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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正好15岁，初中刚毕业。“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佛海就让我的母亲杨淑慧把我和我的妹妹送到湖南逃难，他自己则留在南京。当时，我家住在南京西流湾八号。我在长沙时，听到一些朋友的父亲谈起周佛海，说他在南京西流湾，和一批人在家里谈论一种与当时抗战不相协调的论调，我听后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因为年纪小，又是个学生，不敢提出来。一直到1938年春节前，周佛海到了武汉，也把我们从长沙接到武汉。那时，我便鼓起勇气，向周佛海提起他在南京时的一些情况。
周佛海有个特点，就是有时候也故意和我们小孩子谈谈。虽然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很不高兴，说“这些事，小孩子不必管”，但也向我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当时在西流湾八号，你们已到长沙来了，北京的胡适、陶希圣以及梅思平，就住在我们家里，大家一起发表了一些不太支持抗战的言论。那时，我还不知道‘低调俱乐部’这个名词，低调俱乐部是以后我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知道的。”据周佛海说，他们当时发表的论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是“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向日本人办交涉，以至于打仗（他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不一定对中国的抗战有利。因此，还是看一看比较好。
周佛海后来脱离重庆，是老早就有了准备的。还在1938年春节时，他即把我和我母亲、妹妹从汉口送到香港。去前，我也问过他：“现在是抗战的时候，送我们到香港做什么？”他说：“你在汉口读不了书，到重庆去，也读不了书，这两个地方都不安全，飞机轰炸，要躲飞机、跑警报，所以，还是到香港去，那里最安全，好好读几年书再说吧！”那时我年纪也小，没办法，只好到香港去了。
周佛海在汉口时，曾伙同陶希圣等组织了一个所谓“艺文研究会”。这个组织虽然名为“艺文研究会”，实则是个鼓吹反共降日卖国的宣传机构，汪精卫集团的大本营。周佛海负责主持一切，而汪精卫则是幕后的支持者。“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即“国际编译社”。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我们和重庆父母亲的联系，特别是包裹的邮寄，都是由这个机构转递的。当然，我和妹妹都不知道这个机构的性质。
1938年秋冬之交，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汪精卫在重庆搞所谓“和平运动”，其中也有周佛海。当时，我的思想闹不通，现在不是正在与日军抗战嘛，搞什么“和平运动”呢？不久，周佛海果然到了香港，住在九龙约道五号。我母亲告诉我，她去看他时，陶希圣、梅思平也住在那里。他们躲在那里，平时根本不到什么地方去。我见到周佛海，就问他：“报纸上登了许多关于你们搞‘和平运动’的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首先还是把过去那些汉奸理论给我讲了一遍，最后还发表了这样一种思想，他说：“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周佛海的这种论调，就是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还神秘地告诉我：目前这个“中日和平”的秘密接触，首先还是蒋介石命令高宗武到香港搜集情报开始的。当时，我对此是半信半疑的。
以后在香港居住，接触的时间更多，周佛海也谈到汪精卫和日本勾结的情形。他说，高宗武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最初和日本人勾结的就是高，高到日本东京去，金城银行的董道宁和梅思平都参加了。日本方面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参谋本部第八课（即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另一个系统，就是首相近卫文麿。周佛海还谈到军统在河内暗杀汪精卫的事情。他说，军统本来是要暗杀汪精卫的，但是搞错了，把曾仲鸣给干掉了。曾仲鸣做了汪精卫的替死鬼。在此以前，1月17日，军统在香港朝林柏生头上砍了一斧头。他还说，在曾被暗杀前，汪还是很犹豫的，并没有下决心到南京组织政府。曾死后，反而使他决心干了。因此，曾被暗杀后，汪很快离开河内，到上海去了。影佐和犬养到河内去接汪，先坐一条小船，然后再换上日本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的“北光丸”到上海。
