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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岁那年是对我意义非常重大的一年。那时候我被送到了巴塞尔念高中。这样，我就离别了那些在乡村认识的小伙伴们，真正地步入了名副其实的“大城市”。那里有特别多的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他们的权势比父亲大多了，他们住在宽敞高大的房子里，乘坐着非常讲究的豪华马车，讲得一口优雅的德语或者法语。他们的孩子，衣着讲究，风度翩翩，口袋里塞满钞票。这些公子哥们就是我的同学。我听他们高谈阔论着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景。我的内心交织着惊诧和妒忌，这种隐藏于心的情绪让我感到恐惧。他们曾经爬上苏黎世附近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见过大海，这些都让我目瞪口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他们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来自那我一生都没办法到达、白雪覆盖的灿烂之地，来自那遥远而神秘的大海。而那一次，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的家庭是那样的贫穷！我的父亲只是个乡村的牧师，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他穿着打了洞的鞋子，在学校里一坐就是六个小时，袜子湿了都没得换。我开始用不同于以往的目光看待我的父母，开始懂得了他们的辛苦。尤其是我的父亲，我非常同情他，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我对于母亲的同情就少了很多。我总觉得她比父亲强势。可是一旦父亲情绪不稳，和母亲发火的时候，我却总是站在母亲这边。这种必须表明支持哪一方的情景对我的性格成长是非常不利的。为了从他们的争吵中解脱出来，我必须要扮演一个仲裁人的角色，万般无奈地开始判断父母谁对谁错。这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十分妄自尊大，我的自信本来就不稳定，现在更是如此，它一会儿膨胀，一会儿收敛。
在我九岁的时候，我的妹妹出生了。父亲非常激动地对我说：“今天晚上，你多了个妹妹。”而我则是大吃一惊，因为在此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丝毫察觉。母亲在床上躺着的时间比平时变长了，可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她卧床不起是一种无法原谅的虚弱。父亲把我领到了母亲的床边，他抱出来一个看起来特别让人失望的小东西：那是一张红红的、满脸褶皱的小脸，就像老年人一样，眼睛紧闭，就像是一只瞎了眼的小狗。背上长着一些长长的红色的毛，她不会长成猴子吧？我觉得迷茫，又有一些讨厌，具体的感觉我自己也说不上来。难道刚生下来的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吗？听大人说婴儿都是鹳送来的，那么小狗和小猫的崽子又是怎么来的呢？在那一窝小崽子生完之前，鹳鸟要来来回回飞多少次呢？那么母牛也是这样吗？我根本无法想象鹳鸟用嘴叼了一整头小牛犊的场景。我记得有一个农夫曾经说过，母牛产仔并不是由鹳鸟叼来的。那么显然，这个故事是大人告诉我的众多谎言之一，我确信母亲又做了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
妹妹的忽然出现让我有一种朦胧的不信任感，这让我的好奇心和观察欲变得更加敏锐了。母亲随后的一些古怪举止也证实了我这一猜测：某种令人遗憾的事情与这次生育有关，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就不会让我这么地伤脑筋，虽然它确实让我在十二岁时候的体验更加深刻了一些。
母亲有种很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每当我应邀出去的时候，她总要在我的身后大声地唠叨来唠叨去。我要穿着最好看的衣服，皮鞋擦得锃亮，举止必须得体，注意自己的形象。我认为让人们在大街上听见我妈在身后喊出的那些不光彩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不要忘了代你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擦擦鼻子——带手帕了吗？洗过手了吗？”这些话让我感到非常难堪。当我出于自尊和虚荣，小心翼翼地要呈现出一副尽可能无可挑剔的形象的时候，那种伴随我的妄自尊大的自卑又被这样暴露。我觉得非常的不合适，这些场合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去做客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将来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还穿上了节假日才会穿的衣服。然后我一看见我要访问的那间房子，那画面就变了，一种对于那家人的豪华和权势的感觉瞬间压倒了我。我开始感到害怕，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我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当我按门铃的时候，这种害怕上升到了极点。在我听来，房内的铃声就像是噩运来临的丧钟一般。我非常胆怯，就像是丧家之犬一般惶惶不安。母亲提前给我做了非常周到的准备，却把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然后铃声在我的耳际提醒着我：“我的鞋子是脏的，我的手是脏的，我忘了带手帕，我的脖子也是黑黑的。”出于一种挑衅，我故意不把父母的问候传达出来，或者举动带有没有必要的害羞和固执。如果情况更糟糕，我就会想起来我在顶楼上的秘密，那会使我变得平静。在我处于孤独无助的境地时，我记起我是那“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拥有不可侵犯的秘密、黑石头和穿长袍戴高帽的小人。
我已经没有办法回想起童年时候我到底有没有想过那些：耶稣——或者那个穿着长袍的耶稣会会士——那些穿着斗篷头戴高帽的站在坟墓边上的人们、草地上的坟墓般的洞穴、男性生殖器的地下神殿，以及我那铅笔盒里的小人，有着怎么样的联系。有关酒神祭典游行时抬着的阴茎像的梦是我的第一个秘密，小矮人则是第二个。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朦胧地感觉到的那块“灵魂石”与“我本人”存在着某种联系。
直到如今，我八十三岁，着手写毕生回忆录的时候，我也从未将缠结在我最早的记忆上的结解开。最早的记忆就像地下的单株根茎所长出的几枝嫩芽，更像是一条潜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停靠站。虽然我总是不对耶稣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我却记得，从十一岁开始，上帝的观念逐渐让我产生了兴趣。我开始祷告，这多少令我感到了一些满足，因为那是种没有任何矛盾的祈祷。上帝不会因为我的不信任而变得复杂，而且，上帝也不是一个穿黑袍子的人，他也不是画上的耶稣，画上的耶稣总是身着华服，人们对他的举止早就习以为常。相反，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们没有办法对他的形成产生一种明确的概念。他固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非常有权有势的老人，但我却常常感到满足：“你不应该成为画像，也不能是任何一种比喻。”因为人们对待他就像对待耶稣那样随意。耶稣已经不再神秘了。自从我在楼顶上秘密地类推思考之后就开始有了觉悟。
学校开始令我厌烦，它占据我太多的个人时间了，我宁可用这些时间来画战争或者玩火。神学课是难以言传的枯燥，而我对数学课的感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恐惧。老师宣称代数是一桩完全自然的事情，应该把它看作天经地义之事，而我甚至不知道数字实际上为何物。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它们不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事物，而只是由计算产生出来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量现在又是由字母来代表着，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而可以说又可能听见它们。说也奇怪，我的同学能够驾驭它们，发现它们。没有人能告诉我数字是什么，而我甚至不能将这个问题陈述出来。糟糕的是，我发现谁都不理解我的困难。我必须承认，我的老师不厌其烦地向我说明，这种将可理解的量化为声音的奇特运算的目的是什么。我终于领悟到，它的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约分的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帮助下许多量能够被置于一个简短的公式中。
但我对于这一点也同样不感兴趣。我认为整个事完全是强词夺理。为什么数字应该由声音来表示？人们也可以用苹果树表示a，用盒子表示b，用个问号表示x。a，b，c，x，y，z并不具体，它们像苹果树一样，并不能向我解释出数字的实质。但最令我恼怒的是这一定理：如果a=b，而b=c，那么a=c。虽然根据定义a与b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既然不同，因而a也就不能与b相等，更不用说与c相等了。每当是一个等式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就说a=a，b=b好了。这一点我能够接受，而a=b在我看来完全是个谎言或者骗局。当老师公然不顾他本人有关平行线的定义，说它们在无穷大时相遇，我也同样恼怒了。在我看来，与愚弄农夫的愚蠢把戏相比，这并没有高明到哪里去，而且我既不能与它有关也不愿与它有关。我的智力上的道义与这些反复无常的自相矛盾之处斗争着，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使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数学。一直到晚年我都有这种固执的感觉，即如果像我的同学那样，我能够毫不费力就接受a=b、太阳=月亮或狗=猫这一定理，那么数学就会无穷无尽地愚弄我——我只有到八十四岁时才会意识到自己被愚弄到什么程度。我的一生中始终有一个谜，即毫无疑问我能够正常进行运算，可不知何故我永远也不能设法在数学中辨清方向。我尤其不能理解有关数学和我本人所具有的智力上的矛盾。
