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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和他的主子——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正如任何走狗和主子之间那样，既有投靠和效劳的主要一面；又有担心动摇的次要一面。当主子得势时，他们是一种态度。当主子失败时，他们又忙着公开或秘密地找新的主人了。总之，当好一名走狗，是不容易的。
周佛海曾多次和我谈过他对日本人的一些看法。首先，他认为日本人经常调动，这使事情很难办，对某一问题，双方刚取得一致意见，人换了，又得从头做起，好容易互相有了了解，性情、脾气摸熟了，人换了，又得从头再来；其次，日本各机构之间意见不统一，特别是陆海军之间，军人和外务省之间，东京和外地之间，上下之间，都各有各的主张。他特别不满日本下层人员的处事态度。这些都反映出走狗的为难之处。他认为文人比军人好，东京比外地好，南京的侵略者比华北的侵略者好，上面的侵略者比下面的侵略者好。即使对支持他的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周也认为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这反映了奴才对主子的矛盾心理状态。
周佛海在汪伪集团中，之所以握有实权，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些很有力的日本军阀们的支持。支持周佛海的，首先是影佐祯昭，他是汪伪政府的主要策划人，以后又做了最高军事顾问。每逢我从东京回家度假时，经常见到他到我家吃午饭，并且和周进行密谈。能这样做的日本人，只有犬养健、冈田酉次和伊藤芳男。周佛海亲口和我说过：“影佐够朋友，除了太平洋战争事先没有告诉我以外，其他日本国内外决策，影佐事先都和我通过气，在苏日条约签字前，他曾向我透露日苏关系将有重要改善。近卫将进行第三次组阁时，影佐事先也曾告诉过我。”周为此而感到欣慰，因为这对他有利。主子的赏识与信任，使周佛海感激涕零。1943年春，我母亲访日时，正是影佐长女出嫁前，她带了我们兄妹去拜访影佐及其女儿，送给了颇为贵重的结婚礼物，即用作和服上的装饰品——翡翠玛瑙。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1942年6月，影佐调离南京，先到伪满洲，后来又调到南洋。我清楚地记得，周佛海与罗君强谈论此事时曾垂头丧气、忧心忡忡。1943年夏，周访问伪满时，还专门去和影佐秘密会见。当然，影佐虽走，支持周的日本法西斯军人还是有的，日本军人中和周的关系密切的，还有川本芳太郎和冈田酉次。川本最初就是伪府军事顾问。1940年夏，他陪同周去武汉、北平等地，解决伪府和各沦陷地区在财政金融上的统一问题。但周和川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是从1944年川本任上海陆军部长以后。上海陆军部本身就是特务谋略机构。周佛海和重庆的电台联系，日本人都知道。张子羽曾告诉我，他几次见过川本，并说，前有影佐，后有川本，这都是支持你父亲的实力人物。
当时，张子羽以第三战区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在上海担任搜集日伪情报工作。他深入虎穴，周旋于日伪群魔之间，不仅和川本等日本人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也深得周佛海的重视与信任。1942年3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本宪兵逮捕。1944年秋，蒋介石驻沪军事代表、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伯诚，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周佛海先后保释了吴开先和蒋伯诚，特别是在1943年4月派吴开先回重庆时，都得到川本的实际支持。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经常在上海，川本曾多次请我们全家去吃饭，并看当时禁演的美国电影。1945年春，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周淑海及其两个小女儿流落湖南，川本派专人找到了她们，并用飞机接到上海。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佛海在接到蒋介石的委任后去看川本，川本就向他保证，上海的日军坚决执行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支持周佛海，使他吃了第一颗定心丸。日本三井系财阀高岛菊次郎，当时在上海任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总裁，他的儿子高岛泰次，是川本的德文翻译，和川本的关系很深，高岛也是我在东京时照顾我的人员之一。抗战胜利后，当“上海行动总队”已经解散时，周佛海决定到重庆去，他特地要我去高岛家，告诉高岛父子他将去重庆的事，并请他们将此事转告川本。高岛父子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再三说：“真想不到，你在这时会来看我们，你来得太好了！”我说明了来意之后，他告诉我，他们与川本常有电话联系，一定转告。临别时要周佛海保重。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彻底垮台，周本人也已完蛋之时，周最后一次向日本军国主义者伸出自己的手，以示后会有期，这表明周走在绝路上，仍然幻想会有“又一村”的梦境。
冈田酉次也是最早支持成立汪伪政府，并一直活动到最后的法西斯军人。他从陆大毕业后，又进了东京帝大经济系，是专门掌管军需和经济部门的人员。日本话叫做“主计”，他是伪政府经济顾问，周佛海的经济财政活动，他都参与其间，是操纵汪伪政府经济命脉的主要日本人之一。不仅如此，周佛海的外出活动，如1943年夏访问伪满，同年秋到东京谈判归还金子问题，也都有他一同前往。至于周佛海通过顾祝同的丈人以及张子羽与国民党第三战区所进行的物资交换，更是他专管范围。他的公馆设在上海，他经常到我家来，和我也很熟。我妹妹1945年春在上海完婚时，他和川本都参加了。
