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中的艺术名画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COVID-19新冠病毒暴发，而且是历来病毒中最诡异的，传染初期没有明显症状，但却具有极大的传播能力，因此病毒迅速在全球扩散开来。当国内情况开始好转，国外又迅速蔓延到上百个国家，世界陷入一场人类危机。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一直对普通民众是否应该使用口罩抗疫存怀疑态度，不建议医护人员等高危人士以外的普通人戴口罩，认为目前没有充足证据显示全民戴口罩对社区防疫有用，这和亚洲国家形成强烈对比。

有关口罩本身的讨论，演变成涉及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的更大讨论，将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亚洲的集体主义对立起来，关于口罩的辩论还聚焦在西方和亚洲之间的文化鸿沟上。但是即使是西方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尖锐的分歧，直到3月越来越多人感染，各国政府才呼吁让人们戴口罩防护。随着疫情蔓延，全球多国都出现口罩抢购潮，口罩一时成了稀缺品，在一些国家成了禁运品或限运品。英国人曾坚持不戴口罩，结果英国王储、首相和卫生大臣相继确诊为新冠肺炎。许多名人、明星、政客、高官也未能幸免。

病毒传染持续之久、面积之大前所未有，大国更是首当其冲。在疫情日趋严重的4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开始建议人们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或者遮盖面部，以帮助防止病毒扩散，而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则向媒体表示，他不会遵从这一做法。甚至，戴口罩成了美国党派之争的标志。皮尤研究中心6月调查发现，共和党人自称上个月大多数时间戴口罩的比例是49%，民主党人是83%。疫情日益严重，戴口罩也由建议逐渐改为强制，由此造成一些动乱。特朗普则在7月初改口表示，自己现在“完全支持戴口罩”，并说口罩令他看起来像一个“独行侠”。

特朗普在7月11日访问沃尔特里德军事医院时公开戴上了黑色口罩，有人评论说：蠢人最后做了有智慧的人一开始就在做的事。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口罩的效果一般，只要有80%的人戴，那么两个月之内纽约的死亡率能减少17%~45%。如果口罩效果只有20%，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戴，纽约的死亡率能减少2%~9%。截至7月15日，美国共有3431574宗确诊新冠病例，136466人死亡。截至7月15日19：02，中国国内累计死亡4649人，累计确诊85696人。海外累计死亡576491人，累计确诊13390456人。而这个数据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当代艺术家总是对社会事件做出敏锐的反应。加拿大女艺术家吉纳维夫·布莱斯（Genevieve Blais）则是将古典名画的人物利用数字技术加上了口罩，名之为《新冠病毒时代的艺术史》。家喻户晓的名画人物戴上了口罩，便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家喻户晓的《蒙娜丽莎》被戴上了口罩，遮掩了她那著名的微笑，因此看上去也平庸了。著名的肖像多是全凭一张脸，被遮蔽了脸的主角因此丧失了“灵晕”。怪不得如今大牌明星的出行，都要用口罩来遮掩面孔，防止狗仔们的偷拍，或者也是借着所谓的掩饰来突出自己。

美国波普艺术家沃霍尔的《伊丽莎白女王》也戴上了口罩，不知道查尔斯王子戴不戴口罩。疫情中连查尔斯王子也感染了，在巨大的宫殿阳台上，孤独地和一大家子保持社交距离。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在位68年以来第5次电视特别演讲，鼓舞民众自律坚定地战胜疫情。在这场瘟疫中无论贫富贵贱都无法彻底免疫，《戴珍珠项链的女孩》以黑暗为背景，衬托着侧身回眸的情貌，欲言又止、似笑还嗔地转头一看，唯《蒙娜丽莎》的微笑可与之媲美，如今可以被称作戴口罩的蓝头巾女孩，看上去似乎是隔离在家又似乎是未穿防护制服的护士，这时候女孩黑黑的眼珠里，似乎失去了微笑的感觉，透露出一丝哀伤的神情。

加上口罩后没有什么违和感的还包括另一个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怜子》，这是米开朗基罗最著名的雕塑作品之一，也是米开朗基罗唯一一件有签名的作品，创作这件作品时米开朗基罗才23岁。我曾在梵蒂冈的更衣室里参观过这座雕塑。现在戴着口罩的圣母身上躺着仿佛因感染病毒死去的基督，手势里流露出难以言说的悲伤。口罩的材质颜色和雕塑很接近，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小教堂天顶画里的《创造亚当》一景里，上帝与亚当互相向对方伸出手臂，生命之火从上帝右手的指头传递给亚当，这情节也许是来自中世纪圣诗《轻叩心扉之门》。现在在这幅画面中，只有赤身裸体的亚当戴着口罩，而上帝和一众天使则没有戴，这表明上帝一群是免疫的，亚当作为人类似乎就显得脆弱了。上帝伸出的那一根手指，是要表达他肯于拯救人类的勇气，还是传达出一种片刻的犹豫？最终上帝的手指和亚当的手指保持了若即若离的距离，虽然这距离远未达到隔离病毒的“社交距离”。