我只有在用特殊的数字值替代字母并通过实际计算来验证运算时，才能够理解方程式。随着数学课的学习，通过抄录我并不懂的代数公式，通过记忆在黑板上的特殊字母组合，我多少能够取得一些进展。我再也不能够通过替换数字来取得进步，因为老师不时地说道，“这儿我们写上某某式”，然后他就会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母。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找来的这些字母，不知他为何写——我所能看出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使他能将运算带到他觉得是满意的结论。我的不理解吓倒了我，这使我不敢问任何问题。
对我来说，数学课成了特别恐怖的折磨。这是我的一场灾难。其他课程让我觉得十分容易且轻松。我拥有良好的视觉记忆能力，因此在数学课上我能长期蒙混下来，还经常得到很高的分数。但是我对失败的恐惧感以及面对周围世界的渺小感，在我身上生成了一种不但厌恶而且又难以言语的绝望。这种感觉让我对学校失去了任何兴趣。除此之外，我还以完全无能为由免修了绘画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我自己赢得一点点自由支配的时间，让我特别开心。但是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新的失败，因为我在绘画方面是有一些天赋的，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绘画是完全凭感觉而画的，我只能画那些激发起我个人想象的一些人。但是在课堂上，我只能够临摹瞎了眼睛的希腊神话里的神，如果临摹得不好，老师就会觉得我需要某种更加自然的东西作为参照物，于是便给我找来了一头山羊的头像让我临摹，这让我感觉非常糟糕，这个作业也最终失败，同时我的绘画课也到此结束。
除了数学和绘画的失败之外，我还有第三个失败。我从一开始就对体操深恶痛绝，我无法容忍别人指导我、告诉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动作，我觉得上学是为了学习而来，而不是为了练习那些毫无益处的杂耍。而且，由于我小时候的事故给我留下了后遗症，那种胆怯直到我成年之后很久才克服掉。这种恐惧感又相应地与对世界前景的不信任联系了起来。固然，我眼中的世界也是值得人们追求的。但是它同样是充满危险不可预知的。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想知道，我要把自己托付给谁，我又要遭遇一些什么。这是否和我的母亲有关？因为她曾经抛弃我几个月。如我将在下文中诉说的，当我的神经性晕厥开始发作的时候，我的医生就不同意我练习体操了，这一点让我特别满意。我理所当然地摆脱了我觉得是负担的体操——吞下了又一个失败的可能。在我看来，十二岁确实是决定命运的一年。1887 年初夏的一天午后，放学铃声响起，我站在大教堂广场等待一位和我一同回家的同学。忽然间，另外一个男孩推了我一把，我被推倒在地上，头部重重地撞在旁边的石头上，几乎失去了知觉。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有一点头晕目眩。在我被击倒的那一刻，一个念头瞬间掠过我的大脑：“你现在不用去上学了。”我只是失去了一般的知觉，但我在地上比实际多躺了片刻，主要是对攻击我的那个男孩进行报复。之后便有人把我抱了起来，送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那里住着我两个上了年纪的姑姑，当时的她们还是单身。
从那时起，每当我不得不返回学校，或者父母让我做功课时，我的昏厥就开始发作。我有六个多月没有上学，那对我来说是种郊游。我自由自在，能够几个小时地做着梦，乐意去何处就去何处，到林中、水边或者画画。我又开始画战斗的图画，或者画战争的狂暴场面，古老的城堡遭到攻击和焚烧，或者一页页地画着漫画。直到今天，有时在入睡之前，类似的漫画还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龇牙咧嘴的面具不断地移动着、变幻着，它们当中有一些不久之后就变成了熟人的面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能够埋头于神秘的世界之中。那个王国有树木、水塘、沼泽、石头和动物，还有父亲的图书室。但我离开世人越来越远了，一直朦朦胧胧地有着良心的苦痛。我游荡、收藏东西、阅读、玩耍，虚度着光阴，但这并未使我愉快一些，我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我觉得我其实就是在逃避。
我完全忘记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我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我父母的关心和焦虑，他们不停地去咨询医生。医生们抓耳挠腮，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只是建议我与在温特图尔的亲戚们一起度假。这个城市有个火车站，让我十分着迷。但是往返回家之后，一切又都是老样子了。有一个医生觉得我患了癫痫病。我知道癫痫病发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心中忍不住嘲笑这位医生的胡扯。但是我的父母却越来越担心我。有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我的父亲，他们在花园里聊天，我躲藏在灌木丛里从后面偷听，因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好奇纠缠着我。我听见那个朋友对我的父亲说：“你儿子现在怎么样了？”“唉，糟糕透顶了！”父亲回答着，“医生搞不清楚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们觉得可能是癫痫。这要是医不好就太可怕了，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这孩子以后自己不能养活自己，那该怎么办？”
父亲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这就是与现实的冲突。“哎呀，我必须要用功了！”我的脑海中忽然间出现了这样的念头。从那一刻起，我成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孩子。我偷偷地离开了灌木丛，走到了父亲的书房，取出了我的拉丁文法书，精神高度集中地拼命学习起来。十分钟以后，我的晕厥微妙地发作起来，我几乎是从椅子上跌落下去的，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我就觉得好了一点，继续读书。“该死。我才不要晕倒呢。”我反复提醒着自己。大概过了十五分钟，又一种晕厥的感觉朝我袭来，这第二次发作也像是第一次发作那样，慢慢地过去了。“现在你必须要用功读书了。”这样的念头支持着我，坚持下去，再坚持下去。过了半个小时，我迎来了第三次晕厥发作，我仍然坚持了一下，又学了一个小时，我觉得我自己彻底赢了。我甚至觉得我现在的状况比几个月前还好，而且实际上晕厥也没有再次发生。从那一次起，我每天都学拉丁文和其他教科书。几个星期后我重新回到了学校，此后这样的病再也没有发作过，就算是在学校里也一样。一大堆戏法结束了，而我那时候知道了什么是精神症。
我逐渐回忆起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我清晰地看到这整个不光彩的局面是我本人一手安排的。我之所以从未真正生那个把我推倒的同学的气，其原因也就在于此。我知道，可以说他是被唆使的，整个事件是我的一个恶魔般的阴谋。我也知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我对自己感到愤怒，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知道，我损害了自己，在自己的心目中愚弄了自己。怪不得别人，我就是那个该诅咒的叛徒！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能忍受父母对我的担忧，或者用一种同情的口吻对我讲话。
这精神症是我的又一个秘密。与之前的秘密不同，这个秘密让我觉得可耻，甚至是失败。然而，它却诱发出我身体中一种异常敏感而又非同寻常的勤奋感来。从这件事情开始，我开始对自己认真负责起来，这种认真负责并不是为了做给谁看，或者是讨好谁，就是简简单单地为了自己成才。我每天五点按时起床学习，有时候从凌晨三点一直学到七点，然后去上学。
在危机时期导致我误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迷恋，对寂寞的痴情。我觉得，大自然充满了奇迹，我又想沉浸在其中深刻地探究。大自然中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每一种东西都似乎栩栩如生，妙不可言。我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之中，浸入自然的精髓之中，慢慢地脱离了所谓的人类的世界。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上还经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从我们居住的小惠宁根那儿上学的路出发，前往巴塞尔。途中刹那间我获得一种势不可当的印象，觉得自己刚从浓密的云层中探出头来。我立即明白了一切：现在，“我”是我自己了！就好像有一堵雾墙立在我的身后，而在那堵墙后尚无一个“我”字。但在这个时刻，“我”碰见了我自己。在此以前我也存在着，但只是一切发生在我身上，而现在则是“我”发生在我身上了。现在我知道，“我”现在是我自己，现在我存在着。在此之前我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这做那，现在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去做。在我看来，这个经历极其重要：在我身上有了“权威”。说来也怪，在这期间以及我的昏厥的神经官能症发作的那几个月里，我丧失了对顶楼上的珍宝的一切记忆，否则的话，我甚至在那时就有可能意识到，在我的权威感和那珍宝在我身上激起的价值感之间有着一种类似。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对铅笔盒的一切记忆都消失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被邀请和我的朋友一起度假，他们住在卢塞恩湖边的一栋房子里。我十分欣喜，那房子正好在湖边，此外还有一个船库和一只划艇。主人同意我和他的儿子一起使用这条船，虽然他严厉警告我们不能鲁莽冒失，但这还是让我很兴奋。十分不巧的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驾驶这条威德令船（平底船的一类船），这种船一般都是站着划的。在家里我们有这么一条方头的平底船，我们在上面玩弄了一切可以想象的花招。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到船尾上，用船桨把船划进湖里。对于房主而言，这是一件十分过分的事情，所以他用哨声将我们召唤回来，严厉地教训了我们一顿。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确实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他的教训十分合理。我完全没有任何还嘴的余力。但我依旧愤怒不已，这个肥胖的、无知的乡下佬竟然侮辱我。这时候的我不仅已经长大了，而且是一个相当权威的人物，这本应该是一个有职位的有尊严的人，而且又是一位老人，就更应该是被尊重和敬畏的对象。但是，怪异的事情就在此发生。在狂怒之中我突然有一些踌躇，因为有一个问题不断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不管怎么样，你究竟是谁，你的反应都好像只是说明，只有鬼才知道你是多么的重要！可是你又知道他完全是正确的。你还不到十二岁，你只是一个学生，而他却是一位父亲，一个有权、有钱、有势的人。此外，他还拥有两栋房子和几匹骏马。”
