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45年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开始逮捕汉奸。陈公博、陈璧君、林柏生等要犯先后入狱。在1946年的初夏，开始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并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周佛海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分子，汪伪政府的要员，本应立即逮捕法办，受到应有的惩治，但他却和陈公博等的处境大不相同，因此，我愿意把他以后的情况简单地谈一谈，作为一个尾声。
我常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戴笠要把周佛海送到重庆去？而又不马上把他像其他汉奸那样送去法办？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第一，周佛海为戴笠做过不少事情，一般人也都知道。假若他立即将周佛海送去法办，那以后还有谁为他卖命？他还要不要用人？因此，戴只好以蒋介石接见为由，把他诱到重庆去。第二，和周佛海有关系的伪军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周直接控制的税警团，如果把周直接送进监狱，就会使伪军动摇，特别是熊剑东，当时已经有些动摇。戴笠要稳住伪军。
1945年9月底，周佛海把伪上海市政府、伪上海保安司令部、伪中储上海分行移交给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后，前几天门庭若市的湖南路私宅，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了。从重庆飞来的新权贵们忙着上演“五子登科”的丑剧，而失势的大小汉奸则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戴笠跑来告诉周说，蒋介石要接见周。罗君强和丁默邨、周佛海等听了十分高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等乘专机去了重庆。
周走后第三天的晚上，我回到家中看到戴笠在二楼客厅里和我母亲杨淑慧、外祖母、舅母谈话。母亲一见我就说：“你父亲一到重庆就旧病复发，戴先生已经把他送到四一医院请美国医生治疗。戴先生要我带着看护马小姐明天去重庆照顾你父亲。戴先生要你也去。”我说：“我不会照顾，我不去。”戴笠马上插嘴：“你过去不是很想到大后方去看看吗？现在一起去不是很好吗？”我说：“看是想去看看，但是现在抗战刚胜利，交通没有恢复，局势不那么安定，我还是等局势稍稳定后自己去好了。”
戴沉下了脸说：“你知道，当我要什么人干什么事的时候，是没有人敢违背我的意志的。”
我马上回答：“我又不是你的部下，没有必要执行你的命令。”
戴脸一板，说：“你不去？今天晚上你就跟我走！”
这时空气非常紧张，我外祖母和母亲都哭了，劝我还是去好。我知道戴笠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就说：“去可以，但第一，我不和他们住在一起，第二，我要有行动自由。”
戴说：“好，我答应你这两个条件，但你也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不许你用现在这个名字。”我母亲插嘴说：“你祖父叫周逵几，你就叫周祖逵吧。”戴接着说：“第二，不许你去看你父亲在重庆的老朋友。”
我答应后，戴说：“现在我写封介绍信，到重庆后你去看毛人凤，由他来安排你。”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母亲、马小姐、伪中储行秘书处处长马骧良的老婆以及一个广东老保姆坐飞机到重庆去了。
我们在白市驿机场着陆。军统总务科科长侯祯祥立即用汽车将我们送到重庆郊外磁器口军统大本营，戴笠的住地杨家山。丁默邨、罗君强等已经在杨家山。从他们口中，我知道周的病倒是真的，戴也确实把周送到四一医院。第二天一早，我和母亲来到医院。周一人占用了三间病房，由他自己和跟去的副官使用。周在美国医生的治疗下病情已有好转，他可以坐起来和人谈话了。他一见我就毫无表情地说：“不是我叫你来的！”
周在医院治疗期间，并没有什么特务监视或保护。周的两个副官随时可以到镇上购买物品，伙食也是根据医嘱准备的。马小姐就留在医院看护周。不久周就康复了。