就如同亚当戴上了口罩一样，象征性人物戴上了口罩，便有了象征的语境和指向。挪威表现主义画家蒙克喜欢表现忧郁与焦虑，而《呐喊》系列则以强烈的“存在性焦虑”压倒了早先那“儒雅的忧郁”。蒙克在189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呐喊》的灵感来源：“我跟两个朋友一起迎着落日散步，我感受到一阵忧郁，突然间，天空变得血红。我停下脚步，靠着栏杆，累得要死，感觉火红的天空像鲜血一样挂在上面，刺向蓝黑色的峡湾和城市，我的朋友继续前进，我则站在那里焦虑得发抖，我感觉到大自然那剧烈而又无尽的呐喊。”如今，《呐喊》也戴上口罩了，从口罩里发出的呐喊依旧惊天动地，仿佛疫情是一个巨大的恐惧，让人类恐怖得不由自主地大喊起来。虽然，在隔离的时候人们远离了自然，只能对着自家的窗口或者在阳台上歇斯底里地喊叫。《呐喊》的姿态与情景吻合了非常时期人们的普遍心态，这从当时全球范围内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的手足无措中可以看出来。在疫情巨大压力的当下，这特别具有象征性的《呐喊》便被赋予了相当具体的意义和联想。

女神当然也是需要防疫的，所以，自由女神也戴上了口罩。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的《自由领导人民》是纪念法国七月革命而作，当时的法国民众以暴力抗争的方式反对查理十世的统治。这张画最早在1831年的巴黎沙龙上展出，而后被巴黎卢浮宫收藏至今，曾经出现在法国政府1980年推出的邮票上，也曾经被印在1983年版的100法郎钞票上。在被PS的作品中，自由女神是唯一的戴口罩者，右手上扬，挥动着象征革命的红白蓝三色旗，周围持枪者都没有戴，躺在女神脚下的尸体好像是疫情中倒地的身亡者。自由女神正跨过这些尸体，向前迈去，这也会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解读。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冲锋看作对病毒的宣战，可是，当时的起义持续了三日（1830年7月27—29日），而此次疫情影响的时间之长难以估量。相形之下显得有点悲壮了。据说自由女神右侧头戴黑色卷边圆礼帽的男子，身穿白色衬衫与扣紧的黑色夹克，双手握着一把长火枪，这男子就是德拉克洛瓦本人。画家把自己画入了这一场革命中。而此次全球范围的疫情，让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置身其外。

让描写孤独与疏离的绘画人物戴上口罩，最容易还原一种现场性。美国现实主义画家霍珀（Hopper）就喜欢描绘空旷冷寂的城镇、街景、住宅、旅馆、加油站，置身其间却孑然独处的男女，笼罩在强烈的光影明暗之中，现代人生活的孤寂和疏离溢出画外，给人以不尽的“伤感”。这种描写现代生活景观的绘画，突然在疫情下具有了当下的意味。他的《夜游者》里的人物也被戴上口罩，寂寞而又间隔相坐的人，仿佛是因为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而显得有些寂寞，置入现实，这疏离就显得无比真实而自然了。可是艺术家只是让一对情侣戴上了口罩，而没有让柜台里的服务员戴上口罩。或许，那便是一个大胆无畏的服务者？就好像隔离期间我在日内瓦当地超市里看到的收银员，也是没有戴口罩。背着在角落里低头看着什么的顾客，似乎也没有戴口罩的迹象。但是大家都沉默着，陷入一种极致的孤独中。

大凡表现寂寞和沉静的绘画，里面的人物也适合于戴着口罩，如美国画家惠斯勒（Whistler）的《画家母亲肖像》。惠斯勒特别钟情于黑灰的色调，浅灰色的墙面，结合灰绿色的地面，衬托出前面一袭黑衣的老太太，黑色大袍子占据了画面，最左边是大片的缀花黑色布幔。墙上的黑色高踢脚线与右边延伸到地面的浅黑色椅子腿相联系，墙面的黑色画框又平衡了画面。最终画中人也因此几乎成为美国母亲的象征。现在母亲侧坐着，戴着白色的口罩望着前方——也就是画面的左边，放在黑色长袍上的手里拿着白色的丝巾，画中的母亲给人已得病的感觉，因此被居家单独隔离了，黑灰色这时候形成的寂静是绝对的，仿佛地上掉下一个病毒都可以听到。这幅画的象征意味在今天美国新冠病毒严重扩散的局面前，突然有了更深的琢磨之处。