这个时候，我十分不明白，我想我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学生，理解不了数学，对自己没有丝毫的把握；另一个则是很重要、有权威、不容别人小看的人，就像是这个制造商一样有权有势。这“另一个”是位生活在 18 世纪的老人，他的脚上穿着扣形装饰鞋，戴着假的白发，驾着一辆带有凹面后轮的轻便的旅行马车，车厢的四周挂着不少羽毛和彩带。
这个念头产生自我以前的一个奇特体验。当我们住在小惠宁根的时候，有一天一辆绿色的古马车从黑树林驶过我们家。它是个真正的古董，那样子完全就像是直接从 18 世纪开来似的。我见到它时激动异常：“是它！一点儿不假，它来自我的时代。”就好像我把它认出了一般，因为它与我在我的自我中驾驶的那一辆是同一型号。然后我又产生了一种奇特地使人恶心的感觉，就好像有人偷了我什么东西似的，或者说好像我被欺骗了——欺骗了我那可爱的过去。这马车就是往昔的一件文物！我无法描述是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或者如此强烈地感染了我的是什么：一种渴望，一种怀旧，或者是一种承认。它不住地说道：“是的，就是这个样子！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次经历也让我仿佛回到了 18 世纪。在我的一个姑妈家里，我曾经看到一个 18 世纪的小雕像，那是一件旧瓷土陶制品，由两个彩色的人物构成。其中一位是老斯塔克伯格医生，他是 18 世纪末巴塞尔市的一位名人。另一个人像是他的一个病人：她被刻画成闭着眼睛，伸着舌头。据说有一天老斯塔克伯格正在过莱茵桥，这时这位令人讨厌的病人突然不知从何处出现在他的面前，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老斯塔克伯格烦躁地说：“是的，是的，你一定哪儿不舒服。伸出舌头来，闭上眼睛。”女人遵命，老斯塔克伯格立即跑开，而她则一直伸着舌头站在那儿，惹得人们大笑不止。
小雕像上的老医生穿着扣形装饰鞋，奇怪的是我把那鞋认作我自己的了。我确信，这就是我以前穿过的鞋。这个信念使我激动得发狂。“哎呀，这一定是我的鞋！”我仍能够感到这鞋是穿在我的脚上，却说不出这怪诞的感觉从何而来。我所感到的这种与18 世纪的统一性我无法理解。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把 1886 年写成 1786 年，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旧就压倒了我。
自从在船上做恶作剧受到了惩罚之后，我就开始不断地思索这些互不相关的印象，它们逐渐形成了一幅画面：我生活在两个时代，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我十分困惑，脑袋中充斥着沉重的思想，随后，我倍感失望地意识到：不管怎么样，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小学生而已，我应该受到惩罚，一个人的行为需要和他的年龄相吻合。而另外的那一个人只是胡扯，我总是觉得，那应该和我从父母那里与亲戚那里听到的关于我的祖父的事情是相关的。但是这也不是完全对的，因为祖父生于 1795 年，他是生活在 19 世纪的人。而且，他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我绝对不可能和他是统一的。所以，我总觉得当时这些考虑大多是以朦胧的感觉和梦幻的形式产生的。我再也记不清楚我当时是否知道传说中的我与歌德的亲戚关系。但是我以为我当时并不知道，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一消息最初是从陌生人那里听到的。需要补充的一句是，“我的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这真的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传闻。
1887 年，一个美好的夏日，中午的时候我从学校走出来，来到了大教堂广场。天空湛蓝璀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教堂的房顶金光闪闪，阳光从新铺的光彩夺目的瓷砖上迸发着光彩。美景把我征服了，我想：“世界是美丽的，教堂是美丽的，是上帝造就了这一切，他坐在上方，在遥远的蓝天上的一个金御座上……”我的思绪在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孔洞，我产生了一种郁塞的感觉。我觉得麻木了，我只是知道：“不要再想下去了！有种可怕的东西正在到来，某种我不愿想甚至不敢靠近的东西。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会犯下最为恐怖的罪孽。什么是最可怕的罪呢？是谋杀吗？不，绝不可能是这种事。最可怕的罪孽是反对圣灵的罪孽，这种罪孽是不可饶恕的。谁犯了这种罪谁就要遭天谴，就得永生永世下地狱。要是我父母视若掌上之珠的这个独生子，命中注定要受永生的惩罚，那他们肯定会很伤心的。为了父母我也不可能干这种事。我必须做的是千万不要再去胡思乱想了。”
可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从学校回家的路很漫长，我一边走一边竭力思考着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天我试图想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我的思想总是反复回想到那美丽的大教堂和坐在宝座上面的上帝。每当想到那里，我就像被电击了一般，思想又再次飞到了别的地方，我对着自己自言自语：“别想它，不要再想它了！”好不容易回到了家，我的脑袋乱成了一团糨糊，十分疲劳。我妈妈发现我有一些不对劲儿，于是便问道：“你怎么了？在学校出什么事了吗？”为了让她放心，我实话实说道，在学校没出什么事。我心里确实在想，要是我把我胡思乱想的真正原因向母亲袒露，那可能对我会有好处。但要是这样做，那我就得把心里所想的全都说出来。我这位可怜的亲人完全不起疑心，也不可能知道我已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她不可能知道我犯了不可宽恕的罪并一头扎进了地狱。我放弃了袒露此事的念头，并设法尽可能把自己的形迹掩盖起来。
那天深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那个我到目前还不明白的禁止去想的思想，一再地冲击着我的头脑。我奋力抵抗，却没有什么效果。后来的两天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折磨，我非常难受。我的母亲觉得我病了，但我还是扛住了想袒露心声的诱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说出真正的原因，免得父母和我一起陷入极大的忧虑之中，我不认为他们知道了对我会有什么帮助。在第三天晚上的时候，这种折磨越来越严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入睡。但不多工夫又醒了过来，于是便又忙着去想那大教堂和上帝了。我差点一直想下去！我感到我的反抗越来越弱了。我害怕得全身冒汗，于是便在床上坐了起来，把睡意完全驱走。“这可是新鲜事，这可是严肃的事啊！我一定得想，一定得事先把它想出个答案来。我为什么要去想我所不懂的事呢？说实在的，我自己并不想去想，那是肯定的。但是谁要我去想呢？是谁强迫我去想那我既感觉不到且又不想知道的事呢？这一可怕的愿望是从何处来的呢？还有，我为什么应该是为此而受折磨的那个人呢？我那时想着的是赞美这个美丽世界的造物主，我为他有此无法估量的天赋而对他感恩戴德，因此，我为什么就得去想那难以想象的恶毒的事呢？我不懂得这恶毒的事是什么，我确实不懂，因为我不能也绝不该随便向这一想法迈进一步，因为这意味着得冒着立刻去思考它的危险。我没有做这件事或者想做这件事，它是像噩梦一样落到我头上的。这样的事是怎么来的呢？我虽然没有去做，但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我身上了。为什么呢？不管怎样，我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来到这个世上是按上帝创造我的方式而来的——就是说，我是按我父母的样子，这一方式而创造出来的。或者说，很有可能，我父母要的就是这种东西吗？但是，我那善良的父母是绝不可能有过任何那样的想法的。这样恶毒的想法是绝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荒唐极了。之后，我又开始想起了我的祖父祖母，我其实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只是从他们的画像中了解他们。他们看上去那么地和蔼可亲，且值得人们尊敬，这便足以驱除掉有可能归咎于他们的任何想法。我在心里把一长串所有不认识的祖先想了一遍，终于想到了亚当和夏娃，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一具有决定性的想法：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人类，他们没有父母，而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上帝有意使他们成为他们的那个样子。他们无法选择，而只能确切地像上帝创造他们的那个样子。因此，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可能各不相同。他们是上帝完美的创造物，因为上帝只创造完美，可是他们仍然犯了原罪，做了上帝不希望他们做的事。这怎么可能呢？要是上帝不让他们有可能做这件事，他们本来不会做出这种事的。这件事也是很清楚的，是由于受了蛇的诱惑，而蛇是上帝在创造他们之前便已创造了的，显然是为了让它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先已安排好了一切，为的是使人类的始祖无法不犯罪。因此，他们犯了原罪，那原是上帝的本意。
