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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府刚成立，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就日益明朗化了。首先是和公馆派的矛盾。本来在伪政府人事安排上是在汪精卫的领导下，由周具体安排的，诸如主席代理；丁、李警卫部长之争；褚民谊当海军部长或外交部长，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以及维新政府人员安插等问题上，都取得暂时解决。但是相互之间利害冲突很快就加剧了。最先是和陈璧君的矛盾，陈把广东视为私有，这就与周的财政部在税收上，以及中央对广东的特费补贴上产生了多少之争。此外，陈还过问伪府中央各部事务，这也引起当行政院副院长的周佛海极大的不满。我曾听见周佛海与陈公博在鸦片烟床上谈论此事，周抱怨陈璧君是南京的宋美龄。陈公博则劝周要忍耐。公馆派还通过林柏生的宣传部，掌握了伪政府的整个宣传机构。周想要他的亲信金雄白担任伪“中华通讯社”社长，但却遭到林的反对。林想将伪《中华日报》和周、罗控制的《中报》统一，以并吞《中报》的企图，也被周、罗拒绝。到了1941年，林柏生的亲信胡兰成做了李士群的《国民新闻》副总编辑，公开写社论指责周佛海的财经政策和私生活。
我曾听见周佛海和替他办《中报》的金雄白讨论如何对付此事，结果决定用正面宣传的方法，宣传伪府财经政策是如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成功，以回敬这些指责。此外，林柏生还利用他掌握的青年运动，于1944年初发动南京的大学生搞了一次反对鸦片的运动，捣毁了一些“燕子窝”，没收了一批烟草。这件事直接损害了伪财政部的特税和伪实业部的烟土经营，当然，这次所谓运动，也是短命的。因为这同样违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汪精卫还搞了两项周佛海未曾插手的活动，一项是“新国民运动”，因为这项活动没有什么具体的利害关系。所以，周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可是在“清乡运动”上，就不同了。周佛海虽然名义上也是副委员长，却一点实权也没有，实权完全掌握在秘书长李士群手中。李通过“清乡”事务，完全投靠了“公馆派”，这也加深了周与公馆派的矛盾。
周佛海为了削弱公馆派的力量，打击李士群，费了很多思考。到了1943年夏，在今井武夫、冈田酉次等的支持下，通过汪精卫，取消了“清乡委员会”。同年9月，周佛海还进一步勾结日本宪兵队，将李士群毒死。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
周、李之间的斗争，是汪伪政府几年统治时期中的一件大事。它与汪伪其他各种内外矛盾，又互相交错在一起，本身又有其发展过程。很多事情，特别是最后李士群被毒死，当时都严格保密。连周佛海自己，在他的日记中，只是若隐若现地提到过。因此，有必要详细谈一谈。
李士群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青年时都是共产党员，李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后来叛变了，投靠了“中统”。抗战前周佛海就认识他，不过那时李的地位低，没有什么来往。抗战后，早在汪、周当汉奸以前，李就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影佐祯昭的领导下，和丁默邨一起组织了特务机关。汪、周到上海后，在影佐的撮合下，成立了伪特工总部，据点76号成为他们的杀人魔窟。这个特工总部，周佛海任主任，丁默邨、李士群为副主任。在初期，周、李的关系还是好的，至少在我看到的和听到的一些表面现象是如此。李的女儿认杨淑慧为干妈，过年过节还送来许多珍贵礼物。当时，李是以部下的态度，在周的面前出现的，毕恭毕敬。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每次他到周家看周时，一定要将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周家警卫，自己才上楼。我问周，李士群这样做，到底什么缘故？周告诉我，这是为了表示自己别无二心。此外，76号门，也成了周佛海的宴会、观剧、游乐场所。1940年周佛海给我祖母过生日，祝寿时就在76号门内连唱了三天堂会。表面上良好的关系，却也维持了一个时期，一直到了1942年还是如此。但是争权夺利的斗争很快就开始了。首先是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斗争，丁也是中共叛徒。后来投靠了“中统”。丁在中统的地位比李高，和周又同是湖南人，在特工总部一开始丁是二把手，但李的势力日益强大，不把丁放在眼里。1940年暑假我短期回国，就曾多次看见丁在周的面前，抱怨李对他的倾轧。
