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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由于西域和南方果品的传入和引种，果品的种类较此前增加了很多。当时的果类品种除已见于先秦文献的梨、栗、枣、杏、柿、李、桃、柰、棣、棠、梅、柑、橙、橘等外，始见于秦汉文献的有蒲陶（葡萄）、安石榴、胡桃（核桃）、枇杷、杨梅、荔枝、龙眼、橄榄等。这些新见品种大部分来自岭南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考古发现的果品遗存也不少。湖南长沙马王堆轪侯夫人辛追墓中随葬有枣、砂梨、梅、杨梅等果品，墓主的食道和肠胃里则发现了138粒甜瓜子；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有板栗、荸荠、甜瓜等；湖南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的边箱出土较多水果，有桃、梨、梅等，并配有盛放水果的器皿；岭南地区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发现很多人工栽培的瓜果，经鉴定有：柑橘、桃、李、荔枝、橄榄、甜瓜、木瓜、黄瓜、葫芦、梅、杨梅、酸枣等，反映出当地园圃业的兴盛。此外，山东临沂、江苏连云港、四川昭化和甘肃武威等地的西汉墓中均出土有枣子遗存；江苏连云港、湖北江陵和光化等地的西汉墓中，则发现过炭化的杏核和杏仁。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果品
枣、李、栗、杏、桃是当时最主要的五种果品，约成书于东周战国时期的《灵枢经·五味》称其为五果，五果味道各有不同：“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秦汉时期，已出现种植规模巨大的专业果品种植户，主要分布在城郭周围，以便于售卖。《史记·货殖列传》：“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中国是枣的原产地。汉代孔鲋编著的《小尔雅·广物》谓“棘实谓之枣”，表示广义上棘实为枣。秦汉时期，枣树的种植受到人们重视，遍布南方和北方。王充将“树枣栗”的山林视为“茂林”。据传世文献记载，北方的长安、安邑等地以及江南地区均有种植枣树的记录。汉代诸侯王大墓经常出土大量的枣，如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枣近千枚，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广州南越王墓也曾出土枣的实物。汉代枣的种类甚多，据《尔雅·释木》记录，有壶枣、边要枣、白枣、齐枣、大枣等十余种。
栗，出自明代宫廷写本《食物本草》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代李的品种有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等十余种。“房陵缥李”是名闻域内的优良品种。关于李的考古发现有：江苏徐州小龟山楚王墓内一水井中发现枣、酸枣、桃、梅、杏、李六种果核，湖北云梦大坟头西汉初年墓出土有甜瓜子、李子核，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竹笼内盛有栗、梅、李果核等。
秦汉时期栗的种植继承先秦的格局，关中和华北地区均是栗的重要产区。与此同时栗子的种植已向南方扩展。在南北方汉代墓葬中，如北京大葆台、河南永城黄土山、安徽六安双墩、湖北江陵凤凰山、湖南长沙砂子塘等墓葬中都出土有栗子实物，印证了文献的记录。
从世界范围看，尽管出产野杏的地域很广，但这种果树是由我国最先栽培出来的。先秦时期就不乏对“杏”的记载。唐代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引《山海经》曰：“灵山之下，其木多杏。”《太平御览》引《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杏。”湖北光化和两广地区汉代墓葬均出土过杏核，可见，杏是当时常见的果类。
桃是水果中品质极高的一种，适于生食和加工，因此从古至今备受人们的喜爱。桃原产于我国雨量较少而阳光充足的山地。在陕、甘、藏等省区的高原地带曾发现过野生桃树。在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过桃核，《诗经》《尔雅》等古籍中均不乏对“桃”的记载。桃约在公元2世纪传入印度，后又从印度传入波斯，再传到欧洲大陆。
《韩非子》云：“夫树柤、梨、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梨是北方的佳果，橘、柚则是南方的果品。
秦汉时期的梨是人工栽培的主要果品。《本草纲目》引《史记》记载，有些大的种植户在淮北、荥南、河济之间经营着有上千棵规模的梨树园，其收入可“与千户侯等”。这时还培育出了梨的一些优良品种，如魏文帝曹丕诏云“大如拳，甘如蜜，脆如菱”的真定御梨，以及《西京杂记》记载的上林苑中栽种的紫梨、青梨、大谷梨、细叶梨等。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有砂梨。梨在秦汉时期饮食生活中出现得十分频繁，甚至用于形容老人的外形，如《释名·释长幼》云九十老人“或曰冻梨”。大概是由于老人的面相酷似冰冻的梨子。