这一想法立刻让我从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中解脱出来，现在我知道了，是上帝本人把我送进这样痛苦的情景之中的。一开始我并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要我犯下这罪孽或者不犯下这罪孽的指示。我不想再进行祷告去祈求得到启示了，因为上帝并没有顾及我是否乐意而将我安排在这个情景之中，然后就扔下我不管不问，甚至由我自生自灭。我确定无疑地认为，我必须弄清楚他的意图，并且独自找到一条出路。因此，这便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上帝要的是什么？是行动呢还是不行动？我必须找出上帝要我做的是什么，而且还得马上找出来。”当然，我知道，按照通常的道德来看，避免那样的罪孽，是一定没有问题的。这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做着的事，不过我知道，我可不能再继续做下去了。我夜不安枕，精神颓丧，憔悴得十分厉害，要不去这样想便无异于把自己束缚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再这样下去可不行。与此同时，除非我懂得了上帝的意图，否则我可不想罢休。因为我现在确信，他是这个终极问题的提出者。十分奇怪的是，我一刻也没有考虑过，魔鬼可能正在捉弄我呢。那时候，魔鬼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我觉得，与上帝相比，他是无能为力的。但自从我从迷雾里钻出来并意识到自己的那一刻开始，上帝的整一性、伟大性和超人的威严便开始萦绕于我的想象里。从此之后，在我心中，别的疑问一扫而光，只剩下上帝本人正安排的对我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考验，这一切均取决于我对他的正确理解。毫无疑问，我知道，最终我将被迫让步，但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而自己却不明不白，因为我的灵魂的拯救全押在这上面了。
“上帝知道，尽管我就要被迫犯下这不可饶恕的罪，我也无法支持下去了，可他就是不来帮助我。他全知全能，他本可轻而易举地去掉我这难以抗拒的冲动，可显而易见，他并不准备这样做。是不是他希望通过让我做某种违背我个人的道德判断的事，做违背我所信仰的宗教教导的事，甚至还做违背他订下的戒律的事，来考验我对他的忠诚呢？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是一件我正用全身之力加以抵制的事，因为我害怕灵魂被打入地狱。上帝是否希望，甚至在我的信念和理性使死亡和地狱的幽灵出现在我面前时，看看我能否服从他的意志呢？这确实很有可能就是答案了。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很有可能是错的，对于这件事情我是不敢相信自己的推理的。我一定得再次从头到尾把它细想一下。”
我再次彻底地想了一遍，可得到的却是同样的结论。“很显然，上帝也要求我拿出勇气来”，我想道，“如果是这样，而我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他就会把他的天恩和启示赐给我了。”
我鼓起全身之勇，仿佛准备去蹈地狱之火似的，于是便让这想法冒了出来。在我眼前，我看到了那大教堂，那蔚蓝的天空。上帝坐在那金色的宝座上，高高在上，远离尘世。而从那宝座的下面，一块巨大无比的粪块掉了下来，落到那闪闪发光的新屋顶上，把它击得粉碎，把那大教堂的四壁也砸了个粉碎。
啊，原来是这样。一种巨大的、难以言喻的如释重负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我本来以为会受到上天的谴责，却意外地收获了恩典，而且随之而来的恩典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有着说不出的快乐。因为幸福和感激不尽，我流泪了。我已服从了他那不可抗拒的命令，上帝便显示了对我的智慧和仁慈。我仿佛体验到了一种洞彻感。以前所不明白的许多事情，现在变得清楚了。这就是我父亲所不明白的事，我想：他体验不到上帝的意志，他还以最好的理由并出于最深的信念而反对它。而这便是他从未能体验到那治疗一切并使一切变得可以理解的天恩的奇迹的缘故，他一直把《圣经》的“十诫”当作他的行动指南；他信仰上帝，但只是以《圣经》所指示的方式和他的先人所教导他的方式来信仰。可是他并不知道，在上帝的《圣经》和上帝的教堂之上，站着一位全知、全能、近在眼前的活着的上帝，人们被他召唤而来，分享自由，人们因他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原有的信仰，并且毫无保留地执行他的指令。在他对人的勇气进行考验时，上帝反对恪守种种传统，而不论其是何等神圣。他全知全能，所以他便会考虑到，在对勇气进行的这种种考验里，绝对不会造成邪恶的结果来。一个人要是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他便可以放心：自己走的是正确之途。
亚当和夏娃也是上帝用这种方式创造的，好让他们不得不去想他们不愿意去想的事情。上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楚他们是否会顺从。而他同样也有可能让我做某种事情，而这件事情是出于传统的宗教方面的理由，是不得拒绝的事情。我只有恭顺地服从才能获得恩赐。而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我就知道上帝的恩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一个人只能完全献身于上帝，只能执行他的意志，除此以外，别的事情都不是重要的。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愚蠢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从那时候开始，每当我体会到上帝的恩赐，我便真正地开始负责起来。上帝为什么要弄脏他的大教堂呢？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可怕的想法。但随后，我便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上帝是可以成为某种可怕的东西的。我体验到了一种阴暗而恐怖的、秘密的味道。这一秘密使我的一生罩上了乌云，我越来越郁郁寡欢了。
我也能感觉到，这种体验让我自卑。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魔鬼或者说是一个笨猪，抑或是一个极为堕落的人。有了这种想法之后，我开始翻看父亲的《圣经·新约》，以某种心满意足的心情读着描写法利赛人和收税官的段落，还有就是堕落的人是上帝的选民的段落。这些描写使我获得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那不公正的管家受到了称赞，而信心发生动摇的彼得却被委以传教的重任。
在我看来，我越自卑，上帝的恩赐就越来越不可理解。说到底，我从来都没有自信过。有一次母亲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她曾经对我说过：“你一向是一个乖孩子。”当时我并没有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一个乖孩子？这让我感到很新鲜有趣。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既堕落又远远不如其他人的。
有了上次关于上帝和大教堂的经验，我终于有了某种属于我的了不起的秘密了。就像我一直在说天上下石子，而现在终于有一块落进了我的口袋那样。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让人觉得可耻的体验。我落进了某种不好的、邪恶的、恶毒的东西手里，但同时，这却又是一种荣耀。有时，我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想要一吐为快的冲动，但不是讲这种体验，而是想暗示，我身上有某些古怪的东西，某些没人听说过的东西。我很想弄清楚，是否他人也经历过相似的体验，可是在别人身上却从未发现有丝毫这种情形。结果，我便感到，我既是得不到恩宠者，又是上帝的选民；既是被诅咒者，又是受到祝福者。
而且，我是绝对不会直接说出以下秘密的，就像是我不会提到梦里地下庙宇里的阴茎，提到我所雕刻的小木人一样。实际上，直到我六十五岁那年，我才跟人说到过有关梦见生殖器的事情。我也许还跟妻子谈到过一些其他的经历，但这也是晚年才发生的事情。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有着严格的禁忌，这便是我自小接受的信仰，我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谈到这些的。
我的青春期有很多的个人秘密，这些秘密让我承受了非常难忍的孤独。在这些年中我所取得的一大成就是我抵制住了要将它与别人谈一谈的诱惑。这样，我与世界的关系的格局便已经是预先就定好了的：今天仍跟以往那样，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原因就是我懂得一些事情，而且还一定会把别人所不懂得的且甚至不想知道的事情加以暗示。
在我母亲的家族成员中，其中有六位是牧师，而在我父亲这一边，不但父亲是牧师，我的八个叔叔也是。因此，我总是有很多机会听到许多宗教方面的谈话、神学方面的讨论以及布道演说。每当我听着他们谈论时，我便有这样的感觉：“对，对，这一切太好了。但我内心的那秘密怎么样呢？这个秘密也是天赐的秘密。你们对此毫无所知。你们不知道上帝要逼着我做错事，逼着我去想令人憎恶的事，好让我体验到他的恩惠。”其他人所说的一切完全言不及义，不得要领。我想：“看在老天的份上，一定得有某个对此多少懂点的人啊。在某处一定会有真理。”我在父亲的图书室里翻箱倒柜地查找，只要一找到有关上帝、三位一体、灵魂、意识的书便急不可待地读起来。我饥不择食地读啊读，可是读过后却收获甚微。我总是在想：“他们也不懂。”我甚至还在我父亲的《路德派圣经》里查找。可是很不幸的是，对约伯所做的传统性的“训导式”解说却使我倒了胃口，很快便对此书失去了兴趣。但我在这里面还是找到了慰藉，特别是在第九章的“诗篇”第三十页左右：“尽管我用雪水清洗了自己……但您却将把我投进烂泥坑里。”
后来，我的母亲和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总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事情并不是大家看到的那么简单，相反，我是为这秘密而冥思苦想。在这种时候，什么事都不做，内心是奇异地心安理得和平静。它总会这样或那样地使我从我所有的一切怀疑里挣脱出来。每当我想到自己就是石头，矛盾与冲突便停止了。“石头是没有不确定性的，也没有想沟通的冲动，千百年过去了依然一成不变”，我会想道，“而我只是一种会消逝的现象，爆发成各种各样的情感，就跟火焰一样，很快地亮了起来，然后便熄灭了。”我不过是我的各种情感的总和，而我身上的那个“别的”却是那不受时限的、永不毁灭的石头。
那时候，父亲说的一切都让我深深地怀疑。每当我听到他做有关上帝恩惠的布道，歌颂上帝恩泽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起自己的体验。他所说的一切听起来是那么的陈腐和空洞，就像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一般，可能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我很想帮助他，可是我却找不到任何办法。此外，我还非常害羞，不敢和他讲述我的个人体验，也不想插手其他人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自己的年纪太小了，并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另外我又非常害怕使用“第二人格”给了我以启示这种权利。