李士群和罗君强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罗是周的亲信，1928年后一直追随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他是周的一员干将。1940年7月，周佛海在上海筹办税警学校和成立税警团，开始，李士群也是参加的，周为了把持一切，便通过罗君强把李士群及其一派势力排挤出去。1941年日本要在江南占领区进行“清乡”，让汪伪政府成立了一个清乡委员会，罗君强为了争夺秘书长，和李士群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在税警方面，由于周的支持，罗取得胜利，但在“清乡”方面完全是李的天下，这样李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周的冲突就越发紧张了。
1941年，李的《国民新闻》更公开攻击周的财经、财产政策。可是，从我自己的经历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表面上仍然维持良好关系。如1941年暑假，我从日本回国，因不愿去日本而离家出走，到了杭州。周令李电杭州特务石林森把我拦住。我被迫返日本后，周、李又要万里浪对协助我出走的好友进行查询。1943年夏，李还买了飞机票，请我到青岛避暑。直到这时，李还是来到周家商议一些事情，以维持表面关系。但双方之间已充满了火药味，特别是这年冬天，我从北京回来，更感到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罗君强住在税校，不住在家里，出来时后面还有保卫车。他之所以如此，就是怕李士群干掉他。当时他们互相扬言要对杀。此时，周佛海乘机扩大了势力，网罗了熊剑东。熊原来是军统，抗战初期在上海市周围打游击，后来被日军俘虏了，投了降。熊剑东在被俘期间，曾与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冈村大佐等挂上了钩，由周佛海出面把熊保出来之后，周任他为税警团副团长，成为周的两员大将之一。周又通过熊与冈村勾结。这时，李士群也想通过冈村拉拢熊剑东。周就利用这个关系干掉了李士群。
汪伪“76号门”已先后破坏和逮捕军统在上海、南京一带的组织和人员，重庆方面认为李士群已不听指挥，便决心除李，由戴笠交给周佛海执行。李士群平时与宪兵队矛盾较深，特别是李自兼江苏省长后对冈村更为傲慢不恭，又经熊剑东从中挑拨，冈村便决心把李干掉。熊向冈村建议，用请客下毒的办法除李。于是，由冈村出面，在百老汇大厦请客。事前，周佛海花了很多钱，买通了日本的一个侍女，让侍女放一种毒药在菜里。这种毒药是用河豚的仔晒干，磨成粉末。它有个特点，吃了之后不会马上死。因为立即死掉后凶手一定会被发现。这样把李士群请到百老汇大厦，事先又告诉侍女，谁坐在什么地方，并把李士群的照片给侍女看，要她把有毒药的菜，送到李士群面前。
李士群一向都很警惕，到任何地方既不喝茶，也不吃饭，说完就走。但今天是应日本人之邀，他不敢不吃。因此，他勉强吃了一点冷菜。回去之后虽想尽一切办法把东西呕吐出来，但已来不及了。没几天，李士群就在苏州死了。李死之后，周佛海很高兴，但是周并不就此罢休，还乘机散布谣言说，是因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和医生褚麟荪乱搞男女关系，而把李干掉的。用这种谣言，把事情弄得真伪不分。事实上，钱是周拿出来的，具体办法是他们商量决定的。主持人是冈村大佐。冈村和周的关系很深，以后调回日本任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