战国大诗人屈原曾对橘树作出热情的讴歌：“后皇嘉树，橘来服兮。”不过当时在北方要吃到橘子是不容易的。汉代人杨孚在《异物志》中盛赞南越地区出产的橘子“皮既馨香，又有善味”，但说“江南则有之，不生他所”并不确切，因为根据张衡《南都赋》的记载，东汉南阳地区即有大片的橘林。另外，汉末曹植的《橘赋》中称：“播万里而遥植，列铜雀之园庭。”河北南部都有橘子的种植，可见中原人士对“橘”并不陌生。橘之外又有枳，据说就是橘的变种，《周礼·考工记》云：“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又与橘相似而更大的，则有橙、柚。李时珍《本草纲目》云：“柚色油然，其状如卣（yǒu，古代口小腹大的盛酒器），故名。”《说文解字》“木部”：“柚，条也，似橙而酢。”柚属之果实在口感上略逊于橙。
广东省广州象岗山南越文王赵眜的祖父赵佗原为秦末守将，在秦末分裂割据、火并争雄的情势下，割据岭南的赵佗，趁乱出击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并于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正式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属广州）。据史籍记载，南越王赵佗曾将岭南佳果——荔枝作为珍品进贡给汉高祖。荔枝最先出于岭南地区，今天的两广佳荔仍然享誉全国。从汉代文献可知，荔枝在汉初就已经被当成殊方尤物来进贡。2004年，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一口渗水砖井内浮选出四十多种植物种实，其中就包括荔枝。此外，广西合浦堂排2号汉墓出土的一口铜锅里也盛满了稻谷和荔枝。
荔枝，出自明代宫廷写本《食物本草》
为了能够享用到异地珍果，汉代最高统治者运用当时最高的技术手段和大量的人力，以移植和远途运输的双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大规模的移植经营始于西汉中期。据《三辅黄图》记载，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上林苑中修“扶荔宫”栽培荔枝，然南北异宜，水土不服，荔枝鲜有生者，即生亦无华实。故最高统治者放弃了移植的想法，改以长途运输。为了运输这些物品，汉代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负担。《后汉书》记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荔枝等珍果的进贡劳民伤财，直到东汉和帝时才下诏取消进献。
2004年，湖北荆州纪南镇松柏1号墓出土了一枚重要的木牍，整理者将其定名为《孝文十年献枇杷令》。简文翻译如下：
令丙第九
丞相奏请：请命令西城、成固、南郑这三县每县献枇杷十筐，运往长安。如果有一县的枇杷不够十筐之数，让其他县补足其数，要把诸县所得都用尽。西城、成固、南郑这三县向皇帝所在的地方运送枇杷的时候，先告知所经过的县他们要使用的人数，以邮亭传驿的方式依次传送。如果所经过的县的人员不够用，也要以财力相助。
…………
御史向皇帝上奏，请求准许。
皇帝制曰：可以。
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发此令。
这是首次发现有关汉时地方向皇帝进献水果的运送方式的记录。牍中记录时代是“孝文皇帝十年”，即汉文帝前元十年（公元前170年）。地方向汉文帝进献的水果是枇杷。枇杷是常绿乔木，其叶四时不凋，这是与他果不同的地方，所以古来文人多赞叹其质同松竹，而医家亦推崇其宣肺止咳之功效。枇杷的原产地是中国南方，现能见到较早有关枇杷的记录为司马相如《上林赋》“枇杷橪柿”。简文中向皇帝进献枇杷的地方“西城”“城固”“南郑”在西汉皆属汉中郡。西城在今陕西安康、城固在今陕西城固、南郑在今陕西汉中。此三处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亚热带，所以才会出产枇杷。而枇杷在秦岭以北的长安则无法结果，皇帝若想尝鲜，只能靠传驿的方式进行输送。这则材料对汉代官府运输流程、地理、农作物等方面的研究也有着突出的意义。
湖北荆州纪南镇出土的木牍《孝文十年献枇杷令》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界乃至世界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它的墓葬结构之复杂、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多，皆让世人为之震惊。经考古学家确认，马王堆三座墓葬，1号墓主是轪侯夫人辛追；2号墓主是高祖时期长沙国的丞相，后被封为轪侯的利苍本人；3号墓主则是他们的儿子利豨。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为研究汉初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尤其是1号墓内轪侯夫人辛追的遗体更受到国内外科技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创造了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的奇迹”。更令人称奇的是，科学家们在解剖轪侯夫人遗体的时候，从她的食道、胃、肠里发现了多达138粒甜瓜子。数量惊人的甜瓜子足以表明这位夫人对甜果的热爱，而验尸报告证实轪侯夫人之死是因为急性胆绞痛诱发冠状动脉持续性收缩，加剧心肌缺氧，从而引发冠心病。从发现的未消化的甜瓜子来看，轪侯夫人应该是在食用甜瓜后不久死去。这不由得使人联想：是否这不好消化的甜瓜子就是轪侯夫人死亡的诱因呢？