一直到我十八岁以后，我和父亲进行了许多讨论，在私下我希望能够让他懂得有关上帝恩惠的奇迹，从而使他减轻内心的痛苦。我深信，如果他能够和我一样严格地执行上帝的旨意，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我们的讨论最终都会以十分不愉快的方式收场。这些讨论经常会刺激到他，他也因此会更加伤心难过。“胡说八道！”他总是习惯性地说，“你总是在想，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而是要去相信。”我就会接着想：“不对，一个人必须经历过了才会懂得和相信。”但是我的嘴里却说着：“那请把这种信仰给我吧。”听到我这么说，他就会耸耸肩膀，万般无奈地离开。
我开始交起朋友来了，那些孩子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出身平凡又害羞的腼腆的男孩子。我的学习成绩也慢慢好起来了。在之后的几年，我甚至还一度名列前茅。然而，我观察到，成绩低于我的同学开始嫉妒我，他们想抓住每一次机会来超越我，这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讨厌竞争，而且要是有人玩起太有竞争性的游戏，我就会拒绝加入。从那以后，我的成绩一直排在班里第二名，这样我觉得开心多了。学校的功课也开始让我觉得很烦躁，因为我并不想通过竞争去取得所谓的胜利。有几位老师对我表示了信赖，这些人让我至今都满怀感激。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想起了我的一位拉丁语老师。他以前是一位大学老师，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碰巧，我在六岁的时候在我的父亲的教导下开始学习拉丁文。于是这位老师就不让我坐在班里听课，他经常带我去大学的图书馆。有时候他有事情，就让我去帮他借书。我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便一头扎进书里读了起来，甚至在回去的路上也尽可能地把时间延长。因此，我给老师们留下的印象大多都是既蠢笨又狡诈的。学校一旦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他们首先会想到我，我也习惯了做这个被怀疑的人。比如同学吵架，我就会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挑动者。其实只有一次我卷入了吵架之中，也是因为那一次，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身边的同学有一部分是对我怀有敌意的。有七个人甚至埋伏起来等着我，忽然间向我攻击。那时候我十五岁，长得又高又壮，并且脾气很暴躁。我忽然间发起怒来，抓住其中一个男孩的双臂，把他甩得团团转，用他的两条腿把其他几个人打倒在地。老师们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貌似受到了某种惩罚。但我觉得那是十分不公正的。从那时候起，再也没有人理我了，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招来敌人并被人不公平地对待这件事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我因之而受到指责的每一件事刺激了我，不过我却无法否认对我的这些指责。我对自己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而我所知道的这一点儿又是如此矛盾重重，扪心自问，我实在无法否认任何的指责。说实在的，我总有一种负罪感，并意识到有实质性的和潜而未发的种种过失。由于这种原因，我对别人的责备就特别敏感，因为所有这些责备都或多或少地击中了我的要害，点到了我的痛处。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做被指责说做了的事，但我还是感到，我是有可能会做这种事的。我甚至还列了一张表格，上写着种种托词，以备万一我被指责做了什么事。要是我确实做了什么错事，我便确实感到如释重负。这时候，我至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心有愧。
很自然的，我会通过外表的稳重感来弥补我内心的不安。或者换句更好听的话，不用我的意识去干涉，缺陷会自己弥补好自身。也就是说，我发现自己是有错的人，但是同时却希望自己清白无辜。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早就知道自己是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其中一个是我父母的儿子，这个人上学读书，不怎么聪明，专心致志，学习用功，比许多别的男孩穿得整齐干净；另一个是个大人——实际上是个老人——多疑，不轻信，远离人世，但却接近大自然，接近地球、太阳、月亮、天气、一切生物，但最主要的是接近夜晚，接近睡梦，接近“上帝”直接作用于其身上的各种事情。这里，我把“上帝”放在了引号之内。因为就像我一样，大自然虽然是上帝所创造并以此来表达他自己，却被他作为非神圣的东西而搁到了一边。谁也说服不了我，说“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只用到了人的方面。实际上，在我看来，高山河湖、花草树木及各种动物远比人更能体现出上帝的本质，而人却身穿各种古怪可笑的衣服，内心卑鄙，爱慕虚荣，假话连篇，自私自利得可憎——所有这些特色，就是第一个人格。据 1890 年的一个学生看来，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除了他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就像一个神殿，每个进到里面去的人都得到了改造，并由于在幻觉中见到了整个宇宙而突然深受感动，因而只能惊叹赞美不已，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在这里居住的是“另一个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隐了身的、具有人格的，但同时又是超乎人格的秘密。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与上帝分隔开来。的确，这就如同人的心灵与上帝一起俯瞰大千世界一样。
我在这里一句一句展示的，是我当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某种东西，但是我却以一种压倒一切的预感和强烈的感情而感觉到它的存在。在这种时候，往往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才能慢慢地进入这种状态。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配得上称之为一个人，配得上“自己”这个称号。因此，我追求这“另外一个人”，其实是第二种人格的安静与孤独。
我的整个一生都贯穿着第一种人格和第二种人格两种力量的作用和反作用，但这却与“分裂人格”或者与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没有任何关联。相反，在每一个人身上，它都会发生，尤其是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身上。因为宗教一直以来都是提倡人的“内在性”，这其实就是第二种人格。总览我的一生，第二种人格具有巨大的、重要的作用，而我总是尽心尽力地为从内心深处走来的我腾地方。第二种人格是一个典型性的形象，但是只有极少的人才会观察到，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知晓。
教堂逐渐变成了一个让我备受煎熬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人竟然敢大声地讨论上帝，讨论他的旨意和行为的布道。我忍不住想要说：这非常无耻，会众被劝诫说，他们应该有那些感情并且相信这样一种秘密：我知道，这种秘密就是最深奥的，它是深藏于心的，它是一种无法用简单的词汇表达的东西。但是从这些人的行为中，我能得到的结论是：没有人会懂得这个秘密，甚至连牧师也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人敢于在公众面前泄露上帝的神秘，敢于用那些陈词滥调和多愁善感的话去亵渎这些无法言传的感受。除此之外，我坚信，用这种方式接近上帝是错误的，因为从我自身的经验可以知道，这种恩惠只赐予那些毫无保留地执行上帝意志的人。这一点也是从布道坛上说出来的，但向来总是假定，启示的做法能使上帝的意志变得明白易懂。另外，对我来说，这反而成了一切事情中最含糊和最不可知的东西。对我来说，它似乎成了一个人的责任，就是每天去探讨上帝的意志。我没有这样做，但我敢肯定的是，一旦这样做的急切理由出现时，我便会去做。第一人格占去我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它经常使我觉得，宗教戒律正被用来代替上帝的意志——这实在使人出乎意料，十分使人吃惊——其唯一目的，就是免去人们理解上帝的意志的必要性。我的怀疑变得日甚一日了，而我父亲的布道词及其他牧师的布道词对我来说则变得极为令人难堪了。我周围的人们似乎把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认为理所当然，从它里面散发出来的浓厚的含糊其词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动一下脑筋便囫囵吞下所有这些矛盾百出的说法。如上帝是万能的因而预见了所有的人类历史啦，他确实创造了人类，尽管他禁止他们犯罪甚至要以地狱之火而永世惩罚他们，但人类还是不得不犯罪，等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魔鬼在我的思考中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在我看来，魔鬼不过是一条被一个强有力的人用铁链锁起来的看门狗而已。对于这个世界，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神。而且我清楚地知道，上帝是十分可怕的。每当我听到父亲在其富有感情的布道词中提到“仁慈的”上帝，赞扬上帝爱人类并劝导人们对上帝报之以爱时，我的怀疑和不安便增强。“他确实懂得他正谈论着的事情吗？”我怀疑道，“他会把我，他的儿子，像以撒一样，用刀杀死以做人的献祭吗？或者，他会把我送交一个不公正的法庭，把我像耶稣那样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不，他做不到。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是执行不了上帝的意志的。这种意志，正如《圣经》本身所表明的，会是极为可怕的。”事情对我来说变得很清楚，当人们受到劝诫，要他们首先服从上帝而不是人时，这种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和无心地说出来的就是了。很显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上帝的意志，要是我们知道，我们便会敬畏地对待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了，便会只是出于对威力无穷的上帝的单纯害怕而这样做了，因为上帝是能够把其令人可怕的意志强加在孤立无援的人类身上的，就像他已经强加在了我身上一样。假装知道上帝意志的人中有谁能预见到他已驱使我做了什么呢？在《圣经·新约》里，不管怎样，都没有什么类似的事。《圣经·旧约》中，特别是《约伯书》，在这方面本可能使我大开眼界，但可惜那时候我对之却不够熟悉。当时我正在接受坚信礼，但我在其中也没有听到过这类的教导。其时，当然提到过敬畏上帝，但这却被认为是过时了的，是“犹太人的”，而且很久以前就被上帝之爱与仁慈的《基督福音》所取代了。
