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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佛海当了汉奸，直到抗战胜利，周彻底灭亡为止，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一个中心，就是扩充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而他和其他政治力量和派别的斗争与联合，又都同这个目的分不开。首先从人事方面看，在筹建汪伪政府时因起了主要作用，CC系的梅思平、丁默邨占据了重要位置。周的亲信罗君强，虽然开始并不得意，只捞到一个边疆委员会，但后来在周的支持下，也当上了伪司法行政部长、伪安徽省长、伪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当然，这三个人和周的关系并不一样。丁、罗一直和周站在一起，梅则不同。由于梅也属于“低调俱乐部”，又是“和平运动”的最初参与者，所以两人关系起初也是很好的，但是梅思平当了伪实业部长后，因鸦片经营、税收等问题，与周日益矛盾起来了，后来又投向陈公博。周对其他部长级汉奸，如岑德广、赵权雍、鲍文樾、陈群等都极力拉拢。周自己所控制的部门，如财政部、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是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亲戚和同乡。财政部长、伪中储银行的机要秘书陈彻、李先治都是湖南人。最应提出的是他的小舅子杨惺华。杨抗战前由我母亲资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是学工程的，当了汉奸后，周要他和汪精卫的小舅子陈春圃管理“特费”（以后由他单独管理），还让他经营一些商业，成为周、杨夫妇的主要财源之一。杨也参与周的重要政治活动，军统特务程克祥的秘密电台一度就设在他家。1941年和1943年周两度去日本，也带了杨惺华同行。
其次，拉拢黄埔军校出身和原国民党江苏省教育界及中统方面的人员。这是因为周佛海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做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也是CC系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利用师生、部属等关系，来建立和发展个人势力，形成周佛海派系，亦即CC系。
最后，网罗上海财政金融方面的所谓专家，如伪财政部次长严家炽、陈之顾，司长俞绍瀛、张素民，以及伪中储银行的钱大櫆、戴霭庐、柳仪祥、夏宗德等人。周佛海和他们虽然在历史上没有政治渊源，但因周过去在这方面毫无基础，不得不用这些人。为了使这些人成为他的私人势力，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委以要职，予以重用，而且在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贪污，给他们以好处。
周在用人方面有一套反动哲学，他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如此；但是有时也要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他还说过，不怕你要钱，只怕你不要钱，问题在于不能瞒着我要钱，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亲信中杨惺华、邵式军、钱大櫆以及伪中储银行的一些干部，贪污、经商成风，当时在上海是有名的。
周掌握了财政大权以后，首先就要统一税收。江淮是汪伪控制的基本地区，因此很容易解决盐税、统税和关税问题。他分别委派阮毓琪、邵式军、张素民掌管，只有特税较麻烦。特税，就是鸦片税。鸦片的经营是由梅思平的伪实业部批准。当时上海为取得一张执照，须花几根金条作为贿赂。而鸦片从产地到销地的运输，则是由盛幼盦的宏济善堂以商业机构名义负责的。这个机构由日本陆军经理部门牢牢控制，并且派了一个叫里见夫的日本人监督。这样，周和梅、盛两人之间，就有矛盾了。后二人希望税少，周希望税多，最后在经济顾问冈田酉次的干预下，采取这样的办法解决：正式税率不变，再由盛定期送一定款项给周，周的亲信金雄白，就成了周、盛间的联络人。关于地方税款问题，由于川本芳太郎和冈田酉次的支持，周于1941年在武汉时，即解决了武汉地方税款向汪伪中央缴纳问题。广州比较麻烦，因为陈璧君把广东视为私产。以后周与陈几次争议，结果名义上广东向“中央”缴纳，实际上又以“中央”向广东补贴方式发给广东、周在这次争夺中是处于失败地位。最困难的是华北，华北向“中央”缴纳的税款存入“联银”，伪财政部需要支出时，开联银券支票。当时市面上联银券价值高于中储券，是1∶2，而官价是1∶1。周就利用这个办法大肆贪污。我母亲在北京购买大批珍宝和房地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
推广中储券，也是周佛海扩充财政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沦陷区全面使用中储券，从那以后，租界里的银行家，如金城的周作民、交通的唐寿民、大陆的叶枝霄、盐业的吴震修、中南的胡惠春和一些工业资本家，都不得不依赖伪中储银行。而中储银行，则通过贷款方式，加深和这些财阀的关系。中储银行的高级职员，则用各种方式进行贪污。周本人在中储银行的户头，可以无限制透支。中储银行用本行支票，将透支补上，周的特费开支也都来源于此。
周更不忘记在军事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周曾说过：“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懂军事。”汪伪政府一成立，他就是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汪伪政府办了“中央军校”，他就派了亲信罗君强担任政治总教官，对参加汪伪的一些旧军人，如叶逢、鲍文樾、杨揆一、刘郁芬都极力拉拢。对以后陆续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如苏北地区的李长江、杨仲华、荣子恒等，更是采取直接送钱等手段进行收买，更重要的是他对一些西北军人，如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也都尽量拉拢。第一，这些军人都有实力，周需要利用他们，因为周掌握财政，这些伪军在领取饷银时，需要周佛海给予方便。比如在时间上，能早拿一天，就可以在市场上放利息，为自己获得利益。第二，由于周佛海和日本军阀的关系比这些投敌的将领要深，当他们有什么重大问题，需要打通日方渠道时，往往求助于周。
但是周在扩充自己军事方面，花费最大心血的是建立一支能完全控制的卫队。这就是伪税警总团和为税警总团培养干部的税警学校。周佛海是把税警团当做他的“正规部队”看待的。他自兼校长和总团长，让罗君强兼任副校长和副总团长，掌管日常事务。到1942年，网罗了熊剑东做伪税警总团参谋长。这是一支拥有万人左右的队伍。由于有影佐祯昭的支持，成为伪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不但有各种轻武器，而且还有足够数量的当时称为小钢炮的炮兵。到1944年，周又以物资交换形式，从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那里取得一批美式卡宾枪和冲锋枪。税警总团的防区，主要在浙东一带。这是富饶之区，与国民党三战区接界，又与新四军浙东部队犬牙交错。
在特务工作方面，周佛海和李士群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充分反映了周在这方面的扩充势力的斗争。李被毒死后，不但过去与李关系不好的苏成德、马啸天更加听命于周，就连李的亲信胡均鹤、万里浪、杨杰等，也纷纷来请周主持特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