无独有偶，“201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墓主刘贺似乎也与轪侯夫人有过相同的经历。刘贺是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刘髆（bó）之子，西汉第九位皇帝，也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仅在位二十七天）。从帝到王再到侯，刘贺过山车般的政治生涯让人唏嘘不已。与轪侯夫人经历相似的是，在刘贺腐朽的尸体处，考古学家也发现不少被胃液侵蚀的甜瓜子。由此也能证明，海昏侯刘贺在去世之前，也曾大量吃过甜瓜，并在不久后一命呜呼。
甜瓜，出自明代宫廷写本《食物本草》
疑似“夺命元凶”的甜瓜是古代的主要水果之一，其味道甘甜，食用方便，且生长期短。目前所见最早的甜瓜遗存是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四千多年前的甜瓜子，江苏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龙南遗址也出土过甜瓜子，这说明甜瓜的种植至少始于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湖南、湖北、江苏、广西的战国至汉代墓葬内，都发现过甜瓜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轪侯夫人食道和肠胃中所发现的，这些甜瓜子平均长7.1毫米、宽3.1毫米，经过切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种子完好的胚根、胚轴、胚芽和子叶，甚至连细胞结构也清晰可见。经鉴定与今天栽培的甜瓜种子完全相同，实为研究汉代甜瓜品种的珍贵文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一枚出土于今陕西省城固县博望镇饶家营村的“博望□造”封泥。该封泥近方形，正面有阳文四字“博望□造”，字体在篆隶之间。背面有一不规则圆形的小凸凹，原应有鼻纽类的附着物。经专家确认，此枚封泥属于汉代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外交家、冒险家——张骞。张骞（公元前？年—前114年），今陕西城固人。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从长安出发，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回到长安，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其以太中大夫。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联手大月氏对抗匈奴的政治目的，但对于西域地区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分别派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因张骞在西域地区颇有威信，后来汉所派遣的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三十年，开拓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由于张骞的“凿空”，汉王朝与西域的关系正式开始确立，很多异域物产通过河西走廊涌入中原腹地。果品方面的引进，首推葡萄。葡萄在汉代文献中被写作“蒲陶”“蒲萄”或“蒲桃”。据《史记》记载：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以葡萄为酒，“汉使取其实来”。司马相如《上林赋》写到上林苑移植有“樱桃、蒲陶”。据《汉书·匈奴传》，上林苑中有“蒲陶宫”，当因栽种葡萄而得名。据《三辅黄图》记载：蒲陶宫，在上林苑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匈奴单于来朝住在此宫。东汉时首都洛阳北宫正殿德阳殿北有濯龙苑，苑中种植有葡萄。
张骞出西域
葡萄美观好看，在没有引种内地之前，已被作为一种新颖的装饰题材，用作器物上的纹饰图案。据考古发现，秦代咸阳宫殿遗址上有葡萄壁画。《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送给南越赵佗的回礼为“蒲桃锦四匹”；汉武帝时，霍光妻赠送给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
其实，在汉代引入大宛葡萄之前，我国原有一些本地的野生葡萄品种，如《诗经·豳风·七月》中提到“六月食郁及薁（yù）”，这里的薁指的就是野葡萄。据植物学家的研究，中国野生葡萄有二十多种，统称“山葡萄”“刺葡萄”或“野葡萄”，分布很广。这种野生葡萄耐寒、耐旱、耐湿、耐低气压，生命力十分顽强，它们是古代重要的果品资源。古人将葡萄的外来品种与本地品种通过杂交培育出适合我国水土条件的优良品种，如龙眼、马乳、鸡心等，从而形成了我国葡萄的独特风味。东汉末年，曹丕就认为葡萄是“中国珍果”，到了南北朝时期，据唐代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记载，长安一带的葡萄已是“园种户植，接荫连架”了。