我年幼时候的种种体验的象征性，以及那种形象的粗暴使我万分沮丧。我深陷其中，自问道：“到底是谁那样说的呢？是谁这样的不要脸，这样的不知廉耻地展示阴茎，还要在神庙之中？是谁让我觉得，上帝就是用这种令人讨厌的方式毁掉了教堂呢？”最后，我自问，难道这都是魔鬼干的吗？一定是上帝或者魔鬼，对此我不曾怀疑。我肯定的事情是，虚构这种思想和形象的并不是我自己。
以上的事情就是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体验。它们让我恍然大悟：我必须要担负起责任，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我碰到了问题，我必须亲自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又是谁把这个问题强加到我头上的呢？对此没有人能够解答。我深刻地知道，只有我自己在内心的最深处，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我知道在上帝面前只有我一个人，并且知道上帝单独就这些可怕的事情来询问我。从一开始，我就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仿佛我的生命是命运给予我的。这使我内心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尽管我从来无法对自己证实它，它却向我证实了它自己。我没有拥有这种肯定性，它却拥有了我。谁也夺不走我的这种信念：我被责成去做上帝要我去做的事而不是去做我想做的事。这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敢于自行其是。
我往往有这种感觉，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上，我不再是处于众人之中，而是单独与上帝在一起了。而当我处身“彼处”，不再是孤独一人时，我便处身在时间之外了，我属于好几个世纪，而彼时作出回答的他便是那向来就存在的，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他。永远存在的他就在那儿。与“另一个人”的这些谈话是我最为意味深长的体验，一个是流血之战，另一个是至高无上的心醉不已。
我没有办法和任何人讨论这些事情。大概除了我母亲之外，其他的任何人也不能够告诉我什么。我只有把母亲作为倾诉的对象。她似乎也像我自己那样，沿着有点相似的思路思索着。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在交谈之中，她并不是我的对手。因为，她对我的态度主要是一种仰慕，而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把这些思想放在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当然，这也是我十分愿意做的事情。我独自一个人做游戏，做白日梦，独自在林中漫步，享受着只有我一个人的秘密世界。
在我看来，我的母亲是一个十分仁慈的人。她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阿尼玛式的温暖。她的饭菜做得特别好吃，她对于周围的人也十分友善且生性活泼随和。她的个子很高，非常丰满，总是耐心地倾听别人讲话。她非常喜欢聊天，一旦说起话来就控制不住，话语就像是泉水那样潺潺不断。她有一种显然的文艺天赋，情趣高尚并有一定深度。但是这种天赋却从未能适当发挥，而一直深藏于一个仁慈、肥硕的老妇人的外表之下。她极为好客并十分幽默。她保有一个人所必须具有的所有传统性观点，但在无意之中，她的个性有时便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这种个性出人意料地有力：一个城府很深、脸相威严的人物，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性，而且做事毫不犹豫。我确信她拥有两种人格，其一是不抱恶意并富有人性，其二是神秘诡谲。这另一种人格只是不时地有所显现，但每次显现都出人意料，使人害怕。此时，她便会像自言自语似的说起话来，但她说的话却是针对着我并往往击中要害，于是我便吃惊得闭嘴不语，一声不吭。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时我大概只有六岁。那时候，我们的邻居特别有钱。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那个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另外两个则是妹妹。他们是从城里过来的人，所以他们经常盛装打扮，这让我觉得古怪又可笑。特别是在星期天，他们脚上要穿着亮亮的皮鞋，身穿带有白色褶边的衣服，手上戴着白手套。甚至在上学的时候，这几个小孩也被收拾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油光水亮。他们喜欢摆出他们所喜欢的架子，与我这个穿着皱巴巴的裤子、脚上的鞋子破了几个洞、双手肮脏的粗鲁倔强的男孩子隔得远远的。我母亲进行比较后对我的训诫使我极为恼怒：“嘿，你瞧那些漂亮的孩子，多么有教养和彬彬有礼啊。看看你的举动，真像个小傻瓜。”这种训诫使我感到受了侮辱，于是我便决定给那个男孩一顿痛打。我也确实这样做了。他的妈妈气坏了，急忙赶到我家，就我的暴力行为大吵大闹了一场。我母亲可吓坏了，教训了我一场，而且声泪俱下，说话时间之长和感情的激动是我以前所没听过和没见过的。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过错，相反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却感到很高兴，因为在我看来，我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村子里这位陌生人所造成的不协调的情形作了补救。我对母亲的激动深为慑服，于是便带着负罪感退回到我家那架古旧的钢琴后面，在那桌子旁，开始玩起我的那些砖头瓦块来。好一阵子，房间里一片寂静。我母亲像往常那样，坐到了她那靠窗的座位上打起毛衣来。然后我便听到她低声自言自语起来，从偶尔听到的一些话里，我听出她是在想着这件事，只不过现在却是另一种观点了。突然间，她大声说起话来：“当然了，一个人绝不应该生那么一大堆狗崽子啊！”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说那几个“沐猴而冠”的人。她最喜欢的兄弟是个猎人，他养了好多狗，并且总是口不离养狗啊、杂种狗啊、纯种狗啊及狗崽子之类的话。使我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是，我意识到了，她也认为这几个令人作呕的小孩是些劣种的小狗，因此，对于她给我的责骂，我实在不必按表面的意思来看待。但是在那种年纪，我也知道必须完全保持冷静而不应洋洋自得地表露出来：“您明白，您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她会愤慨地批驳这种想法说：“你这个令人讨厌的孩子啊，你怎么敢自称知道有关你母亲的这种事呢！”从这件事里，我得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一定有过更早的、性质相似的体验，只不过我现在记不起来就是了。
我现在说起的这件事情，是因为在我对于宗教的怀疑日益加深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显示了我母亲的两重性格特征。有一天，我们围桌而坐的时候，谈话转到了某些赞美诗的曲调的单调沉闷上来，席间也提高了修订赞美诗集的可能性。说到这里，母亲喃喃低语：“啊，我亲爱的孩子，你在诅咒至福。”就像过去一样，我假装没有听到这些话，并且避免自己高兴地尖叫起来，但是我还是感觉我胜利了。
我母亲的两种人格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小时候，我经常做那些有关于她的噩梦。白天，她是一个温柔可爱的母亲，但是一旦到了晚上，她就显得那么不可思议，让我觉得害怕起来。那时候，她就像那些预言者一样，但是人又是一种特别奇特的动物，就像在熊穴里的一个女祭司，古老而又残酷无情，就如同真理和自然般的无情。那个时候，她就是我叫作“自然精神”的代表。
我也有这种尚古的天性，而在我身上，它又和我的某种天赋紧密地联系起来，虽然这并不总是让人感觉到非常开心，可是足以让我把人和万物按照他们基本的性质来看待。在这里或在别处，当我不想承认知道某一事但在心底里我却十分清楚事物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时，我便乐于让人欺骗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像是一只狗——你可以欺骗它，但它最后却总能闻出被藏起的东西来。这种“洞察力”是基于本能的，或者说是基于与其他人进行“神秘的分享”的基础上的。它就像另外一只“背后的眼睛”在观察着一切非个人的体验行为。
直到后来很晚的时候，我才清楚地知道了这些事情。当时，有一些特别古怪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比如，我会对一个我并不认识的男人的生活了如指掌，还能够详细地叙述出来，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妻子的一个朋友的婚礼上，之前我并不了解新娘和她的亲人。在宴会上，我坐在一个长着长长的头发的中年绅士的对面，有人说他是一位律师。我们两个人热烈地讨论犯罪心理学的问题。为了解答他提出的一个相当专业的问题，我编造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非常曲折，其间又润饰了各种细节。我正讲得带劲的时候，正在聆听的中年男子脸上出现了十分古怪的表情，而且同桌的人也都纷纷停止了谈话，惊讶地看着我。我感觉尴尬极了，于是便停止说话。感谢上天，正好到了饭后甜点的时候，我赶紧站起来走到休息室，找到一个角落点起一支雪茄，尽力思索到底出了什么差错。这时候，跟我同桌吃饭的一个客人走了过来，带着一脸责备的神色问道：“您怎么犯了这样可怕的不慎重的过失呢？”“不慎重？”“对啊，就是您讲的那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全是我编造的啊！”
让我感觉到惊诧和可怕的是，我讲的正是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的事情，准确得连所有的细节都没有一点偏差。就在这时，我忽然间发现，对于我刚刚编的故事，我竟然一句话都想不起来了——甚至是到现在，我都想不起来当时的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在《自我启示》（ Selbstschau ）里，佐克描述了相似的一件事：有一次，在一个小旅店里，他竟能够揭发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说他是个贼，因为在他内心里的眼睛，看到了这次偷窃的全过程。
