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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人所欲也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曾指出:“鱼类是最早的一种人工食物”,作为“天然食物”之后的第二种“食物资源”,鱼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了鱼类食物,人类才开始火的利用及大规模的迁徙。鱼繁殖快,比其他动物更难于被捕尽,故在早期,渔捞区比狩猎区可养活更多的人口。鱼类资源的攫取,还促进了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的体力与智力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发展。

在新石器时代,对居于湖泊水泽附近的原始先民来说,捕鱼是其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先民们的捕鱼能力已经显著增强,大量鱼镖、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些地区还修造了存储鱼类的窖穴等。从事这些复杂的渔事活动离不开舟船的协助。远古时期的舟船均为木质材料,极易腐烂,难以看到完好的实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的船形彩陶壶是一个独木舟的模型,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者捕鱼结束将网搭在船边晾晒的情景,从造型设计到装饰纹样,都容易让人联想到原始渔船制造、渔网使用、捕鱼活动等水上生活场面。先秦、秦汉时期的捕鱼方法主要有:网罟(gǔ,渔网)、笱(gǒu,竹木制的编织渔具)、罶(liǔ,编制的捕鱼具)、罩以及钩钓等等。此外,还创造了一种叫“罧(shēn)业”的捕鱼法,即根据鱼类喜好在物下潜藏的习性,将柴木置于水中,诱鱼栖息其间,围而捕取。

新石器时代船形彩陶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有了鱼,并不等于有了美味;要得美味,还要烹之得法,食之有道。《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表明在当时人的眼中,鱼是仅次于熊掌的美味肉食。秦汉时期,人们对鱼的喜爱有增无减,食用鱼的种类不断增加,烹鱼之法也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

五千头鱼的官司

1972年至1976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的汉代城障烽塞发掘汉简近两万枚。其中,22号房址出土的“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尤为值得关注。该册文书反映了东汉光武帝时期发生的一起甲渠候粟君与客民寇恩的经济诉讼。综观全文,此案的大概情节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年间,一个名叫“寇恩”的客民受甲渠候粟君的雇佣运送五千条鱼去出售,议定给付工钱为一头牛和二十七石谷,但鱼价须卖够四十万钱。寇恩未卖至此数,卖掉作为工钱的那头牛才凑足三十二万钱,还欠八万钱。于是粟君扣押了寇恩的一些车器杂物,价值一万五千六百钱;扣掉寇恩之子为己捕鱼的工钱二十石谷,折抵八万钱;又赖掉寇恩为粟君妻买米肉所支的九千钱。实际粟君应再支付寇恩两万四千六百钱,可他却于次年十二月向居延县告发寇恩欠牛不还,引起这场诉讼。

居延新简“五千头鱼”的记载(局部)

这件案子的有趣之处在于两点:一是案中的原告“粟君”既占便宜又输理,反而主动告状,这点颇耐人寻味;二是此案涉及五千条鱼的贩卖。如此大量的贩鱼记载表明汉时河西地区的渔业资源比较丰富,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有鱼可供食用,不然不会出现数目如此庞大的贩鱼量。秦汉时期,鱼在人们的饮食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汉书·地理志》记载:“江南地广……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史记·货殖列传》称山东“多鱼、盐”,濒临渤海的燕地有“鱼盐枣栗之饶”。渔业已与马、牛、羊、彘等养殖业相提并论。

韩信钓鱼

《史记》记载,淮阴侯韩信布衣之时家中一贫如洗。韩信虽长得高大魁梧,但却“不事生产”,整日里在身上挂着一把利剑,四处游荡,饿了就去街坊邻居家蹭饭。一日蹭饭未果的韩信饥肠辘辘,只好跑到淮河岸边垂钓起来。河边一位漂洗衣服的大娘可怜他,把他领回家,让他吃了一顿饱饭。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一饭之恩”的故事。渔具中最简单的是鱼钩。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铁质鱼钩钓鱼。铁质鱼钩的出现推动了钓鱼业的发展。广州南越王墓曾出土一件铁鱼钩,此鱼钩以铁条锻打成弯钩形,钩尖锋利,无倒刺,是非常实用的钓鱼工具。当然,鱼钩还要系上缗(钓鱼绳)、钓鱼缴,装上竿,才便于垂钓。但用钩钓鱼,效率较低。

