，叫你戴罪立功。周说，官样文章总还要维持的，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汉奸哩，戴罪立功，给我一条出路，就算是不容易了，这一点，我现在也很难和他们讨价还价。我问周，蒋说对你的前途予以保证，这只是一句话，有什么更牢靠的保证没有？他说，政治上的事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可靠的保证也很难。他把信给我看了之后，又把它放进保险箱里去了。我问他，这封信日本人是否知道？他说不知道。后来，我母亲托人把这封信带到香港，放在外国银行保险箱里去了。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关进老虎桥监狱时，还利用过这封信。
有一天杨惺华告诉我说：“程克祥想见你，要和你谈谈。”我就答应了。我在1943年底的一次宴会上，曾见过程克祥，但是没有讲话。因此，这一次和程克祥的谈话是第一次。程克祥见到我后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对你父亲当汉奸之事，是不满意的。你想出走，到杭州去过。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和我们有了联系。因此，不要再反对你父亲了，这会增加你父亲的烦恼。同时，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明显地摆在面前。美军必胜，日本必败。我们希望你能对我们的工作予以支持。”我问他之所指的支持是什么，他说：“我们知道你最近还要到北京去。北京你只管去好了，我们也不是要你们做什么具体工作，只是希望从政治上、道义上支持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你父亲及其周围，多多说我的好话。”我当时点了点头，说：“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我都支持。”
我也向程克祥提出：你们是否注意到共产党的问题？程克祥拍拍胸脯，说：“这个你放心好了，蒋介石在陕西有胡宗南的50万大军，一点没有动，专门预备对付共产党。因此，共产党的问题，三个月就能解决。”我说：“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1945年初，程克祥又来找过我一次。当时，是在北京西路一个喇嘛庙里。他说现在形势更加发展了，但是你父亲好像对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不太热心。希望你能跟他谈一谈，怎样更积极协助我们的工作，万一形势很快有了变化，准备工作搞得不好，那就来不及了。程克祥的话有一些威胁味道。我回去，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周佛海，他没有表示态度。我妹妹周慧海在旁边，听了以后说：“程克祥是什么东西，爹爹的事情要他管什么？”当时我也有这个感觉，因周佛海没有说什么，我也就没有多说。
不久，戴笠有个电报给周佛海，要他集中力量抓上海、江浙。假若周保住了上海，就是立了大功。因此，周必须要做上海市长。那时，陈公博已做了代理行政院长，能做上海市长的人，只有周佛海了。周任上海市长后，把罗君强调来做秘书长。周本人兼任保安司令、警察局长。熊剑东兼副司令，徐肇明任参谋长。
周任上海市长时，搞了一个咨询委员会，把当时上海有名人物网罗起来，如周作民、唐寿民、叶扶霄、吴震修、颜惠卿、李恩浩等。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国际上有一种做法，即交战双方搞不设防城市，周当时也想把上海搞成不设防城市，但这事必须经日军同意。周想让日伪军部撤离市区，由警察维持市区治安。他自己准备在计划实现后，带着熊剑东的税警团去郊区，而罗君强以上海市副市长、警察局长名义维持治安。他还准备了几间公寓，每个公寓里面都有够吃几个月的食物，准备万一情况紧张，就让我和我妹妹住进去。对此，日本人也并非完全不同意，特别是川本芳太郎很支持，因为部队撤出上海后，仓库仍留在上海，如果美军不轰炸，对日本人也有好处。另外，在上海的外国人也同意，特别是瑞士。瑞士领事馆人员曾好几次来找周商谈此事，因瑞士侨民在上海有大量财产（周妻曾通过瑞领馆买到一笔瑞士法郎）。江浙财阀也支持。周佛海也把此事向戴笠报告过。当时的形势是，美军即将登陆，美国和重庆方面当然都希望保持一个完整的城市。
周佛海也认为共产党不会反对，因为可以避免老百姓遭受损失。问题在于东京，东京怕上海做成功后，会使日军在太平洋的其他占领区的大城市，也仿效上海。这样使日本利用城市进行战略防御的计划不能实现，结果未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