我到杨家山后，第三天由侯祯祥带我去见毛人凤。我把介绍信给毛，毛并没有仔细看，只是瞅了一眼说：“你的问题戴先生已经用电报告诉我了。他要我告诉你，你的事由他回重庆亲自安排，希望你安心等着他。”我故意问：“戴先生不是在信里说要你为我安排的吗？”毛回答：“我只能按戴先生的电报办事。”毛又说：“我很忙，你还是回去安心多等几天吧。”
我回到杨家山后，没有几天，就搬到白公馆去了。我们在白公馆的生活是很优裕的，也很自由，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准备了整桌酒席让我们过年。
我们一到白公馆，侯祯祥就吩咐道，为了保护我们，戴笠规定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来探望，我们也不能出去。我们可和外面亲友通信，但都必须交给侯祯祥寄出，外面来信也必须经过他转给我们。
软禁中的周佛海等非常关心其他几个大汉奸的命运。当陈公博和褚民谊等被处决的消息传来后，都大为惊慌，缪斌被枪决的消息尤使他们震动。他们知道抗战末期，缪曾和蒋有勾结，以蒋的私人代表的身份去东京和日本首相举行过秘密谈判。他们都认为，蒋是为了杀人灭口才第一个杀缪的。联系到自身的命运，他们就更惶惶不安了。
周、罗等在白公馆的情绪各不相同。周一到白公馆就沉默寡言，每天在二楼踱方步，并托管理员买了英文书籍和字典认真地学起来。日本帝国主义完蛋了，他在考虑下一步投靠美国主子了。
丁默邨是老牌特务，他到白公馆不久就买通了一个警卫和外面建立了联系。要他的亲信联络他过去的部下，为他说情，搜集有利于他的证据。丁还叫我母亲买通大师傅和外面建立联系，他说：“当你和家里秘密写信时，也不要忘记公开写几封信给侯祯祥寄出去，以免他们怀疑。”
罗君强不像丁那么刁顽，他带了一本《圣经》，开始时每天读《圣经》，以后又要管理员买了一些历史书籍阅读。
舅舅杨惺华认为他落到今天的地步完全是受周的连累，因此他一直不愿和周讲话。他要他的老婆到处活动，拉拢郑介民和毛人凤的老婆为他说情。他还多次写信、报告给军统，希望把他的问题另作处理。
1946年春节后不久，我的同父异母哥哥周少海也由侯祯祥陪同来到白公馆。他原是军校十四期毕业生，在胡宗南部当连长，周当汉奸后戴把他关起来了。抗战胜利后才从兰州放出来，说是让他回湖南，到了重庆又把他送进了白公馆。他从小和周的感情不好，已过继给我的叔父周佛生。他认为这几年吃官司，完全是周佛海的关系，所以，一来就和周吵架。
周佛海曾写过两封信给戴笠，希望戴来看他。戴果然来了。大家到客厅坐定后，戴先海阔天空地谈些一般的事情。丁默邨忍不住，向戴提出他们的问题怎么办。戴说：“应该相信蒋先生嘛。”丁又问：“缪斌不是为蒋先生做了不少工作吗，为什么反而第一个枪毙呢？”戴说：“他的情况特殊，所以要从速处理。”
戴笠走后没几天，白公馆管理局的人说戴笠乘飞机在南京摔死了。警卫班的特务们都很紧张。周佛海等一听，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丁默邨这时带头开了腔：“你们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究竟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大家都默不作声。丁默邨歇了会儿又说：“我看这样一来，对我们的问题解决非常不利。因为戴笠的继任者必然是毛人凤。毛是一个庸才，没有魄力，胆小怕事，希望他像现在这样把我们保护在白公馆，承担外界舆论的压力，我看是不可能的，要他在老头子面前为我们讲几句好话，我看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马骥良接过话头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罗君强苦笑一声说：“只好听天由命了。”周佛海忽然站起来说：“我们不能这样消极等待。我们已经等了七个月了，好像蒙在鼓里，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看，我们应该主动请求军统把我们移交到法院。这样，索性下个决心去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个心安。公博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几个人偷生于此，未免对不起朋友，也没有什么意思。”周佛海说完接着问：“你们以为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先回答。过了很久，还是追随周二十几年的罗君强开了腔：“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办了。”丁默邨也低声说：“那就这样办吧！”周看他们二人都表了态，便再没有问其他的人，说：“好，那就决定了。等他们再来时，我就口头提出来，假定他们不来，我们就写书面报告。”
