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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敌与粉墨登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正好15岁,初中刚毕业。“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佛海就让我的母亲杨淑慧把我和我的妹妹送到湖南逃难,他自己则留在南京。当时,我家住在南京西流湾八号。我在长沙时,听到一些朋友的父亲谈起周佛海,说他在南京西流湾,和一批人在家里谈论一种与当时抗战不相协调的论调,我听后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因为年纪小,又是个学生,不敢提出来。一直到1938年春节前,周佛海到了武汉,也把我们从长沙接到武汉。那时,我便鼓起勇气,向周佛海提起他在南京时的一些情况。

周佛海有个特点,就是有时候也故意和我们小孩子谈谈。虽然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很不高兴,说“这些事,小孩子不必管”,但也向我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当时在西流湾八号,你们已到长沙来了,北京的胡适、陶希圣以及梅思平,就住在我们家里,大家一起发表了一些不太支持抗战的言论。那时,我还不知道‘低调俱乐部’这个名词,低调俱乐部是以后我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知道的。”据周佛海说,他们当时发表的论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是“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向日本人办交涉,以至于打仗(他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不一定对中国的抗战有利。因此,还是看一看比较好。

周佛海后来脱离重庆,是老早就有了准备的。还在1938年春节时,他即把我和我母亲、妹妹从汉口送到香港。去前,我也问过他:“现在是抗战的时候,送我们到香港做什么?”他说:“你在汉口读不了书,到重庆去,也读不了书,这两个地方都不安全,飞机轰炸,要躲飞机、跑警报,所以,还是到香港去,那里最安全,好好读几年书再说吧!”那时我年纪也小,没办法,只好到香港去了。

周佛海在汉口时,曾伙同陶希圣等组织了一个所谓“艺文研究会”。这个组织虽然名为“艺文研究会”,实则是个鼓吹反共降日卖国的宣传机构,汪精卫集团的大本营。周佛海负责主持一切,而汪精卫则是幕后的支持者。“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即“国际编译社”。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我们和重庆父母亲的联系,特别是包裹的邮寄,都是由这个机构转递的。当然,我和妹妹都不知道这个机构的性质。

1938年秋冬之交,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汪精卫在重庆搞所谓“和平运动”,其中也有周佛海。当时,我的思想闹不通,现在不是正在与日军抗战嘛,搞什么“和平运动”呢?不久,周佛海果然到了香港,住在九龙约道五号。我母亲告诉我,她去看他时,陶希圣、梅思平也住在那里。他们躲在那里,平时根本不到什么地方去。我见到周佛海,就问他:“报纸上登了许多关于你们搞‘和平运动’的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首先还是把过去那些汉奸理论给我讲了一遍,最后还发表了这样一种思想,他说:“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周佛海的这种论调,就是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还神秘地告诉我:目前这个“中日和平”的秘密接触,首先还是蒋介石命令高宗武到香港搜集情报开始的。当时,我对此是半信半疑的。

以后在香港居住,接触的时间更多,周佛海也谈到汪精卫和日本勾结的情形。他说,高宗武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最初和日本人勾结的就是高,高到日本东京去,金城银行的董道宁和梅思平都参加了。日本方面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参谋本部第八课(即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另一个系统,就是首相近卫文麿。周佛海还谈到军统在河内暗杀汪精卫的事情。他说,军统本来是要暗杀汪精卫的,但是搞错了,把曾仲鸣给干掉了。曾仲鸣做了汪精卫的替死鬼。在此以前,1月17日,军统在香港朝林柏生头上砍了一斧头。他还说,在曾被暗杀前,汪还是很犹豫的,并没有下决心到南京组织政府。曾死后,反而使他决心干了。因此,曾被暗杀后,汪很快离开河内,到上海去了。影佐和犬养到河内去接汪,先坐一条小船,然后再换上日本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的“北光丸”到上海。