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Courbet）的《自画像，绝望的男人》借自画像画了一个绝望中的人，现在戴着N95白色医护口罩，就像是忙碌在抗疫一线的医生，可是除了口罩之外，显然没有穿防护服，这便让画中的人物抓狂了，睁大眼睛瞪着，两只青筋暴凸的手伸起来抓乱了自己浓密的头发。可是也有人解读说，“这不是真正的恐惧，而是高度的自信和亢奋”。在凡·高的《自画像》里，凡·高自己也戴上了口罩，这完全是高度自律防止传染他人的做法，面色绿黄的凡·高，像是已经到了病情的中期，连口罩也抑制不住病毒脱口而出的喷嚏，于是周围的空气里充满了病毒，在旋转飞扬中扩散开来。皱着眉头的凡·高，也厌生般地看着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墨西哥传奇女画家弗里达·卡罗有着修长的手指，几乎连在一起的两条标志性浓眉，以及她在自画像中突出强调的充满男性气息的“胡须”。在改编的《带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里，口罩似乎在画中人的呼吸下轻轻起伏。女画家绽放着连字眉，瞪着无言的眼睛，背后有绿色植物为背景的猴子和野猫，这次疫情在寻找寄生物的时候怀疑到蝙蝠和穿山甲。有些地方的人是习惯于吃各种野生动物的，这种恶习有必要去除，人应当对自然有敬畏，对其他的生物和谐相待。否则，人做的孽就像是女画家身上的刺藤条，反过来会惩罚人类自己。

同样，在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Jan Van Eyck）著名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中，面无表情的新人都戴着口罩，站在隔离的房间中，新郎举起右手，宣誓矢志不渝的爱情和家庭责任，新娘把右手放入新郎的左手，手心向上，宣誓做丈夫永远忠诚的伴侣。室内的所有细节，如蜡烛、刷子、扫帚、苹果、念珠以及两人之间的小狗，都带有一定的象征性，提示着对婚姻幸福的联想，地上却是脱下的木鞋。这一次疫情给家庭与夫妻关系带来的影响难以估计，有的人说因为居家增进了夫妻的感情，有的人说还未解封民政局便预约了数目众多的离婚申请。在隔离中，即使是一家人也要相互防范传染，一切不正常的在这个时候正常起来，一切正常的在这个时候又显得分外不正常，疫情岂止是改变了家庭，也在改变着世界格局，包括从社会政治到经济盛衰，从国家关系到个人关系，甚至也影响了对全球化本身的认知。

在疫情早期，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拒绝戴口罩，通过这种方式表现自信与亲民，可是病毒大大超越了人们的想象，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传播蔓延，感染了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和重要官员，皇室贵族和各类明星也无可避免。在法国新古典派宫廷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拿破仑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肖像画中，潇洒倜傥的拿破仑（Napoléon）戴着口罩骑在马上，蓝色的口罩与红色的披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因此非常地醒目。拿破仑右手指着前上方，好像在朝着自己的将领们说，那边是病毒的原发地，让我们去寻找躲在那边的0号病人。在他的指引下士兵们翻山越岭地在行进。而大卫另一张《马拉之死》描绘的是法国革命家、记者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被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刺杀在浴缸之中的场景。木浴桶里的马拉戴着白色口罩侧躺着，胸上的刀口流着血，这很像是患病者被刺杀。古代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患病者常常被人们因恐惧而隔离或刺杀。在这一次疫情中，在某国也有患者病愈后死在了不明原因的他杀中，最后的调查也不了了之，因此这戴着口罩的马拉确乎具有一种寓言性。

具有保暖、面具、防护等属性的口罩，在疫情暴发后似乎与人类的面孔合为一体，成为未来识别21世纪人类的一种标记，也可以被视作一种面具和牢笼，阻隔着亲密与言说，这便给艺术提供了某种应许之地，或许口罩艺术化的应用也是一种应时短暂的言说。“我们都可以用微笑来代替最近的事件，所以我决定更新2020年的艺术史。”给名画人物戴上口罩的吉纳维夫·布莱斯这样说。吉纳维夫·布莱斯重新构思了著名的画作，看看它们如果在病毒危机期间重新呈现会是什么样子。对名画的利用，并不会影响名画的历史地位，而是借助它的影响传播新的理念，引发更多的思考，通过这种挪用制造新的阐释，这也是当代艺术的一种方式。 Ui0wcMF5GTi/P63Csg/rzDd+lAOBvnfjJgJwqZFs/fqMTd0CVth9+bZc3PvafN2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