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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过个人访谈和小组访谈两种形式收集质性数据并使用主题分析法对质性数据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收集量化数据并使用差异检验、相关、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访谈法是具有一定结构和目的的谈话，访谈的目的在于发现访谈对象对某个问题或现象的看法或收集个人的故事（Patton，2014）。个人访谈即访谈者和访谈对象一对一地对话，访谈者向被访者逐一提问，被访者按要求一一作答。根据访谈者对访谈过程的控制可分为结构化、非结构化及半结构化访谈（Merriam，1998）。结构化访谈又称标准化或封闭性访谈，访谈者所提的问题、问题的次序和方式是统一的，是高度控制的访谈。非结构化又称非标准化或开放性访谈，是无控制的访谈，访谈者和被访者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自由交谈。半结构化访谈处于两者之间，访谈者往往根据事先准备的提问提纲进行提问，但提问的问题、问题的顺序、方式等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处理，访谈者也可根据需要自由地探索和追问。相比于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半结构化访谈取二者之长，既可以保证获得系统性的信息，又给予访谈者充分的自由去获取更加深度的、丰富的信息。基于此，本研究的个人访谈使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
（1）家庭适应访谈提纲。本研究参照澳大利亚悉尼大学Llewellyn团队编制的《家庭生活访谈》（Family Life Interview，FLI）作为访谈工具（Llewellyn et al.，2010）。FLI是根据生态文化理论编制的用于特殊儿童家庭常规的半结构化访谈工具。FLI旨在检查家庭日常生活的可持续性，涉及照顾孩子和做家务、平衡需要与兴趣、家庭关系、社会参与、获取支持五个维度，该工具所涉及的维度能够较好地体现特殊儿童家庭常规的各领域，并且在特殊儿童家庭研究中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指标。课题组对FLI进行了翻译和汉化，其翻译过程如下：首先，由一名硕士研究生对FLI进行前译，由课题组组长对翻译的语法、语言表达进行校对，使其符合中国文化和语境；之后，请一名学前教育专业讲师和一名特殊教育专业副教授，两人均在澳大利亚取得博士学位，精通两国文化和语言，对翻译文本进行回译；接着，课题组将回译的版本和原版本进行对照、分析，对不一致的地方进行重新翻译和调整，最终形成了FLI的汉语版本。
（2）祖父母适应访谈提纲。针对祖父母适应的访谈提纲的编制工作围绕三个主要的研究问题开展：①祖父母如何看待照顾特殊孙辈的责任；②祖父母参与照顾特殊孙辈对当下生活的影响；③祖父母照顾特殊孙辈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参考汉语版的FLI进行了删改，使其符合研究问题，但也基本涉及照顾孩子和做家务、平衡需要与兴趣、家庭关系、社会参与、获取支持等五个维度。在初步的访谈提纲框架下，邀请三位具有质性研究相关经验的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生参与提纲的审核，并根据其修改意见在问题维度、言语表达和提问顺序三方面进一步调整。
（1）预访谈。在正式访谈之前课题组组长对访谈者就如何使用FLI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培训，对访谈提纲的问题逐个进行了讨论，并进行了预访谈，发现有一些问题过于抽象、概括。为了访谈的顺利进行和获得更加真实、具体、生动的资料，对访谈提纲进行了补充，对一些需要追问的题目在访谈提纲中进行标注，提醒访谈者对重要信息的挖掘。对祖父母正式访谈前，为了使问题更加贴近老年人的表达习惯，并使访谈实施者进一步熟悉访谈提纲，邀请了一位56岁的祖母进行预访谈并做了详细记录。通过预访谈，研究者修改了部分不符合老年人口头表达和实际情况的问题，改善了部分访谈策略，如预判访谈中可能遇见的突发情况并组织好提问策略，提前了解特定被访者并根据其实际情况调整访谈提纲等。
（2）正式访谈。课题组成员收到回执后便及时与其取得联系商定访谈地点，多数访谈在特殊儿童所在的教育和康复机构的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内进行，部分在被访者家中、咖啡馆或其他被访者认为方便的地方开展。访谈持续时间从四十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不等。访谈开始之前，访谈者会再次告知课题的信息及自愿参与的原则，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基础上使用录音笔记录，同时在访谈中将印象深刻的事件、情感和想法也及时地记录下来，与获得的访谈资料一同整理分析。访谈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一起营造访谈情境、共同构筑实施的过程（赵梅菊，2017），因此研究者与受访者的关系构筑非常重要。在实际的访谈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时刻注意并尊重受访者，注重与受访者关系的建立，以及注意倾听、回应、提问等技巧的使用。
小组访谈法是指在一个经过训练的主持人的引导下对象围绕预设好的主题在轻松的氛围中展开充分的讨论，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启发和相互补充以获得对于研究问题更为深入的见解。本研究中 34 名专业人员分为八个小组，分别由八位特殊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担任小组访谈者。课题组在兼顾访谈对象的意愿基础上，有目的地引导其打乱工作单位、职业、身份就座，促进不同领域的观点的碰撞，同时防止来自同一机构的被研究者由于过于熟悉而在研究中使用他们内部约定俗成的过分概括化的语言、偏离主题纯粹聊天、顾忌同事在场而无法展开话题这三种情况对研究主题讨论的深入程度的影响。