在我的一生之中，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忽然知道了之前一无所知的事情。这种知识就像是我自己的观点那样跑进我的脑海里。我的母亲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她有时候会对自己说话，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它就像是掌握着一个绝对权威的声音，这个声音所说的事情与情境一丝不差。
在我母亲看来，我的智力远远超出了我的年纪，于是她经常像对待大人那样对待我。而且，一切她不想和我父亲说的事情，她都会和我说，因为她早就把我看作她的密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和我全盘托出。就在我大约十一岁时，她透露了与我父亲有关的事，这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绞尽脑汁，最后终于决定，我必须跟我父亲的某个朋友磋商磋商，我从旁人的口里听说过这个人，他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我没跟母亲打招呼，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便进了城，到这个人家里造访。给我开门的女仆说这个人出门了不在家。我既失望又沮丧，于是便转身回家。但也许正是出于上天的恩惠，他才没有在家的。不久之后，我母亲又提起了这件事，而这一次，她给我描绘的却是与上次十分不同且温和的情境，于是整个事情便烟消云散了。这使我深有感触，于是便想道：“你竟相信这件事，你可真是个大傻瓜，你愚蠢地信以为真差点弄成了灾难。”从那时候起，我便决定把母亲说的话一分为二地看待。我对待她的信任是有所保留的，而这就是阻碍我把我的内心深处的秘密告诉她的缘故。
但是偶尔又会有这种情景，她的第二人格不请自来，于是她在这种情形下所说的一切都变得万分真实，这令我感到颤抖不已。要是我的母亲就此不变，一直保持这样，那我就可以有一个不错的交谈的人。
至于我的父亲，情况是完全相反的。我本来是十分乐于把我在宗教上遇到的麻烦事摆到他面前的，但是我却不能够这样做，原因是我在事前就知道他会出于对本职工作的尊敬而不得不做出违背本心的回答。我对此所作的假设的正确性不久之后便得到了证明。我父亲亲自对我进行有关坚信礼的教导，这使我厌烦得要死。一天，我随便地翻着教义问答，希望找到除了读来感伤、往往难以理解且枯燥无味的对我主耶稣的描述的某种东西。我偶然翻到了有关三位一体的那一段。这里面有些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体性同时又是三位性。这个问题迷住了我，原因是它有着内在的矛盾性。我如饥似渴地等待着我们触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当我们进行到那里时，我父亲却说道：“我们现在翻到三位一体处了，不过我们跳过去算了，因为我自己对此确实也是一无所知。”我敬佩我父亲的诚实，但另一方面，我却感到甚为失望，于是便自言自语道：“问题就摆在这里了，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并且不屑对之加以思考。那么我还能和他说些什么呢？”
我试着在某几个我认为善于开动脑筋的同学中试探了一次，结果却是白费心机。我呼唤不起他们任何积极的反应，甚至还起了反作用，他们麻木不仁地要我不要胡思乱想。
尽管十分厌烦，我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信任，这种态度非常合我父亲的胃口，我都做好了领取圣餐的准备，对此我给予最终的希望。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纪念性质的聚餐，某种对于我主耶稣的周年性纪念活动而已。
耶稣是在一千八百六十年前离开人世的。尽管这样，他却遗留下了某些暗示性的话，如，“拿起来吃吧，这就是我的体”。其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吃圣餐面包时，应觉得像是吃他的体，而这说到底，是他的肉。同样，我们要喝的葡萄酒原是他的血。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明显不过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便把他结合进我们的身体里去了。这在我看来实在荒谬得难以置信，于是我便肯定地认为，在这种行为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极大的神秘，而我是乐于在领圣餐过程中参与这一神秘的。对于圣餐，我父亲似乎评价极高。这样真的是皆大欢喜。
像习惯的做法那样，教会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做了我的教父。这是一个友善而沉默寡言的老人，他从事车轮制造工作。在他的工厂间，我常常站着看他摆弄车窗和手斧的高超技巧。现在，他走过来，因为穿着大衣和戴着高高的帽子显得那么的肃穆。我被他带进教堂，而身穿我所熟悉的教袍的父亲此刻正站在祭坛的后面，念起礼拜仪式上的祈祷文。在铺着雪白的白布的祭坛上放着几个大碟子，里面放满了一小片一小片的面包。我看得出来，这面包是从我们那位面包师那里弄来的，他所烘制的各式面包在味道上来说是淡而无味的。酒从一个大白锡酒壶斟进一个白锡杯里。我父亲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口酒——我知道这酒是从酒店买来的——然后便把杯子递给其中的一个老人。所有这几个人都站得笔直，脸上神情严肃正经，但在我看来却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心急如焚地继续看着，但看不出也猜不透在这几个老人身上会出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其气氛也像在教堂举行的所有其他仪式如洗礼、葬仪等一般无二。它给我的印象是，这里、这时所举行的仪式是合乎传统且是正确的。我父亲也只是关心按照规定从头到尾执行这一仪式，而他加重语气念出的和说出的一些合宜的话也同样是这一规定的一部分。对于耶稣死去到现在已过去了一千八百六十年一事却不置一词，而在其他所有纪念性宗教仪式中，耶稣去世的日期却是着重点明的。我看不出有什么伤心或快乐之处，与对之加以纪念和庆祝的这个人的非同寻常的重要性相比，我觉得这次圣餐从每个方面来说都是贫乏无味的。与世俗的宴会更是无法比拟。
忽然间，轮到我了。我把面包吃了下去，就和我想象的一样，淡而无味。至于那酒，我只是小饮了一口，味道既淡又酸，显然不是上等酒。接着而来的是最后的祈祷，仪式结束后人们鱼贯而出，既不神色消沉，也不快活得红光满面，而是一脸“嗯，就是这样”的神色。
我与父亲一起步行回家，心里深深意识到我正戴着一顶黑色的新呢帽，穿着一件黑色的新礼服，这件衣服已经开始变成我的大衣了。这是某种加长了的夹克，在臀部分开成小小的两翼，在这两翼中间是一个口袋的开口，我可以在口袋里塞上一条手绢——这在我看来是个已长大成人、男子气十足的表示。我觉得在社会地位上得到了提高，而这便意味着自己已被接纳进男人的社交圈里了。那一天是星期天，当天晚饭的饭菜也比往常显得更丰富。我可以整天穿着这件新衣到处走来逛去了。但在别的方面，我却感到心里空空的，不知道自己有何感觉。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渐渐恍然大悟：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已经到达了宗教引领的制高点，本来以为会发生点什么事情，结果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知道，上帝是不会给我启示那非同小可的事情的，比如说大火或非尘世的光明之类的事情。但这次的仪式却见不到丝毫上帝的形迹，至少对于我是这样。当然了，谈到过他是肯定的，但这只不过是停留于口头上的话。在其他人那里，我看不出有什么极大的绝望、无法抑制的兴高采烈和天恩的大量赐予，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上帝本质的构体。我细察不到“内心交流”“结合”“与……变为一体”的丝毫迹象。与谁呢？与耶稣吗？但他却不过是个在一千八百六十年前就已经去世的人啊。为什么要与他结合成一体呢？人们称呼他为“上帝之子”——因此他只是半神，跟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没什么两样。那一个普通人怎么能与他结成一体呢？这就叫作“基督教”，但它却与我所知道的上帝毫无关系啊。另外，很清楚，耶稣这个人，的确与上帝有关系，他在客西马尼和在十字架上曾感到过绝望，因为他一向教导人们说，上帝是个仁慈可爱的父亲。那时，他一定也看到了上帝的可怕。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淡而无味的面包和酸人牙齿的葡萄酒来进行这种可恶的纪念性礼拜，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慢慢地我才弄明白了，这种交流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种毁灭性的体验。它证明这是空空洞洞的，而且远不止此，它还证明这是一种完全的失败。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参加这种仪式了。“啊，这根本不是宗教”，我想道，“这里没有上帝，教堂是一个我不应该去的地方。那里没有生命，那里有的只是死亡。”
对于父亲，我忽然间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特别强烈的怜悯之心。我忽然间明白了他的职业和生活的全部都是悲剧性质的，他为之奋斗的是一种存在性极其强大的、无法承认的死亡。我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深渊，我根本找不到在上面架起一座沟通桥梁的任何可能。我那亲爱而慷慨的父亲过去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让我自主，并且从来不强迫我服从于他。而这一回，我可不能把他推入这种绝望和渎圣罪之中啊。因为要有此感，就得有过上天的恩宠的体验才行。只有上帝才能这样做，我可没有这样的权力，那将是不人道的。我觉得，上帝是不人道的，这便是他的伟大性，一切人世的事情都妨碍不了他。他是仁慈的，又是可怕的——二者同时存在——因而是一种很大的危险。而每一个人为了拯救自己，自然便竭力躲避这种危险了。人们只是单方面地依恋其爱和仁慈，但因为恐惧，他们就必定会成为诱惑者和毁灭者的牺牲品。耶稣同样也注意到了这个，因而他说：“主啊，指引我们，使我们不受诱惑吧。”
我与就我所知道的教堂和人类世界达成了一致的感觉被彻底摧毁掉了。在我看来，我已经遭受了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我所设想的构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唯一有意义的整体宗教观瓦解了，即我不可能再分享这普遍的信仰的欢乐了，而是突然觉得自己卷入到某种不可表达的事情之中，卷入到我那秘密之中，而这种情形我却无法与任何人分享。这是很可怕的，而且还是最糟糕的、卑劣的和可笑的，是魔鬼对我的愚弄。
我开始陷入沉思：对待上帝，一个人到底应该怎么做？关于上帝以及大教堂的想法并不是我发明的，我在三岁的时候所做的梦就是这样的。一个比我的意志更强大的意志把这两者强加到我的头上。难道我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吗？还是让自然来承担这个责任呢？但是要把一切都算到魔鬼的头上则更加无济于事，因为它本身也是造物主的意志而已。只有上帝才是实在的，他消除了地狱之火不可言说的恩赐。