第二天，管理局的人又在议论，说山下传说戴笠的死是老头子自己下令干的，他派人在戴的飞机上放了定时炸弹。周佛海等又凑在一起议论起来。丁默邨说：“这完全可能。因为戴在胜利以后实力大为膨胀，他的忠义救国军已经改编为交警总队，自己掌握了一部分武装。胡宗南又在军事方面支持他，宋子文在财政方面也支持他，他自己又发了一批劫收财。同时，借解散特务机关为名，把他大大小小的特务机构化整为零，以退为进，分散到全国各种机构里去，蒋介石怕他势力扩大，尾大不掉，干掉他是完全可能的。”对丁默邨这一番分析，大家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周听了以后微微叹了一口气说：“这还是那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吧。”过了几天，侯祯祥就来通知戴笠死的正式消息，并说毛人凤已继任军统局局长，过几天会来看他们。
没几天毛人凤来了，周佛海说：“毛先生，你刚接管军统不久，我们觉得为了使你们不增加更大的压力，请把我们送到法院，根据法律来处理我们。”说着，周拿出一封信说：“这是我和默邨、君强共同署名的信，请毛先生收下。”毛人凤推说刚刚接管军统没有几天，正在办移交，等局势稍为安定以后就去向委员长请示。他说：“希望你们绝对不要多心，应该相信委员长嘛！”周佛海一定要他收信，毛人凤坚持不肯收。周接着讲：“既然毛先生不肯把这封信收下，那就算我口头提出来吧。但还有另一件事情，要请毛先生答应，就是我的儿子在这里已经住了七个月了，他完全没有必要住在白公馆，戴先生生前也答应让他出去的。”对这个问题毛人凤倒是一口答应了，不过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周幼海出去后不准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第二，不准在重庆逗留，也不准回上海，因为上海认识周幼海的人太多，只能到成都去。我心想，到成都去正好，因为我的好朋友肖孟能正在成都华西大学读书。到了4月底，我才接到通知可以出去了。当晚，母亲帮我准备行装时跟我讲：“你明天要出去了，应该去和你父亲谈谈。”我想也确实应该和他谈谈，于是就上楼和周佛海作了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谈话。那时周佛海希望我到美国去读书，他说，你妈妈给你的钱，供你到美国读三五年书是不成问题的，你还是到美国去好。我说：“我的一生到现在为止都是由你支配的，今后我要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了。”他听了以后说：“好吧，由你自己决定吧，这也是人各有命。”
我是第一个离开白公馆的人。他们对我离开以后军统究竟会采取什么措施是十分关心的。丁默邨就说：“你出去以后，到了成都要想办法在重庆《大公报》上登一个广告，告诉我们你出去以后的情况。”我出去以后就照丁默邨的办法办了。
第二天一早管理员用汽车把我送到重庆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乘他去买长途汽车票的时候，我就托旅馆的服务员给我打电报给成都的肖孟能。第三天我到成都的时候肖已经在那里等我了，我在成都住了半个多月，又和肖孟能回到重庆，肖好不容易替我买到了回上海的飞机票。大约在6月初我就从重庆飞回上海。到了上海，我才知道我的母亲杨淑慧已被军统送到上海，关起来追逼财产，搞了一个多月，因杨淑慧吞金自杀，军统慌了，只好把她放出来，追问财产一事，才草草收场了。那时我已和地下党取得联系。6月底，地下党的同志送我去解放区。到了淮阴，我到华中分局联络部，杨帆部长接见了我，并发展我为中共党员，决定再派我回上海工作。以后我才知道离开白公馆以后，周少海和周佛海大吵一次，要周佛海和军统联系，尽快放他出去。周佛海这才把侯祯祥找来，说：“你把他送走吧，否则我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结果周少海也离开了白公馆。
1946年中秋节后，我起程南下。当时国民党已发动全面内战，淮阴已经听到枪声。我好不容易过江到了江阴，买了一份《大公报》，一看才知道周佛海已于7 月19日移解到南京高等检察院，准备受审。我赶到南京见到了杨淑慧后，知道周关在军统看守所。周提出，和他一起前来的马骥良的老婆、看护马小姐、广东老保姆和一名副官等应放出去。军统答应了，第二天他们都被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