（1）准备阶段
第一，访谈对象的招募。课题组提前联系武汉地区主要特殊儿童机构，向机构老师发放了邀请函。第二，对访谈者进行集中的培训和任务分配。培训包括家庭中心服务模式的基本知识，以及小组访谈相关技巧及实施流程。
（2）实施阶段
本次活动采取工作坊的形式开展，课题组邀请了悉尼大学健康科学学院残疾人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也是FLI的编制者Gwynnyth Llewellyn教授来武汉向特殊儿童康复和教育机构的人员介绍家庭中心服务模式。活动第一个环节，Llewellyn教授对家庭中心服务模式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并分享了澳大利亚在家庭中心服务模式上的实践。活动第二个环节，在每组提前分配好的访谈者的引导下，被访者围绕“第一，现在为家长提供了/作为家长获得了哪些服务；第二，你认为在国内实施家庭中心服务模式是否可行”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访谈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
（3）总结讨论
参与访谈的访谈者在小组访谈结束之后进行了总结会议，会议主要交流在访谈过程中他们所获得的重要主题和访谈的感受，尤其是八位访谈人员在访谈过程中发现的共有的重要主题，并且在当天上交了一份访谈者的个人感受报告，由课题负责人进行初步的整理分析，为后期数据分析提供参考。
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是贯穿于整个访谈过程的，在获得每一份访谈数据后及时进行分析是一种有序且有效的分析策略，能够及时识别出相关概念及问题，使接下来的访谈与观察更为敏锐和具有反思性（Juliet M.Corbin & Anselm L.Strauss，2015）。访谈结束后，研究者使用讯飞听见软件（版本为v1.5.1011）立即将录音初步转录为文本，随后逐字进行人工复核，一方面对未能识别的武汉方言进行人工转录，另一方面将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哭泣、微笑、沉默等非言语信息识别并标注出来。观察记录及访谈中的即时笔记同样是数据的重要来源，观察记录被放在访谈转录文本开头，即时笔记和转录过程中的想法以批注的形式记录在转录文本上。基于伦理原则对转录文本中人名、地点、场所等可能揭示被访者身份的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以确保被访者的隐私安全。
数据的分析是与访谈同时推进的，是由描述入手对数据进行分类、比较并不断解释意义建构理论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莫妮卡·亨宁克、英格·哈特、阿杰·贝利，2015）。本研究采用Strauss提出“扎根理论”三级编码方式，采用从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找出核心概念，建构相关理论（陈向明，1999）。通过一级开放式编码、二级关联式编码和三级选择式编码不断进行提炼、归纳、分类、挖掘核心范畴，串起一条“逻辑线”，以呈现出访谈对象的观点与态度。研究中的个人访谈和小组访谈均采用相似的程序进行数据分析。
为保证质性数据分析的信度，首先由访谈组组长对文本进行编码，形成编码代码本，之后再与课题组其他成员共同讨论编码是否合适，对于有不同意见的编码再次审视、作出调整，包括更换编码、拆分编码、合并编码等操作，最终获得的一级开放式编码。在编码合适的基础上进行下一步分析，最大限度地防止编码的定义性偏离。为避免对编码主观性方面的质疑，课题组随机选出若干个访谈文本（家长访谈 3个、祖父母访谈2个、小组访谈1组），邀请课题组之外的独立编码人员对转录文本进行登录和开放式编码，并根据人工编码情况计算一致性信度。所选文本的编码一致性均达到70%以上，表明编码较为忠实且可靠地概括了被访者的观点。
本研究主要通过使用详细描述、三角互证、研究者自省三种方式确保研究效度。首先是详细描述。收集丰富的原始资料。在资料收集整理过程中为每一个被访者编上序号并将其对应访谈录音及文本、关于研究场景和被访者的表情神态的观察记录、研究过程中的心情随感等放在对应文档中，以便分析和理解过程中随时返回对比和相互印证。在最后的呈现文本中力求完整地记述整个研究过程，以便读者对研究结果的可转移性做出明智的判断。其次是三角互证。为了确保所述信息的完整性，研究者将访谈内容和访谈过程的实时观察、从机构教师口中获得的信息相互印证。每次访谈结束时，访谈者会在最后10 ~15分钟通过口头总结被访者的表达，以检查是否准确理解前面访谈中的中心意义。再次是研究者自省。在访谈结束后及时记录下访谈的情景、访谈者的观察与感受，在得到研究结论后可以结合访谈日志追溯到研究过程的每一阶段。通过回顾观察日记可以帮助研究者在回顾和整理访谈录音时更好地临境于受访者生活情境。同时，在研究日志中对访谈者的访谈技巧、存在的问题、情感和价值倾向等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反思。
本次调查问卷《特殊儿童家长调查问卷》（见附录），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分别是特殊儿童家长和特殊儿童相关基本信息的调查，家庭适应调查，特殊儿童家长参与调查，家长对专业人员的关系调查，以及特殊儿童家长教养效能感调查。
基本信息包括家长信息和孩子信息，家长需要在所给出的答案中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选项。其中家长信息包括家长角色、年龄、婚姻状况、学历、职业、家庭收入状况、家庭结构、户口所在地等；孩子的基本信息包括孩子的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障碍类型等信息。
