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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周逃离重庆当了汉奸以后，重庆接连对他们采取了特务暗杀手段。特别是在河内暗杀汪精卫未成，却杀死了曾仲鸣。所以，汪、周一到上海就组织了自己的“特工总部”，与潜伏在租界里的国民党特务杀来杀去，造成了十分紧张的局面。就是这个时候，周佛海仍然和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还派人到香港、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比如顾祝同的丈人许家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买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提供各种经商特权。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的葛敬恩，也一直由周佛海资助，住在上海。还有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和他见过面，资助过他。
周佛海是通过《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云与陈肖赐见面的。周请陈肖赐转达陈果夫、陈立夫，要其向蒋先生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唯蒋先生之命是从。”陈肖赐的回答是：“陈果夫、陈立夫均有来电，谓蒋先生仍然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且说，蒋绝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重庆方面的这一回答是很重要的，因为从初期到最后，他们一直坚持“暗中布置”反汪。因之，周佛海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态度了。
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段运凯和李北涛。段运凯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迁居上海。他们两人我都认识，我也经常在家里看到他们。
初期，周佛海通过段找杜月笙，通过李找钱新之，目的是要他们到重庆劝和，也就是劝降。另一条线是由今井武夫等进行的所谓“桐工作”，就是日本人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侵略者还企图策划蒋、汪、板垣三方会谈。当然，这些都没有成功。
特别令我当时感到惊奇的是周佛海居然还和燕京大学校长、胜利后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见过面。我是在1941年夏，曾向周佛海提出不再去日本，而要去美国读书。当时周口头上答应了，并说他可以找司徒雷登帮助我，搞到进入美国的签证。我有点不相信；我问我的母亲，她告诉我，司徒雷登从北京去重庆时，要经过上海，周佛海在租界一个什么朋友家里，同他见过面，为的是托他到重庆商讨全面和平问题。原来司徒雷登在北京时，就通过汉奸王克敏向日军多田中将表示，愿调停中日纠纷，影佐就此询问了汪、周意见，他们都同意。于是，当司徒雷登赴渝路过上海时，周就和他见了面。司徒雷登虽然去了重庆，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当然，由于整个形势不同，这些活动就具有不同性质了。在初期，是企图搞“全面和平”把重庆拉过来，以便日本帝国主义达到既侵略中国，又能尽早结束战争的目的。在中期和后期，则是在战争日益对日本不利的情况下，利用“全面和平”的幌子，一面替日本帝国主义摆脱困境，一面为自己寻找出路。而重庆方面，在这接连不断的阴谋活动中，始终掌握了主动权，这一点，周佛海自己也是感觉得到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为了对重庆诱和，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想通过周与重庆勾结达到目的。同时重庆为了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了对周的利用。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胜利，周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有：军统，戴笠——程克祥、彭寿。周佛海当了汉奸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郎西就介绍了程、彭两人给周当了小汉奸。大约在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彭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影佐介绍担任周的日文翻译的。彭、程则在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和处长。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被捕使周佛海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彭、程就被释放出来了。
周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后两次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夏，程自重庆往河南界首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还有我的祖母、外祖父在息烽的照片。那时，我正在南京，程向周汇报时，我也旁听了。程除谈了来往经过外，主要是决定电台架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可能控制得像南京那样严格。这样，这架电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杨惺华家，后来转移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直到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张子羽是周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台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与敌战区与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之军事人员。
1945年初，当周计划将上海搞为不设防城市时，顾也来电望周积极进行。因为三战区靠近沪杭地区，本来设想顾将接管沪杭。因此，周、顾都寄予很大希望于对方。张子羽就多次向我表示这样的意见：将来最快进入上海的肯定是顾祝同，因此，你父亲大有作为。张还替周佛海拉拢胡宗南。胡宗南派驻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洪复礼，于1943年被日本宪兵逮捕，由张向周说情。周即将洪保释出来，以后即与周联系。洪提出胡宗南希望共同防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以及伪府沪杭地区与西北物资交换问题。但终因胡宗南所处地区与上海相距太远，这条线没有什么发展。
除了这两个主要关系以外，在此时期，周还发展一些新的关系。其中我记得主要有刘百川，他是抗战前周在江苏省任教育厅长时期的老部下，由陈立夫派到上海与周联系的，以后又来往于沪渝之间。但因受戴笠排挤，也没有什么发展。另一个人是罗宝，又名罗教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他是从三战区屯溪来上海的，一直由周资助掩护。一些老的中统关系，如马元放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由周保释，并资助他回重庆。有名的吴开先，也由周佛海打通川本芳太郎的关系，由日本派飞机送往重庆，让他“相机”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中日和平”的意见。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诱降，一直到1945年初，周佛海还根据日本人的要求，通过周作民派了朱文雄去重庆，因已接近胜利，也就没有什么发展了。
我还多次听见周和他的亲信罗君强、杨惺华谈起在和重庆勾结中，他所担心的三件事：第一，中间人是否可靠，是政治掮客，还是真想做点事的人；第二，来接头的关系，互相排挤，互相攻击，军统与中统、中央与地方等关系复杂，只好应付；第三，重庆当局是否可靠？是否出于一时利用？由于周在政治上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所以这种担心是必要的。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越来越对周的如意算盘不利，每况愈下，周更加被动了。以后的事态发展，充分证实这场丑剧的必然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