《淮南子·原道训》提及:“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不能与网罟争得也。”用钩钓鱼,往往一整天也没多少收获,所以捕鱼主要还是用网。居延金关遗址曾出汉代渔网、网坠和织网用的竹梭。渔网和竹梭不易保存,少有发现,但各地出土过大量的陶网坠,这说明当时渔网的使用相当普遍;用鱼镖或鱼叉捕鱼,这方法应当起源也很早,它比起钩钓要来得更直接。汉画上对叉鱼也有表现,如山东微山出土的画像石上描绘了一名男子赤身立在水榭上,双手举起鱼叉刺鱼的场景。在水面上还有其他一些捕鱼者,有的在徒手捉鱼,有的在用笼罩鱼。

秦汉时期出现的新式渔具主要是罾(zēng),《风俗通》的解释是:“罾者,树四木而张网于水,车挽之上下。”这是一种用绞车起吊的网具,运用了滑轮原理,科学省力。山东微山、临沂、滕州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都有罾鱼的场面。鸬鹚捕鱼法兴于汉代。鸬鹚俗称鱼鹰,《异物志》中记载了鸬鹚能入深水中捕鱼的情况。江苏徐州和山东微山两地都曾出土以鸬鹚捕鱼的汉画像石。鸬鹚捕鱼法一直到19世纪仍是渔民们捕鱼的重要方法。

山东微山鱼鹰捕鱼汉画像石

古代先民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对天然鱼类等自然资源的利用,应该是节制的、合理的。只有保护鱼类资源,才能长用不竭。如《国语·鲁语上》云:“(鲁)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这就是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鲁宣公贪得无厌,不顾时令,不管鱼正在分群产卵,下网捕鱼,被里革割断渔网强行劝止。《礼记·月令》、《孟子》、《淮南子》、睡虎地秦简《田律》、汉代悬泉置壁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等传世和出土文献中均包含了很多保持生态平衡的思想,其中涉及渔业生产禁忌的规定主要有:其一,禁止在鱼类产卵之时捕鱼,如季冬之月,“命渔师始渔”,《吕氏春秋》中高诱注曰:“是月将捕鱼,故命其长也。”其二,禁止“竭泽而渔”,如“毋竭川泽,毋漉陂(bēi)池”。又规定不准“毒鱼及水虫之属”。其三,禁止捕捉小鱼,如“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数罟”即密网。如《淮南子·道应训》记载,春秋时期季子治理亶父,“不欲人取小鱼也”。从上述材料可见,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一套保护自然资源和保持生态平衡的渔猎制度。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除了捕捞野生鱼外,人工养鱼也开始流行。当时人工养鱼的方式有二:一是池塘养鱼,二是稻田养鱼。有学者推测楚人“饭稻羹鱼”的饮食习惯与稻田养鱼的生产经营方式密切相关。秦汉时期,人工养鱼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稻田养鱼方式的继续应用。《魏武四时食制》称:“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汉中和四川也出土了一些汉代稻田养鱼的模型。