家庭适应量表改编FLI量表部分，该量表基于生态文化理论，通过了解家庭常规维持状况测量家庭适应水平。本量表已在对中国特殊儿童家庭的研究中进行翻译、校对和审核。量表采用 9点计分，1表示最符合家庭情况，9表示最不符合家庭情况，得分越高表明家庭适应水平越高。本研究采用最大变异法对家庭适应量表的31个题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最后确定为19题，分四个维度。家庭适应量表在本研究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0.877，生活常规（6 题）、家庭关系（5 题）、获取支持（4题）、社会参与（4题）等四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1、0.785、0.845及0.768。
家长参与问卷选自姚璐璐编制的《特殊儿童家长参与子女早期教育调查问卷》。采用五级计分，从“没有”“很少”“有时”“经常”到“总是”，以 0到 5分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家长参与儿童教育的频率越高。本研究对量表中的27个子项目采用最大变异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最终特殊儿童家长参与量表共21个项目，包含家校交流（9题）、在家教育（5题）、参与校内活动（5题）、参与学校行政（2题）4个因子。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7，家校交流、在家教育、参与学校事务、参与校内活动四个分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83、0.809、0.826、0.634。
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量表改编自美国堪萨斯大学Summers等人（2005）编制的《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量表》（Family-Professional Partnership Scale）。该量表基于家庭中心理念编制。为提升测量工具的跨语言等值性，首先由一名英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翻译英文条目，并由1名精通英文的特殊教育专家校对翻译的语法和表达。接着，由一位取得国外博士学位的特殊教育专家对问卷做回译。之后，请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专家各一名对有异议的条目进行审议和修改，直到意见一致。正式施测前请两位未参与本研究的特殊儿童家长对问卷语言的可理解性提出意见，最终完成问卷的翻译和修订。对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量表进行探索性分析，得出以家庭为中心（8题），以儿童为中心（6题）两个维度。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950，其中以儿童为中心和以家庭为中心分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7和0.905。
家长教养效能感量表（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是由Gibaud-Wallston和Wandersman1978 年编制的。该量表已在国内特殊儿童家庭群体中应用表现出良好的心理统计学特性（Su et al.，2017）。家长教养效能感量表采用六级计分法，从1“完全不同意”到6“完全同意”，共12题。得分越高则代表家长教养效能感越强。本研究中家长教养效能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740。
研究中家长问卷发放形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征询得到特殊教育机构相关部门领导和特殊儿童家长同意后联系特殊教育教师，由相关专业人员在家长接送孩子的过程中向家长发放问卷。家长可以选择当场填答，或带回家填答，并按约定日期收回问卷。在填答问卷前教师为家长讲解问卷填写方式，除此之外问卷中附有研究者的联系方式，家长在填答问卷中发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咨询以便更好地完成问卷的填写。另一种是由研究者直接与特殊儿童家长联系，在得到同意后，采用上门调查的方式，对家长进行一对一的指导，请家长现场填答问卷并回收。
首先，将筛选后的问卷进行编号，并运用IBM SPSS 26.0软件录入数据并建立数据库。其次，对所有录入的数据进行极端值和错误值的处理，并对量表中的反向计分题进行转换。最后，再进行数据分析。数据处理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用因子分析和Cronbach's α 系数检验所使用问卷的心理测量学性质。第二，通过描述性统计中的标准差和均值对特殊儿童家长的参与程度、家长与专业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特殊儿童的家庭适应能力的情况进行报告。第三，用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家长的参与程度、家长与专业人员之间的关系、家长的教养效能感以及家庭适应水平进行方差分析。第四，进行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再用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各个变量对特殊儿童家庭适应的解释率。第五，进行家长教养效能感、伙伴关系、家长与专业人员关系对家庭适应力和其他相关变量的中介模型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