上海的日本宪兵中佐冈村，也是支持周佛海的一个重要人物。冈村大约从1942年开始任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他在周佛海的一些特务活动上支持周。此外，梅机关成员之一，曾任伪政府军事顾问、以后当了大本营报道部长的谷获那华雄少将，也是支持周的。
在侵华的日本法西斯军人中，如臼井茂村、今井武夫、晴气庆胤和辻政信等，有的虽支持周，但不及前几个人；有的则明确反对。臼井在汪精卫、周佛海搞“和平运动”时任参谋本部第八课（支那课）课长，是航空兵大佐。当时影佐在南京，臼井在东京都支持周。1939年我到东京读书，就由他指定第七课藤原岩市大尉，配合犬养健、西园寺公一、藤田谦次负责我的生活和学习。但是他的立场和影佐又有些不同，在1940年时，臼井和今井还进行过中国与日本的“和平”试探，拉拢宋子良，即所谓“桐工作”，为此日方甚至不惜推迟汪伪政府成立日期，周对此当然不赞成。不过臼井在整个汪伪存在期间，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因为不久他就在缅甸上空作战死了。今井是自始至终都参加侵华活动的法西斯军人。
今井对汪伪政府的态度又不同了，一开始他不但进行“桐工作”，而且还进行其他几项对重庆的诱降活动。同时，他还认为汪精卫没有军队支持，没有自己的地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一直到日本大本营作了支持汪精卫的最后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地执行了命令。周佛海仍把今井称为“参加‘和平运动’最初同志之一”。在某些问题上，他也支持周。比如1943年，周主张撤销清乡委员会，他和冈田同样是赞成的。
晴气中佐也是梅机关最早的成员之一，后来也任过伪府军事顾问，他是负责控制伪“特工总部”的，因此，和李士群关系很深，是李士群最有力的靠山。李士群后来反对周佛海，也是得到了他的支持的。都甲大佐1941—1942年任第七课课长，后来调到南京“派遣总队”任参谋，他不仅不支持周佛海，而且主张直接和重庆搞全面和平。都甲曾向周佛海提出一个方案：在“全面和平”中应使西南方面集中起来，在南京、重庆之间形成第三势力，迫使渝宁和谈。周佛海则认为，在内战时可以如此，现在不行。1944年春，我在南京时，唐生智的弟弟、军统派到汪精卫政府的唐生明，从上海来到我家为父亲庆寿。他不会讲日语，要我替他打一个电话，给都甲大佐，预约会见时间，我照办了。事后，我问周佛海，唐为什么要找都甲？周告诉我：一则都甲通过唐正在做龙云的工作；二则唐想依靠都甲做伪湖南省长。当然这两件事，以后都没有成功，不过，都甲在其侵华活动中，倒是搞了不少阴谋的，而这些又和周佛海的利益是冲突的。
辻政信是侵华少壮派法西斯军人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人物，是有名的石原莞尔的嫡系。他和周佛海的关系是微妙的，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一致的地方。当1943年周佛海与他第一次见面时，周就认为这是少壮派军人中的佼佼者，辻向周表示，日本所谓对华新政策，纯属挂羊头卖狗肉，只有石原莞尔来任驻华大使，板垣征四郎任总司令，方能彻底实现。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及新民会就必须取消，以求中国统一。辻并希望汪精卫去东京时，向日本政府提出石原、板垣问题。周则表示，石原与东条不和，恐不能实现，且属日本内部人事问题，汪也不便提出。假使提出，若不能实现，汪的面子反不好看。辻则认为，目前在中国之三笠宫亲王，回东京后，也将向天皇提出，因此定能实现。当然这件事，以后并没有实现。
辻一直主张和重庆直接谈判，这一点和周相同。因此，当他们谈起这个问题时，周表示如果辻敢去重庆，周愿一同前往，虽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辞，可见关系之深。但是，周、辻之间毕竟分歧是主要的，这种分歧已经影响到周的切身利害关系了。在对重庆问题上，辻认为应该牺牲汪伪，周虽主张应和重庆谈判，但又认为不应将汪伪一脚踢开。辻政信对汪伪政府人员极端贪污腐化特别不满，决定进行“整肃”。不久，他就拿因贪污日侵略军军粮的后大桥、胡政开刀。这事既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因素，同时又是一个军事问题。辻曾向人透露，暗杀李士群，他也参与决定。因为，李势力日巨，恐尾大不掉。杀李这一点，周、辻虽一致，但“尾大不掉”这种情况，在周的身上也同样存在。再加上周妻杨淑慧，小舅子杨惺华，亲信邵式军、钱大魁等贪污程度更加厉害。碍于周的面子，辻一时不敢下手，后、胡事件只是杀鸡给猴子看，凡此种种，使周、辻之间矛盾更加尖锐。
1943年春，当我进入东京时，周的日本籍亲信伊藤芳男从上海来到东京，住在日比谷水朋馆，我去看他时，他告诉我说：“我这次到东京来，是为了替你父亲办一件重要工作，我带来大批款项，准备买通一位陆军省负责人事工作的将军，把辻政信从中国调走。”时隔不久，辻政信果然调到新加坡去了。自称反贪污的人，却被贪污的炮弹打跑了。
1944年8月，周佛海最后一次到日本，他这次去日本主要有三个目的。首先是探视汪精卫的病情；其次与刚上任的小矶国昭首相接触，探询日本对华政策，并由伪中储银行向日本银行借款4亿日元贷款；再次，会见一向主张“全面和平”的宇垣一成，交换对“全面和平”的看法。当时日军已全面处于劣势，但宇垣仍然打肿脸充胖子，主张从实力地位出发与重庆谈判“和平”。不久宇垣又到中国来一次，不但与陈公博、周佛海继续接触，而且还见了与重庆有联系的周作民。周佛海这最后一次去日本的三个目的，正反映了汪伪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得不更加依赖自身难保的日本侵略者，而“全面和平”，也救不了周和他的主子。这最后一次去日本的悲哀，正是周佛海六年前第一次去日本卖身投靠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