第二,大规模陂池养鱼出现。《三辅故事》记载:长安昆明池所养鱼,除供给诸陵祠祭祀之用外,剩余的鱼还被运往长安市中出售,以致鱼价大跌。可见当时养鱼的规模和鱼的产量都是不容小觑的。在民间,《史记》记载的“水居千石鱼陂”,则是一种更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其经济效益“皆与千户侯等”。至于小型的陂塘养鱼则更加普遍。巴蜀和汉中等地出土了许多汉代陂池模型。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出土于四川峨眉山双福乡的石田塘就是一件“微缩版”的陂塘。此石田塘一侧凿出两块水田,一块田里积有堆肥,另一块田里有两个农夫正俯身劳作;另一侧凿出水塘,塘中置一小船,有鳖、青蛙、田螺、莲蓬等。汉代称这样的水塘为“陂塘”或“陂池”,既可以蓄水灌田,又可以养鱼栽莲,发展多种农业生产,有的还有水闸、水渠等一整套发达的灌溉系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种水利工程。东汉政府专门设有“陂官”“湖官”,推广发展陂塘。

汉代石田塘,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三,养鱼技术的成熟发展。《齐民要术》专设养鱼条目,并大量引用了被目前学界视为西汉养鱼经验总结的《陶朱公养鱼经》,介绍了鱼池建设、鱼种选择、自然孵化、密集轮捕等方面的内容。

莼羹鲈鲙

西晋有个名叫张翰的文学家,在齐王司马冏(jiǒng)的大司马府中任车曹掾,他心知司马冏必定败亡,故作纵任不拘之性,成日饮酒。时人将他与阮籍相比,称作“江东步兵”。秋风一起,张翰想起了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鲈鱼鲙,便感叹道:“人生一世贵在适意。何苦这样迢迢千里追求官位名爵呢!”于是他卷起行囊,弃官而归。这就是著名的“莼羹鲈鲙”的典故。为了美味的鲈鱼弃官舍爵,张翰可谓真正的嗜鱼之人。

秦汉时期,鱼的种类繁多,据学者研究,档次较高的鱼有鲤、鲫、鳜(guì)、鲂(fáng)、鲔(wěi)、鲈、鲐、鮆(jì)、鲍等。鲤鱼是当时食用最普遍的鱼类,《诗经》中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的记载。汉代墓葬中常见鲤鱼遗骸,如北京大葆台汉墓、四川大邑马王坟汉墓以及广州汉越王墓等都曾出土过鲤鱼的骨骼。鲫鱼也是历史悠久的常见食用鱼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中多有发现,其中春秋时期曾侯乙墓出土了20余条鲫鱼遗骸,远远超过其他鱼类。汉长安城西南角遗址和马王堆汉墓均见鲫鱼遗骸,其中马王堆1号汉墓有43条鱼的骨块,鲫鱼有38条,占总数的约88%。鳜鱼也是秦汉时期人们餐桌上的美味。马王堆汉墓中鳜鱼遗骸被置于漆盘之上,这与其他鱼类放置在罐和竹笥中不同,应为菜肴成品。汉以后亦屡见对鳜鱼的颂赞之辞,如唐代张志和有一名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鲂鱼,又称“鳊(biān)鱼”,体型大且肉质肥厚,为古人所喜好。《诗经·陈风·衡门》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鲂?”意思是难道吃鱼就一定要吃河里的鲂鱼吗?言外之意,鲂鱼是时人眼中的鱼中上品。又《诗经·小雅·鱼丽》云:“鱼丽于罶,鲂鳢(lǐ)。”这句话的意思是鱼儿在竹篓里蹦跳,鲂鱼和鳢鱼味道好。张衡《南都赋》说渔猎者“俯贯鲂 (xù)”, 鱼即为鲢鱼,它和鲂鱼一样都是渔夫的重要捕获目标。鲔鱼是古代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常见鱼类,是祭祀宗庙的食品,《吕氏春秋》中提到的“鳣(shàn)鲔之醢”也是战国晚期之名食。汉代人以“鲔”为名者甚多,如王莽时德广侯刘鲔、新市军首朱鲔及吕鲔,东汉人樊鲔、周鲔、梁鲔、严鲔、王鲔,传世汉印文字有“高鲔之印信”“范鲔私印”等。如此众多的“鲔”入人名资料,表明汉代人极为重视此种鱼类或是此种鱼类过于常见。上海闵行区马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出土过鲈鱼遗骸,《后汉书》记载“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松江”即今上海,可见松江鲈鱼是时人眼中的上品。汉代以后,人们对鲈鱼的喜爱有增无减,甚至引发了前文所提及的“莼羹鲈鲙”的故事。

