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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是个大投机分子，他一当上汉奸，不但立即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勾结，在不同形势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而且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与我党进行接触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主要通过三条渠道。
第一，杨宇久。我的外祖父杨自容，20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女学生，名叫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做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革命了，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杨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做了汉奸，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宇久在苏北新四军工作。1941年春，我在东京时，我母亲送我妹妹到东京读书，她告诉了我杨宇久的事。
杨淑慧去日本东京前，在南京时，有一天杨叔丹给周家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刚才我在鼓楼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杨宇久。我忙问：‘你不是在新四军工作吗？怎么到南京来啦？’她回答说：‘替陈子凡丈夫邱某修墓（陈是杨的好友，邱是国民党军官，日军占领南京时战死）。’我接着问：‘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杨宇久没有回答，急忙跑了。”杨淑慧在旁边听了杨叔丹打来这样电话，就抢过电话来说：“既然刚刚遇见她，估计不会离开南京，赶紧去找她，我们急于见她。”不一会儿，杨叔丹又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杨淑慧马上赶去，一见杨宇久就说：“你到了南京，怎么不来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当了汉奸，你姐姐并没有当汉奸呀！走，住到我家去。”于是将杨宇久接到了我家。当天晚上，周佛海、杨淑慧、杨惺华就和杨宇久、杨叔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周佛海、杨淑慧首先问杨宇久，为什么到南京来？她还是重复杨叔丹说的那一席话。周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绝不会仅仅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准自己的党员到日本军人控制的心脏——南京来冒这个风险的。你可以瞒过别人，但瞒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
杨淑慧也说：“你尽管说，我们是老姊妹，在任何情况下，我保证你姐夫绝不加害于你。”杨叔丹也在旁帮腔：“既然这样，你就说了吧！”杨宇久这才把她来南京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杨宇久是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命令，到南京来的。她想通过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见面，了解周当了汉奸后有何打算，并探询今后能否保持联系。杨到南京后，找到杨叔丹，要他向周汇报见面一事。但是杨叔丹不敢这么做，怕周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因而怪罪于他。于是就想出鼓楼巧遇这一妙计。如果周的态度好，杨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杨叔丹为自己主动报告，也就避免了责任。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当时，由于我母亲要送我妹妹去日本，杨宇久也就一起到了上海。杨宇久是我外祖母的干女儿，她就住在我姥姥家，姥姥的家就在愚园路1136弄旁一条弄堂内。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买了礼物送给妹妹。
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的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1942年，王爱日曾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干老本行等。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抗日战争后，就在苏北新四军军部工作，和邵式军早有联系，周佛海也知道邵有这门亲戚。1943年春，冯龙从苏北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于是3月的一个深夜，邵式军陪同冯龙来到湖南路周家。冯首先说明自己的身份，受何人委托，来商讨双方是否有可能合作的问题。冯详细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冯说：“当然这个问题周先生是清楚的。”周佛海马上接腔：“冯先生，共产党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共产党，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菜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
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
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唯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周佛海还在我面前表示非常欣赏冯的这种办法。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1945年8月，抗日胜利时，在南京发生陈公博火并周佛海，派兵包围周的住宅事件时，伪宣传部副部长章克登门求见。周当时因处理与陈的关系，要立即赶往陈家，表示不见。章又拿出一封信，希望看了信后再说，周仍不见。说：“人不见，信可留下。”但也并未看信，只往口袋里一揣了事。当周处理完陈火并之事以后，便立刻坐火车赶往上海。在火车上才想起章克送来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冯龙写的。大意是，前次谈论的形势变化前景，现在已经到来，盼能全面商谈双方的共同对策云云。并指明，如能见面，请通知章克。可是，那时周已在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了。周看后把信撕碎，往窗外一扔了事。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发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的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作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76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76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
1955年潘汉年被捕，我母亲也因此事受到牵连，而被拘留受审一段时间。
1944年夏、秋时，张子羽从第三战区的屯溪回到上海。他虽然是顾祝同的驻沪代表，住在上海，而实际上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共情报人员。周佛海虽然不能详细知道内中情况，但张与潘汉年有联系，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周佛海最大的忧虑，是怕新四军解放上海。他曾向张子羽探悉，中共对上海的对策是不进入上海，这使他感到放心，可以完整地把上海交给蒋介石了。
1947年秋，张子羽在南京监狱探视周佛海时曾告诉周，潘汉年已从解放区回到了上海，他们之间已经取得了联系。这是一次普通的接见，怕隔墙有耳，在一个一尺见方的洞口谈话，所以未能多谈。
1947年底，周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因病住在单独一间房子里的时候，张子羽又一次去看望周佛海，进一步告诉周说，潘汉年希望周将自己的一些重要关系交出来，好替共产党做点有益的工作，但被周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