1939年4月,周佛海也到了上海。在离开香港前已向我母亲透露,他要和汪精卫一起到日本去。果然,他于5月底便和汪精卫一起,第一次去日本了。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有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翻译杨小姐、董道宁、周隆庠及日本人犬养健等,这是由伊藤芳男在汪精卫住的岩崎别墅的假山上照的。他们那次去东京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日汪关系和到底成立不成立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伪政府,以及磋商如何成立伪政府的问题。就汪来说,当然是希望越早成立越好。因为汪是想抓权的,可是日本人不是那么急于成立。日本人还是希望通过汪把重庆方面拉过来,以便使中日事变早日结束,汪精卫和日本陆相板垣第一次会谈中,争执得最厉害的并不是成立伪政府本身,而是与此关联的国旗问题。汪、周主张继承孙中山传统,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方则认为这样不好区别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主张用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汪、周坚决反对。最后,暂时取得折中办法,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加一条黄色三角形的,写有“和平反共救国”的小旗。周对此仍然不满,认为这样的旗帜是不能号召群众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和我谈到这件事情时,我就说过从小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而不知道有什么黄三角形小旗。他表示在今后和日本人谈判中,一定要把这小旗拿下来。周还告诉我,汪和近卫两人的秘密会谈,连翻译都不用,是笔谈的。

周佛海从东京回到上海后,就让我母亲的弟弟杨惺华到香港,接我母亲以及我和妹妹都来上海。他告诉我,准备送我到日本去读书。周佛海当时住在虹口公园后面一条弄堂里,是受日本宪兵保护的。平时,他深居简出,哪儿也不去。我到上海后,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影佐祯昭、犬养健、西园寺公一、伊藤芳男等人。当时周让我去日本读书。他说:“我现在搞‘和平运动’了,你在香港读书,人家会看不起你的,到日本去读书好,日本教育是很发达的。”我是1939年9月去日本的,其间,我去过香港,办理转学手续,后来回到上海。那时,周佛海已不住虹口,搬到愚园路1136弄59号,汪精卫住在31号。我发现周佛海的活动与在虹口大不相同,来看他的人很多,当时正是他们刚刚召开了伪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紧锣密鼓,搭配班底,筹组伪政府的时候。

当时,日本方面策划成立汪伪政府的主要人物是影佐,其机关是梅机关。影佐过去一直是在伪满洲国工作的,是土肥原部下的一个得力人物,与周佛海关系非常好。周佛海会讲日本话,同别的汉奸相比,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所以,有关与日本的交涉事宜,都是由周佛海进行的。

周佛海由香港到上海,和从日本回到上海,主要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拉拢人,组织班底。他要把国民党方面的人拉过来。他过去是国民党员,也是中统特务组织的要人,认识的人很多,当时许多人来看他,便拉人下水当汉奸,其主要办法是用金钱收买,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杨惺华亲自去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搞活动经费。当时,用大箱子一拉就是好几箱,两部汽车同时去拉。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钞票。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佛海担任财政部长,掌握汪伪政府的财政大权,这种拉人工作,进行得更加频繁了。汪精卫降日卖国的“和平运动”,不仅有日本人的扶植,同时也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1939年春,周佛海等人到香港后,钱新云、唐寿民就给了一笔20万元港币的捐款。这笔钱是由杜月笙交给在香港的周佛海的,除了一小部分用作活动经费外,其余部分便作为他们的“安家费”。由陈璧君、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人平分了。

第二件事情,是搞特务工作。当时,上海有租界,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行刺汉奸,并发生过好几次事件,如唐绍仪被砍死等。李士群、丁默邨在周佛海到上海之前,已由影佐支持,干起“特工”来了。周到上海后,就和丁默邨、李士群他们统一起来。丁、李都是中共叛徒,以后干了中统,投降日军后,在上海当日本的武装特务。汪伪国民党“六大”以后,成立了特务委员会,丁、李的特务组织,改组为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周佛海、副主任委员是丁默邨、李士群。特工总部的具体工作,是由丁默邨、李士群去做。周与丁、李二人拉上关系后,成为周佛海的汉奸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他通过操纵特务机构,掌握了汪伪政权中相当重要的权力。

第三件事,是搞钱。因为搞这一套没钱是不行的。当时,除了从日本人那里拿来些活动经费外,特工总部还专门搞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比如开赌场、偷汽车、搞绑票等。特工总部设在沪西地区的极司非尔路76号,人们称沪西为“歹土”,提起“76号”,便大有谈虎色变之感。因此,那时汪伪政府不仅是个大卖国政府,而且还是一个欺压人民、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