鲂鱼,出自明代宫廷写本《食物本草》

秦汉时期,更为名贵的鱼类是鲐、鮆、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此亦比千乘之家”。《盐铁论·通有》桑弘羊说“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当时鲐的消费量很大,盛装鲐鱼的容器可容一至二石。扬雄《蜀都赋》称“江东鲐、鲍”。莱黄即今山东龙口市东(古称黄县),江东泛指东南。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随葬物品遣策《从器志》中即有“鲐鱼”的记载。由于墓主生前系级别较高的官员,所以才有资格享用到来自江东的鲐鱼。鮆即现代之刀鱼,春夏集群溯河,在河流上游产卵,复返回大海。鲍即鳆鱼,为汉代人公认的美味,是互相馈赠的佳品。《后汉书·伏湛传》记载的张步献鳆鱼事,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记载曹丕称送“鳆鱼千枚”,均可为证。

鱼丸的传说

传说,秦始皇酷爱食鱼,又常常因为鱼刺鲠喉而恼怒,只要恼怒,就要宰杀烧鱼的御厨。后来,有一位御厨眼见杀身之祸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惊恐之下,无意识地用刀背狠击案上之鱼。在传膳声中,鱼块已成鱼茸,鱼刺却奇迹般地被剔除在外。这时,鼎中的汤水已沸,这位御厨顺势把剁烂的鱼茸一团团挤入汤内,成了鱼丸。鱼丸一一浮在汤面上,鲜美异常。秦始皇品尝后,当场喜形于色,这位御厨得以幸免于难。关于鱼丸诞生的这个传说虽不足为信,但秦汉时期,鱼的烹饪方法确实还是很多的,现举例说明一二。

炙法。炙法和脍法是最常见的烹鱼之法。炙即叉烤或扦烤,烤鱼又称炙鱼,是秦汉时期著名的美味佳肴。《说文解字》“火部”云:“熷,置鱼筒中炙也。”清代学者段玉裁指出:“筒,断竹也。置鱼筒中而干炙之。”刘熙《释名》中曾记载了一道名为“衔炙”的汉代名菜,据贾思勰《齐民要术》考证,“衔炙”其实就是烤鱼泥包肉泥。马王堆汉墓遣策中有“炙鲍”的记载。四川地区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上对炙鱼场面有着细致入微的刻画:在厨房内,有五六位厨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有的在生火,有的在备料,有的准备屠宰,在画面上方有一人正在烤鱼。那人跪在一架炭炉前,一只手在翻动炉子上的鱼,一只手用扇子扇着炉火。他手中的扇子,是汉代常用的样式,汉墓中有实物出土,在汉代称为“便面”。在烤鱼的食架上,悬挂着一些食料,有禽鸟,还有四条大鱼。

脍法。脍为生食之义。脍法常见于治鱼,也作鲙,吃法与今日的生鱼片相类。史书记载:东汉人羊续“好啖(dàn)生鱼”。《周礼·天官》郑玄注:“燕人脍鱼,方寸切其腴,以啖所贵。”山东嘉祥出土的一方庖厨图画像石,整体刻画的是一幅烹饪场景,但画面的右上方表现的则是宴饮场景,画面上的两个人面对面跪立在食案前,一人舞着小刀,正待切鱼。要吃上鱼,还要动刀子,一定是吃的生鱼。脍法所治之鱼以“鲤鱼”为多。枚乘《七发》:“薄耆之炙,鲜鲤之鲙。”辛延年《羽林郎》:“就我求珍肴,金盘鲙鲤鱼。”这些材料都说明汉代时,鲤鱼为制鲙首选。除了生鱼片外,汉代人可能也生吃鱼子(鱼卵)。2003年,考古学家在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出土的三个陶罐内发现了大量鱼子,这些鱼子可能和鱼片一样用于生食。