1939年4月，周佛海也到了上海。在离开香港前已向我母亲透露，他要和汪精卫一起到日本去。果然，他于5月底便和汪精卫一起，第一次去日本了。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有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翻译杨小姐、董道宁、周隆庠及日本人犬养健等，这是由伊藤芳男在汪精卫住的岩崎别墅的假山上照的。他们那次去东京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日汪关系和到底成立不成立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伪政府，以及磋商如何成立伪政府的问题。就汪来说，当然是希望越早成立越好。因为汪是想抓权的，可是日本人不是那么急于成立。日本人还是希望通过汪把重庆方面拉过来，以便使中日事变早日结束，汪精卫和日本陆相板垣第一次会谈中，争执得最厉害的并不是成立伪政府本身，而是与此关联的国旗问题。汪、周主张继承孙中山传统，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方则认为这样不好区别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主张用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汪、周坚决反对。最后，暂时取得折中办法，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加一条黄色三角形的，写有“和平反共救国”的小旗。周对此仍然不满，认为这样的旗帜是不能号召群众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和我谈到这件事情时，我就说过从小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而不知道有什么黄三角形小旗。他表示在今后和日本人谈判中，一定要把这小旗拿下来。周还告诉我，汪和近卫两人的秘密会谈，连翻译都不用，是笔谈的。
周佛海从东京回到上海后，就让我母亲的弟弟杨惺华到香港，接我母亲以及我和妹妹都来上海。他告诉我，准备送我到日本去读书。周佛海当时住在虹口公园后面一条弄堂里，是受日本宪兵保护的。平时，他深居简出，哪儿也不去。我到上海后，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影佐祯昭、犬养健、西园寺公一、伊藤芳男等人。当时周让我去日本读书。他说：“我现在搞‘和平运动’了，你在香港读书，人家会看不起你的，到日本去读书好，日本教育是很发达的。”我是1939年9月去日本的，其间，我去过香港，办理转学手续，后来回到上海。那时，周佛海已不住虹口，搬到愚园路1136弄59号，汪精卫住在31号。我发现周佛海的活动与在虹口大不相同，来看他的人很多，当时正是他们刚刚召开了伪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紧锣密鼓，搭配班底，筹组伪政府的时候。
当时，日本方面策划成立汪伪政府的主要人物是影佐，其机关是梅机关。影佐过去一直是在伪满洲国工作的，是土肥原部下的一个得力人物，与周佛海关系非常好。周佛海会讲日本话，同别的汉奸相比，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所以，有关与日本的交涉事宜，都是由周佛海进行的。
周佛海由香港到上海，和从日本回到上海，主要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拉拢人，组织班底。他要把国民党方面的人拉过来。他过去是国民党员，也是中统特务组织的要人，认识的人很多，当时许多人来看他，便拉人下水当汉奸，其主要办法是用金钱收买，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杨惺华亲自去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搞活动经费。当时，用大箱子一拉就是好几箱，两部汽车同时去拉。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钞票。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佛海担任财政部长，掌握汪伪政府的财政大权，这种拉人工作，进行得更加频繁了。汪精卫降日卖国的“和平运动”，不仅有日本人的扶植，同时也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1939年春，周佛海等人到香港后，钱新云、唐寿民就给了一笔20万元港币的捐款。这笔钱是由杜月笙交给在香港的周佛海的，除了一小部分用作活动经费外，其余部分便作为他们的“安家费”。由陈璧君、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人平分了。
第二件事情，是搞特务工作。当时，上海有租界，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行刺汉奸，并发生过好几次事件，如唐绍仪被砍死等。李士群、丁默邨在周佛海到上海之前，已由影佐支持，干起“特工”来了。周到上海后，就和丁默邨、李士群他们统一起来。丁、李都是中共叛徒，以后干了中统，投降日军后，在上海当日本的武装特务。汪伪国民党“六大”以后，成立了特务委员会，丁、李的特务组织，改组为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周佛海、副主任委员是丁默邨、李士群。特工总部的具体工作，是由丁默邨、李士群去做。周与丁、李二人拉上关系后，成为周佛海的汉奸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他通过操纵特务机构，掌握了汪伪政权中相当重要的权力。