这里还应说一下周和戴笠的关系。1943年以后，周佛海的母亲、岳父、妹妹、妹夫以及岳父的小老婆都被关进息烽监狱。周佛海很孝顺他的母亲，他搞“和平运动”开始时，就派人想把我祖母接出来，但老人家不肯。因为她老人家同我的母亲关系不好。她说：“我又不做汉奸，怕什么。”戴笠知道周的母亲在沅陵、丈人在湘潭后，就把他们关了起来。由于这个原因，周不得不和戴笠联系。和戴笠联系上以后，戴就提出条件，说和他取得正式联系以前，要有立功表现，要把李士群干掉。
周和公馆派矛盾之深，还表现在他和我谈论曾仲鸣之死时说过的一句话：“幸亏曾仲鸣死了，否则公馆派又多了一个人。”
周佛海同陈公博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谈一谈。陈公博本是“改组派”的重要人物，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比周佛海高。抗战前就做过实业部长，他虽然一开始就参加“和平运动”，但一直到1940年3月，才从香港来到上海。汪伪政府成立时，他做了立法院长，1940年夏，傅筱庵被军统暗杀之后，才做了伪上海市长，掌握了一些实权。他是汪伪政府中的第二把手，但他的弱点是，除了情妇莫国康以外，没有得力的干将。他虽是“改组派”，但由于和陈璧君关系不好，再加上和周的关系又不错，因此，在周和公馆派之间，采取中立态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陈公博和周佛海之间的关系是好的，他们经常轮流在各自的家里，躺鸦片烟床上谈论至深夜。用周佛海的话说，这叫做“寓意见交换在谈笑之间”，在对外问题上，他们对日本人的看法一致。都认为日本人派系繁多，政见不一，特别是军人和外务省之间，以及陆军、海军之间，矛盾重重。致使汪伪汉奸们不知听谁的好。如在接受法租界法院问题上，陆军主急，海军、外务省主缓。在对重庆工作上，日本人当时感兴趣的“桐工作”，和钱新云之间——周作民工作，他们的看法也不一致。都认作是安排的，但是成功可能性不大，认为日本人过于乐观，重庆则要破坏伪政府的成立，他们还认为日本上层是讲道理的，只是下级部门不好对付。
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打死后，关于继任人的问题，在对内问题上，特别是在陈公博出任伪上海市长的问题上，汪精卫主张褚民谊担任。周支持陈公博出任，由于周的力主，汪精卫也只好同意。陈出任伪市长后，周佛海还帮助他选定伪市府人员。任命为副秘书长的胡泽吾，既是伪立法委员，又是周的亲信罗君强的妹夫。伪财政局长赵厚之，是周妻杨淑慧的小同乡和远亲，可见周、陈关系融洽。但是到了1944年汪精卫病死，陈公博出任伪代理主席，周、陈关系就逐步恶化，以致胜利时在南京演出火拼一幕。当然，这是后话了。
伪维新派中有两个实力人物，即陈群和任援道，特别是陈群与周佛海的关系，是应该提到的。在历史上周于1927年被捕时，就是由陈群审理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上海有“狼虎成群”一句话，就是指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杨虎，高等法院陈群。周和我谈到这一段时说，陈群恨不得杀他，但因杨淑慧援救而没有成功。因此，周是有点旧嫌未消的。伪政府成立之后，周就说此人颇有拉拢之必要，否则障碍必大。当他听到有人反映，陈群在背后搞小动作的情况后，却又当面对陈群含蓄地进行了劝告，还是团结的好。陈群是福建人，和日本海军有关系，自己也会讲日语，在上海搞了个维新学院，把其中“学习”好的人派到日本留学，为自己培养干部。1940年他到东京，请我吃过一次饭，把他的所谓学生叫来一些，高谈阔论一阵。他还收藏图书，在南京时还搞了一个图书馆。他除了做过伪内政部长外，还做过伪江苏省主席，这都是有好处的差事。陈群在汪、周之间，以及以后周、陈（公博）之间，从未过于偏向任何一方。他一听见胜利的消息，就服毒自杀了，他也是汪伪政府中唯一自杀的人；任援道是维新派中另一个实力人物，他是一个军人，是苏州一带有好几个师的军事要人，当过伪海军部长和伪江苏省主席。1942年春，戴笠派他的堂弟任西萍从重庆到上海同他联系。胜利后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收编，自己跑到香港去了。
汪伪政府的派系斗争，错综复杂，从开始的汪、周之争，经过周、李（士群）之争，最后又发展成为陈（公博）、周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