羹法。两晋郭璞注《尔雅》曰:“肉有汁曰羹。”长沙马王堆汉墓遣策记载了数款鱼羹:“鰿(jí)白羹”,鰿就是鲫鱼,白羹即加入米末的羹;“鰿禺肉巾羹”,禺即“藕”,巾即“芹”,这里指水芹,此羹即是以鲫鱼和藕、芹制作的羹;“鲜鳠(hù)禺鲍白羹”,为鲜鳜鱼、藕片和鱼干做的白羹。

煎法。煎的方法类似于煮,所不同的是前者要熬到汁干为止,后者则保留汤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墓主是轪(dài)侯利苍之子,该墓出土的163号竹简上有“煎鱼一笥”的记载,经学者鉴定,“笥”里包含两类鱼种,一为鲫鱼,一为鳡(gǎn)鱼。

蒸法。马王堆汉墓遣策中有“蒸鮠(wéi)”的记载。

䐿(áo)法。把肉食埋藏使其腐烂后食用的方法。鲍鱼也是䐿制法的一种。《释名·释饮食》:“鲍鱼,鲍,腐也,埋葬奄使腐臭也。”鲍鱼虽气味腥臭,却深为汉代人所好。王充曾说“鲍鱼之肉,可谓腐矣”,但人们却“不以为讳”。

菹法。用盐、米腌制的鱼称“鲊(zhà)”。《释名·释饮食》云:“鲊,菹也。以盐米酿之如菹,熟而食之也。”《齐民要术》记有荷叶裹鲊、长沙蒲鲊、夏月鱼鲊、干鱼鲊等制法。

秦汉时期还有一道关于鱼的名肴,称为“五侯鲭(zhēng)”,系用鱼、肉等多种原料混合烩成的菜,类似杂烩。所谓五侯,即汉成帝母舅王谭、王根、王立、王商、王逢时五人,因他们同日封侯,号称“五侯”。据《西京杂记》记载,五侯不和睦,但西汉息乡侯娄护能言善辩,辗转供养于五侯之间,甚得他们的欢心。于是,各家都送他珍馐佳肴,娄护便合五侯所赠之食加以烹制,其味胜过其他奇珍异馔,世人谓之“五侯鲭”。五侯鲭烹制出来以后,深受贵族喜爱,后世也常以“五侯鲭”作为美味佳肴的代称。

神鱼献珠

秦汉时期,社会上流传着一则脍炙人口的“神鱼献珠”的故事。传说汉武帝在昆明湖行宫时,一日梦见一黑脸大汉乞求他加施皇恩,设法放自己回去。汉武帝感到这梦好奇怪,第二天召见大臣,得知大汉是神鱼幻化,托梦乞归。过了三天,果然发现有渔翁钓得一条大鱼,于是汉武帝就花重金将大鱼买回并放生了。又过了两天,汉武帝再次光临昆明池,在池边喜得一对光彩耀眼的明珠,大喜道:“神鱼献珠,大吉之兆,汉室江山必盛。”由此,人们便认为鱼知恩图报,颇具灵性,都爱买鱼放生,相传这也是我国佛教四月初八佛诞日放生习俗的由来。后来,鱼的神性被愈发放大,以至于由鱼牵引的鱼车被汉代人视为神仙的座驾。汉画像砖石上有很多表现神仙题材的画面,其中的一些鱼车图像尤其引人注目。山东微山和河南南阳的画像石上,常常可见仙人驾驭鱼车的场景:几条大鱼拉动着无轮的大车在滚滚波涛中行进,车上乘有左右簇拥的仙人,好不气派。