第三件事，是搞钱。因为搞这一套没钱是不行的。当时，除了从日本人那里拿来些活动经费外，特工总部还专门搞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比如开赌场、偷汽车、搞绑票等。特工总部设在沪西地区的极司非尔路76号，人们称沪西为“歹土”，提起“76号”，便大有谈虎色变之感。因此，那时汪伪政府不仅是个大卖国政府，而且还是一个欺压人民、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
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前，上海还有所谓“维新政府”，头子是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等人；北平有所谓“临时政府”，头子是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等人。如何统一维新政府以及临时政府？把梁鸿志、陈群、王克敏、王揖唐这些人统一到汪精卫系统里来，是摆在汪、周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此，就有所谓青岛会谈。参加青岛会谈的主要有三方，即汪精卫、周佛海、梁鸿志、陈群、王克敏、王揖唐这些人。影佐也去了，他是支持汪、周的。在影佐等日本人的压力下，梁、陈不得不把他们的招牌拿了下来，参加到汪伪系统中来。华北表面上也承认汪的领导，但事实上仍搞自己的特殊化。比如继续悬挂五色旗，军队不叫“和平军”，而叫“治安军”。货币还是“联银券”，这是因为日本人实行“分而治之”的阴谋所造成的。
1940年1月初，正当汪精卫、周佛海准备青岛会谈、筹建伪政府的时候，发生了高宗武、陶希圣脱离“和运”，出走香港，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了“日汪密约”事件。这事对积极投敌的汪、周等人来说，当然是一个严重打击。那时，我正在东京，同年暑假回到上海时，听到周佛海谈到此事，仍然余恨未消。在此以前，我在东京听到负责接待我们的日本人冈部长二谈过此事。他说，高、陶出走的原因，是因为在筹建伪政府时，高宗武内定的是“外交部长”，却被褚民谊抢走了，陶希圣内定的是“宣传部长”，却被林柏生抢走了，这使他们非常恼火。同时，他们对周佛海独揽“和运”大权，也表示不满。
当然，高、陶出走，主要原因还是认为汪、周的“和平运动”是没有前途的。特别是汪精卫，只能在沦陷区筹建“政府”，而不能得到西南军阀的支持。没有任何力量，起不了什么作用。陶希圣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还把我到日本去读书，说成是去日本做人质。
周佛海和冈部长二对我谈及此事时，都认为高、陶出走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周密策划的。高宗武的老婆（姓名已忘）抗战前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英语说得很好，认识宋美龄，戴笠就是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和高宗武夫妇建立了秘密联系。并答应给他们一笔巨额美金，送他们去美国。以后高宗武夫妇果然定居美国，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青岛会谈以后，马上就产生了在什么情况下成立汪伪政府的问题。那时，日本人和重庆方面，也有另外的勾结，这主要是今井武夫在香港同重庆方面代表谈判的。
汪精卫原来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部分军队，如张发奎以前是粤军，是改组派的热脚，但后来他们并未响应，汪向日本人开的“支票”未能兑现。因此，部分日本人对成立汪伪政府有无必要持怀疑态度，周佛海当时也知道日本人另搞一套。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们，只好等着瞧。虽然如此，汪、周这一批人还是坚决主张成立“政府”，不然就没有号召力。日本统帅部觉得汪精卫也出来了，不成立政府也不行。因此，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就在南京搞所谓“还都”，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在安排伪政府人事方面，周佛海起了主要作用。这一点伊藤芳男曾多次和我谈过。他说，你父亲在南京政府中，事实上集大权于一人。他不但管财政、金融、警察，也管人事和外交，当然筹建伪政府本身就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周面临着几个问题：一、伪政府主席是由汪精卫代理，还是由汪精卫正式担任？周和日本人都主张代理，以便给重庆和解留有余地，决定照此办理。二、伪维新政府中的几个老头子的安排问题，如梁鸿志、温宗尧等，让他们担任有名无实的院长或副院长，两个实力派，即任援道、陈群，则担任了伪海军部长、伪内政部长。三、76号的丁默邨、李士群都想当警政部长，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周采取自己兼任部长，而让李士群任次长的办法暂时解决。李原系周佛海一派，但不久他投靠了陈璧君的公馆派。周、李矛盾日趋深化。由于李投靠了陈璧君，结果，迫使周佛海不得不把警政部长职务让给李士群。周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中凑了个热闹。罗君强锋芒不露，常常是“老婆长，老婆短”的，得罪了陈璧君，后来仅仅捞到一个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伪政府的班子虽然搭了起来，但却埋伏了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