胡桃，即核桃，原产于波斯和阿富汗地区，汉通西域后传入中国。《西京杂记》记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其中就有出自西域的“胡桃”。东汉杨孚在《异物志》中也提及胡桃。据《东观汉记》记载，“后汉有南宫、北宫、胡桃宫”。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汉朝送单于归，“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宫阙取名“胡桃宫”，可以推测宫中栽种有胡桃树。东汉末年，胡桃已然成为亲友间馈赠的佳品。如孔融《与诸卿书》云：“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笃意。”胡桃味甘，有补肾固精、温肺定喘、润肠之功效。但汉代的人已经知道多食胡桃，对身体有害，如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说道：“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动痰饮。”
葡萄，出自明代宫廷写本《食物本草》
石榴原产波斯及印度西北部，汉晋人称之为“丹若”或“安石榴”，关于它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中叶李龙的《德阳殿赋》，赋中说德阳殿的庭院中“蒲桃安若，曼延蒙茏”。汉末就更多了，曹植的《弃妇诗》曰：“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可见，东汉末年，石榴已进入寻常百姓家。至晋代，潘尼的《安石榴赋》中甚至称之为“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北朝时更培育出了优质石榴，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说当时洛阳白马寺所产“白马甜榴，一实值牛”，可见其名贵程度。除了直接食用外，“安石榴”还用于烹饪。北朝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不仅是一部农书，在中国古代饮食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详细记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食物原料以及各种主副食品的加工、烹饪方法，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肉食制作方法，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文化胡汉融合的特征。如“胡羹”的制作以羊肉为主料，以葱头、胡荽、安石榴为调料，这些调料都是西域出产，是地道的西域风味。
过去有学者认为橄榄出自波斯，在汉代时从西域传入我国。但传世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证明橄榄并非舶来水果，而是地道的本地特产。橄榄原出岭南。《三辅黄图》云：“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橄榄之名，大约亦如槟榔一样，为当时方音译称，并无实际意义。在广州西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不少橄榄，有的还保存有果、核和橄榄叶。榄分为两种：一种是白榄，又称青榄或山榄；一种是乌榄。有的乌榄出土时外果皮及肉质尚存，其两端被切去，显然是准备浸制的。橄榄的出土，确证早在两千多年前岭南地区就普遍栽培并掌握浸制乌榄的技术了，因此，这种果品应是本地的土产，而非舶来品。
秦汉时期水果除鲜吃外，还可制成果酒、果脯、果糒（bèi）、果酢、果膏等。葡萄等水果还可以酿酒。汉代的葡萄酒，是张骞通西域以后，从西域长途贩运至内地，或是由来中原经商的西域人在内地酿制的。
《释名·释饮食》记载，将柰切成片晒干称作“柰脯”，将桃子用水渍而藏之则为“桃滥”。此外还有“枣糒”。《四民月令》说四月“可作枣糒，以御宾客”。“枣糒”的制法是：先将米煮成熟烂的饭，晒干，经捣碎或磨碎之后，用筛子筛出细粉，再用蒸熟的枣泥拌和而成。史籍记载，汉文帝派人慰问生病的诸侯王时，所带的慰问品中即有枣糒。可见，枣糒是当时人们喜食的点心之一。
沅陵虎溪山汉简中的“枣膏”字样
果酢即果酱的做法，主要见于南方地区。史籍中有将橙子皮制酱的记载，或是以橙制酱。《艺文类聚》载：“魏文帝诏群臣曰，饮食一物，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时有甜耳。”想来两者味道应相差不远。此外，沅陵虎溪山汉简中还有“枣膏”的记载，果膏可能是一种更为黏稠的果酱。
秦汉时期的贵族对水果的食用十分讲究。史籍记载，夏季时，要把水果在流水中浸泡，使之凉透，而后进食，即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曰，“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冬季时，则将水果浸放在温水之中，先去其寒意，而后进食，如宋代《事类赋》载曹丕曾嘱咐曹植食用冬柰时要“温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