鱼不仅是人类食物的可靠来源,同时也构成人类精神的神秘意象。早在旧石器时代,鱼类就已成为远古先民进行艺术创作的对象,各种鱼的图像寄托着先民们融合自然、联结生死、壮大族群的信仰观。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涂红、穿孔的草鱼眶上骨为我们提供了上述判断的最早实证。至于新石器时代,在磁山、仰韶、河姆渡、红山、良渚、龙山等众多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多种捕鱼工具和各类质料与形态的鱼图,标志着中国鱼文化的发展已迎来了一个早期的高峰。

东汉鱼车升仙图壁画,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人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装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鱼在先秦时期就被用于祭祀场合。鱼祭之俗来源于先民对于鱼类通灵有性、善达人意、能沟通天地鬼神的崇拜,这一观念由来已久。《礼记·曲礼下》记载:“凡祭宗庙之礼……槁(gǎo)鱼曰商祭,鲜鱼曰脡(tǐng)祭。”《礼记·月令》载,“季冬之月……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又载“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而以盘供生鱼,以清水为酒,是太庙合祭历代祖先的隆重礼仪,如《荀子·礼论》记载:“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

由于鱼知恩图报,颇具灵性,是秦汉时期人们心中的吉祥瑞物,所以人们在建筑及器物的装饰上会采用一些鱼的造型或者鱼纹题材,以鱼为吉。如江苏徐州的一方画像石上刻画带有三条鱼的窗棂;山东潍坊的一方画像石上以三只羊头和若干条全鱼作为建筑构件的装饰,不仅让人想到鱼羊之鲜,也会想到鱼羊之吉;山东安丘和梁山等地,都发现了相似的双鱼门环铺首刻石:在狰狞的兽面下,悬有吉祥的双鱼;山东沂南的一方画像石上,绘有百戏图,其中就有人们舞动着大鱼灯的场景;陕西、山西、江西等地的汉墓中出土了很多水禽衔鱼造型的汉代釭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水禽衔鱼纹饰的彩绘大陶盆等,都表明时人对鱼题材的喜爱。

汉代彩绘水禽衔鱼铜灯(局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锦鲤传情

“锦鲤”,如今是一个颇具热度的网络流行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锦鲤本是一种高档观赏鱼,富有观赏价值,深受人们喜爱;现指一切跟好运相关的事物,如有好运的人,或可带来好运的事情。为什么要选择“锦鲤”作为好运的代称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锦鲤”与“进利”谐音,二是由鲤鱼在中国古代鱼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东晋葛洪所撰《抱朴子》中记载:“琴高乘朱鲤于深渊。”琴高为战国时赵国人,善于鼓琴,曾为宋康王舍人,后于涿水乘鲤归仙。在秦汉时期的人际交往中,鲤鱼还常常被当作祝贺的礼物和信使的信物,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很典型地道出了鱼在人际交往中的功用。而双鲤鱼似乎后来成为男女爱情的象征物。闻一多先生曾考证说,那会儿多以鲤鱼状函套藏书信,所以诗文中常以鲤鱼代指书信。

唐代以后,鲤鱼的吉祥寓意被大大扩展,如传递的书信干脆以尺素结成双鲤之形,唐代著名的庆祝士人新官上任或官员升迁的“烧尾宴”就出自古老的“鲤鱼跃龙门”的典故。传说鲤鱼跃过龙门,必有天火烧掉其尾,故用此传说比喻荣升高官。

要之,从原始狩猎文明开始,一直到工业文明发达的现代,鱼始终与中国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鱼以其食用价值,在物质生活方面,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另一方面,鱼又以其幸福、吉祥的象征,渗透到人们祭祀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诸多精神文化领域。 VZg75tn7c90cTT16U2SmB01H3qSbIJ+DrpDTIFqWvQ3xZn4qjaUsOQc70VAWjZ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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