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前,上海还有所谓“维新政府”,头子是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等人;北平有所谓“临时政府”,头子是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等人。如何统一维新政府以及临时政府?把梁鸿志、陈群、王克敏、王揖唐这些人统一到汪精卫系统里来,是摆在汪、周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此,就有所谓青岛会谈。参加青岛会谈的主要有三方,即汪精卫、周佛海、梁鸿志、陈群、王克敏、王揖唐这些人。影佐也去了,他是支持汪、周的。在影佐等日本人的压力下,梁、陈不得不把他们的招牌拿了下来,参加到汪伪系统中来。华北表面上也承认汪的领导,但事实上仍搞自己的特殊化。比如继续悬挂五色旗,军队不叫“和平军”,而叫“治安军”。货币还是“联银券”,这是因为日本人实行“分而治之”的阴谋所造成的。

1940年1月初,正当汪精卫、周佛海准备青岛会谈、筹建伪政府的时候,发生了高宗武、陶希圣脱离“和运”,出走香港,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了“日汪密约”事件。这事对积极投敌的汪、周等人来说,当然是一个严重打击。那时,我正在东京,同年暑假回到上海时,听到周佛海谈到此事,仍然余恨未消。在此以前,我在东京听到负责接待我们的日本人冈部长二谈过此事。他说,高、陶出走的原因,是因为在筹建伪政府时,高宗武内定的是“外交部长”,却被褚民谊抢走了,陶希圣内定的是“宣传部长”,却被林柏生抢走了,这使他们非常恼火。同时,他们对周佛海独揽“和运”大权,也表示不满。

当然,高、陶出走,主要原因还是认为汪、周的“和平运动”是没有前途的。特别是汪精卫,只能在沦陷区筹建“政府”,而不能得到西南军阀的支持。没有任何力量,起不了什么作用。陶希圣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还把我到日本去读书,说成是去日本做人质。

周佛海和冈部长二对我谈及此事时,都认为高、陶出走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周密策划的。高宗武的老婆(姓名已忘)抗战前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英语说得很好,认识宋美龄,戴笠就是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和高宗武夫妇建立了秘密联系。并答应给他们一笔巨额美金,送他们去美国。以后高宗武夫妇果然定居美国,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青岛会谈以后,马上就产生了在什么情况下成立汪伪政府的问题。那时,日本人和重庆方面,也有另外的勾结,这主要是今井武夫在香港同重庆方面代表谈判的。

汪精卫原来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部分军队,如张发奎以前是粤军,是改组派的热脚,但后来他们并未响应,汪向日本人开的“支票”未能兑现。因此,部分日本人对成立汪伪政府有无必要持怀疑态度,周佛海当时也知道日本人另搞一套。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们,只好等着瞧。虽然如此,汪、周这一批人还是坚决主张成立“政府”,不然就没有号召力。日本统帅部觉得汪精卫也出来了,不成立政府也不行。因此,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就在南京搞所谓“还都”,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在安排伪政府人事方面,周佛海起了主要作用。这一点伊藤芳男曾多次和我谈过。他说,你父亲在南京政府中,事实上集大权于一人。他不但管财政、金融、警察,也管人事和外交,当然筹建伪政府本身就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周面临着几个问题:一、伪政府主席是由汪精卫代理,还是由汪精卫正式担任?周和日本人都主张代理,以便给重庆和解留有余地,决定照此办理。二、伪维新政府中的几个老头子的安排问题,如梁鸿志、温宗尧等,让他们担任有名无实的院长或副院长,两个实力派,即任援道、陈群,则担任了伪海军部长、伪内政部长。三、76号的丁默邨、李士群都想当警政部长,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周采取自己兼任部长,而让李士群任次长的办法暂时解决。李原系周佛海一派,但不久他投靠了陈璧君的公馆派。周、李矛盾日趋深化。由于李投靠了陈璧君,结果,迫使周佛海不得不把警政部长职务让给李士群。周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中凑了个热闹。罗君强锋芒不露,常常是“老婆长,老婆短”的,得罪了陈璧君,后来仅仅捞到一个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伪政府的班子虽然搭了起来,但却埋伏了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根子。 pFNr+xBaYRqEv7wD2MV7vhqdkiU4D6IKWle8gPSN5tb16MiNmLqjAyjyWIbVHJ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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