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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从小到大，不管是父母的唠叨、医生的叮嘱或是朋友的问候，都能总结成一句出场率最高的话——“多喝点热水！”在国人看来，仿佛一杯热水就能包治百病：咳嗽了喝热水，肚子疼喝热水，头疼喝热水，生理期来了喝热水……中国人对于热水的热爱，总是让外国友人瞠目结舌。或许大家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外国餐厅跟服务员说我要一杯热水，他准会一脸无辜地看着你；如果外国友人来家里做客，我们恭敬地奉上一杯热水，相信他肯定也是一脸问号。因为在外国人的心中喝冰水才是正常的，为什么要喝热水呢？这样的饮食文化差异就像我们吃东西用筷子而他们习用刀叉一样俯拾即是。
中国人奉为圭臬（niè）的热水其实体现了两种最重要的物质——水和火的完美融合，它们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始终伴随着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全历程。
先来看火。火的掌握和使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使人类从此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由生食变为熟食，这是人类饮食史上的一次大飞跃，它不仅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育和体质的发展，而且扩大了食料的范围和品种。由于熟食既可以杀菌，又可减少咀嚼的负担，将消化食物的过程大大缩短，所以人体能从食物中汲取更多的营养，促进大脑脑髓的发达以及自身体质的增强。对此，恩格斯曾有评价，“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甚至可以把这种发现看作人类历史的开端”。有了火以后，烹饪的主要条件就具备了。利用火烧烤出的鱼肉和兽肉，就是人类最早的菜肴。
再来看水。水和火一样都是对中国人至关重要的自然物质，但相对于水，西方人更亲近火。因此，在西方烹饪技法中，总是鲜少出现“水”的影子，其烹饪方法主要是烧、煎、烤、炸等与火息息相关的几种类型。而中国的烹饪则强调水和火共同的作用，并由此衍生出蒸、煮、炒、烩、炙、煎、熬、羹、炮、爆、脯、腊、醢等多达数十种技法，绝对的世界之最。
俗话说“水火不容”，水能灭火是人类的通识，但智慧的中国古代先民却在烹饪上实现了这对“冤家”的相辅相成，即所谓的“水火相济”。“水火相济”出自《周易·既济》中“水在火上，既济”的记载。水的天性是往下流，火的天性是往上升，古代先民很早就认识到这点，如《尚书·洪范》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中国烹饪却让水在上、火在下，这既违反但又利用了水火的天性，可谓中国人的伟大创造之一。热水的烧制其实就是水火相辅相成的典型代表。对水、火性质的充分掌握以及釜、鼎、鬲、甑（zèng，蒸器）等首批被发明出来的炊具决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烹饪技法以蒸、煮为主。蒸法是中国烹饪术所特有的技法。它的创立已有约万年的历史。西方古时烹饪无蒸法，直到现在也极少使用蒸法。众所周知，西方人在近代发明了蒸汽机，人类由此进入蒸汽时代，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人利用蒸汽能的历史却远远早于西方，中国古代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进入了饮食史上的“蒸汽时代”。
深入研究饮食文化的学者高成鸢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烹饪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煮、蒸、炒三次飞跃。它们的共同本质都无非水火关系的调控。煮法的本质是水跟火的和谐共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让水、火之间有隔离，由此，远古时期的先民就发明了隔离水火的器具，名字还跟“隔”有关——鬲，这就是《文子·上德》中所谓的“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间”；蒸法本质是水火的交融，原理是以汽为热的载体，相对于用鬲煮制的稀粥，用甑蒸出的干饭更能满足口腹之欲；炒法则利用高温油脂来传导热量以烹熟菜肴，煮、蒸技法的共同特点都是让水火互相隔离，而炒法则另辟蹊径，让两个“对头”直接相遇。与煮、蒸相比，炒法不能用于主食制作，独应用于菜肴烹制。而且，水火发生关系的时间很短。这恰好成就了炒法的突出优点：由于热量传导速度快而使菜肴保留了特殊的口感和水分，菜肴中的营养成分也较少受到高热的破坏。
秦汉时期，是中华饮食体系的奠基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在制作谷物类食物时尤为强调熟食以及对谷物进行去糠的粗加工，并在这一饮食的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多样化的主食食品的制作。践碓（duì）、石磨等谷物加工工具的发明推广以及面食制作方式的输入，把米、麦的使用价值大大地提高了，中国饮食文化由“粒食文化”进入“粉食文化”，开启了小麦逐渐取代黍、粟主食地位的时代。当时，点心面食已大量增加，时人已经能够制作发酵面点；各种菜肴烹饪技法更加丰富多彩。中国传统的菜肴烹饪方法，除去炒法外，在秦汉时期均已出现。现有证据表明，中国烹饪技法的杰出代表、至今为中国人所独有的炒法在这一时期尚未出现，其原因可能与当时的食具特点（如釜、甑等只适合煮熬食物）以及植物类油料还没有进入饮食生活有关。尽管时人尚无口福吃上炒菜，但铁质炊具——铁锅的普遍使用，再加上植物油脂的成功提取，两者共同推动了“炒法”在南北朝时期的诞生。
中国传统思想在烹饪文化中有着深刻的反映和体现。古代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善于运用烹饪之道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或处世哲学。如伊尹谓治国如烹饪美味佳肴，“五味三材”的本初都是腥膻之物，完全依靠厨师的调和烹制而成。治国应像烹饪一样强调火候的把握，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晏子将对食物的调和提升到治理国家的高度。《晏子春秋》中记载道：“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意思是说先王治理国家如同烹饪中调剂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一样，五味中和，方能使政事运作成功。老子也以烹饪活动为喻讲述治国之道，其所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是千古名言。“烹小鲜”的前提是熟知“小鲜”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控制火候，调和五味。治国也要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有“治大国”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在充分了解国情、体察民意的基础上科学执政、合理施政。
秦汉时期，继承发展了先秦时期的饮食思想，将烹饪中的“五味调和”的思想上升到中华文化的高度。如岭南汉墓出土的陶五联罐以五个三足小罐连缀组成，轻巧别致，用来盛干果或调味料。如果是用来盛调味料的，推想常用的烹调用料至少有五种之多，这与“五味”相应，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和”的思想。“五味调和”是水火合作的硕果，实现了“水火相成”。这也被当作一种模式，推广到事物的一般变化中去，例如汉代学者班固总结先秦的百家争鸣，就指出：不同派别的言论即便是对立的，实际上也会合作，就像水火一样相灭相生、相反相成。
总之，秦汉时期的粮食加工、面点制作、菜肴烹调方法等都奠定了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基本烹饪风格，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烹饪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环节。少数民族烹饪方法也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与中原烹饪技法互相吸收，融会贯通。秦汉时期的饮食思想高度较此前有了更大的提升，“五味调和”“和而不同”“水火相济”等从烹饪活动中衍生出来的饮食思想上升到了哲学高度，并对中华特色文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