至于圣餐仪式的失败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是我自身的失败吗？我特别认真地做了充分的准备，也希望那天能够得到天恩和顿悟的体验，哪怕是一次也好，可是就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上帝并没有到场。由于上帝的缘故，我突然发现自己现在已经与教会隔断了，跟我父亲及其他任何的信仰隔断了。只要他们所有人仍代表着基督教，我就永远是个局外人。这种认识使我很伤心，并使我入大学前的那些年月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我开始转向我父亲那个表面看来书并不多的图书室，来寻找与上帝相关的各类图书，那时候这个图书室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开始的时候，我只能找到那些述及传统观点的图书，但这并不是我想要寻找的对象，我要的是思想独立的作家所写的书。最后，我无意间发现了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这本书是1869 年出版的。这正是我需要找的东西，他就是那种有独立思考的人，在书中他明白无误地提出了个人的观点。书中的观点让我有所感悟，宗教是“一种精神信仰的行为，这种行为存在于人所建立的与上帝的关系之中”。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觉得宗教是上帝作用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这是一种上帝单方面的行为，我只能够屈从，因为上帝是强者。我的“宗教”不承认任何人和上帝的关系，有谁能和上帝那样的、人们知之甚少的东西产生关系呢？因此，我必须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上帝，和他建立起一种关系。
在比德曼的书中“上帝的性质”那一章节里，我发现，上帝自己也具有“可以按照类似与人的自我来加以理解的人格：包含整个宇宙的、独一无二的、完全超尘绝俗的自我”。
对于《圣经》，据我所知，这一定义是合适的。上帝具有一种人格，他是宇宙的自我，就像是我的心灵和肉体存在的自我是一个样子的。但是在此，我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阻碍。说到底，人格是有点意味着个性的东西。是啊，个性并非是模棱两可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含着特殊的属性，但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他怎么会具有一种可以加以区分的个性呢？要是他确有一种个性，那么他只能是一个主观的、受限的世界的自我而已。那他能够有何种个性或哪一类人格呢？一切都取决于这一点，因为除非一个人能够知道这个答案，否则他便无法和上帝建立起联系来。
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抵制感，抵制按照自我的方式进行推测并加以想象上帝的人格。在我看来这是非常狂妄的，要是还不算是彻头彻尾的渎圣的话。我的自我在任何情况下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难以把握的。首先，我知道，它具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方面，即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其次，在这两个方面里，我的自我是极为有限的，受制于自我欺骗、错误、心绪、感情、冲动和罪孽的各种可能性。这种情形所遇到的失败要远多于胜利，它是幼稚的、爱慕虚荣的、自私自利的、轻视他人的、贪婪的、要求别人的爱的、不公正的、敏感的、懒惰的、不负责任的，等等。使我大失所望的是，它缺少我所羡慕和妒忌的别人身上所具有的那许多的美德和才华。这怎么可能与我们设想的上帝的性质进行比较呢？
我急切地找寻上帝的其他特征，最终将它们全都列出来了，根据我从坚信礼中所得到的教导来看，其方式也为我所熟悉。我发现，按照第 172 条所叙述的，“上帝的超尘绝俗最直接的表达：第一，是否定性的，他不为人所见，等等；第二，是肯定性的，他居于天堂之上，等等”。这简直是一个灾难性的发现，因为在我的脑海中立刻就出现了对上帝想象的亵渎，这种想象是上帝直接或者间接强加到我的意识中的。
第 183 条告诉我，“上帝的超世绝俗相对于道德世界来说”就在于他“公正无私”，这种“公正无私”不单是从“法律”意义而言的，而且是“其神圣本质的一种表现形式”。我本来希望，这一段能谈到给我带来了这许多麻烦的上帝的阴暗面的某些东西：他的喜欢报复性、他那给人带来灾难的愤怒、对利用其全知全能来创造的造物的不可理解的行为；由于他那全知全能，对其造物的种种缺陷一定也是深有所知的，但他却以把他们引入歧途为乐，或至少是以考验他们为乐，尽管他早已知道他所做的考验的结果了。的确，上帝的个性是什么呢？有这种行为的一个人我们该怎样说呢？我实在不敢把这个问题一直想到底。然后，我又读到，尽管上帝“本身即已自足且除本身之外一无所求”，但他还是“出于自己的满意”而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作为一个自然界，他用自己的仁慈来充实这个世界；而作为一个道德世界，他则希望以自己的仁爱来充实它”。
一开始，我对令人无法理解的“满意”一词再三考虑。对什么满意或者对谁满意呢？很明显是对于这个世界，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杰出的。但这一点正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部分。世界是无限美丽的，但同时它又是十分恐怖的。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人口很少，也没有多少事情发生，年老、疾病和死亡比起别的地方来，人们体会得更深刻，在细节上更具体也更显眼。那时尽管我还没到十六岁，我已看到了许许多多人和畜生生命的现实，而在教堂和学校里，我则听到了足够多有关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腐败的事。上帝最多只能对天堂感到“满意”，但那时他已处心积虑，为使天堂的荣耀与欢乐不要为时久长，便在其中安放上那条毒蛇，即魔鬼。他对此也觉得满意吗？我肯定的是，比德曼并没有表示这样的意思，他只是以进行宗教教导所特有的粗心大意的方式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他连他自己写的全是废话甚至也觉察不出来。正如我所看出的，假定上帝不管怎样，他旨在创造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一个一种造物吞噬另一种造物的世界，以及一个生命只意味着有生就必有死的世界，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然而他大概在人和飞禽走兽的这种不应得的痛苦中并不感到有任何此种残酷的满意感。“奇妙的协调”或自然法则在我看来更像是通过可怕的力量来制服的一团混乱，而沿着其早已确定轨道运行的“永恒的”星空则显然更像没有轨道或意义的、各种天体乱飞乱撞的一大堆东西。因为没有人能真的看得见人们所谈论的各种星座，它们只是单纯的存在着的图形而已。
上帝以其仁慈充溢着自然界，我对此充满怀疑并且不理解。这明显又是只许相信而不许以理性揣度的“正确”观点之一。如果上帝是“至善至美”的，那么他所创造的世界为何如此不完美，为何如此腐败、如此可怜可叹？“显然这是因为它受到了魔鬼的感染并被投进了混乱之中。”我只能这样宽慰自己。但是魔鬼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啊。我只要去寻找那些有关于魔鬼的书。我再次打开了比德曼的那本书给我心中的这个问题寻找答案。但最终我还是一无所获，这看起来十分糟糕。这本有关于教义的、沉重的巨著不过是出自想象的一些胡话，而且它是一个骗局或者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愚蠢之作，他这样做的方式我早就司空见惯了，但是这次我深深地愤怒了，并且感到特别失望。
但是我相信，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刻，一定会有一群和我一样寻求真理的人，他们进行理智的思考，不希望自欺欺人并且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或者说是我母亲的第二个人格，忽然间开门见山地说：“这些日子你一定得读读歌德的《浮士德》啊。”我们家正好有歌德集的某种版本，于是我把《浮士德》找了出来。它像一种产生奇效的奇香那样沁入我的肺腑。“这里”，我想道，“终于有某个严肃地把魔鬼加以对待甚至还与他订下可怕契约的人啦——是与具有能力挫败上帝的计划并使世界臻于完美的敌人订下契约的人。”我对浮士德的行为感到惋惜，因为照我的看法，他不应该那么片面，不应该那么易于上当受骗。他应该更为聪明，更有道德才对。他那么毫不在乎地拿自己的灵魂打赌是多么幼稚啊！浮士德很明显是有点儿空谈。我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该书的分量和意义主要在于靡菲斯托弗里斯（魔鬼）这一方面。要是浮士德的灵魂果真进了地狱，那也不会使我难过，他是罪有应得啊！我并不喜欢末尾处“魔鬼受骗”的做法，因为说到底，靡菲斯托弗里斯一直是很了不起的而不是个愚蠢的魔鬼，而他被傻里傻气的小天使所骗，这对他来说也显得不合逻辑。在我看来，靡菲斯托弗里斯是在一种十分不同的意义上被骗的：他没有得到他曾被答应过能获得的权利，因为浮士德，这位显得没有什么个性的家伙把他这一骗局一直进行到来世。不可否认，到了那时，他那幼稚便显露出来了。但正如我所理解的，他是不配享受洞悉那伟大的、神秘的指引的。我倒是愿意让他尝一尝那炼狱之火的滋味。就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在靡菲斯托弗里斯方面，他的整个形象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此外，我模模糊糊地觉得，他还与各种本源的神秘有联系。不管怎样，靡菲斯托弗里斯及末尾处的上帝的指引，对我来说一直是接近我那意识世界的边缘的一种奇妙而神秘的体验。
最终，我证实了这一点，曾经有过或者一直有这样的人，他们理解邪恶以及其具有的无穷威力，还有就是——这是更为重要的——在使人从黑暗和苦难中解脱出来时它所起的神秘的作用。在我的心中，歌德就是这样一个预言者。但是我却不能原谅他通过单纯的诡计，通过小施欺骗便把靡菲斯托弗里斯打发掉了。对我来说，这太富神学气了，太轻率了，也太不负责任了。我深感遗憾的是，歌德竟也堕落到使用这种狡猾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使邪恶变得无害。这显得有些虚伪。
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还知道，浮士德也算是个哲人，尽管他十分厌恶哲学，但是非常明显，他还是从哲学中学到了对真理采取坦率的态度。时至今日，对于哲学我知道的还是非常少，于是一个新的希望就地产生了，我想，也许我现在苦思冥想的这些问题有的哲学家也曾经想过，他们会给我一些启示。
我父亲的图书室缺少哲学方面的著作，因为这些哲学家是以思考为基础的，因此常常被大家当作可疑的人。因此我只好满足于克鲁格的《哲学科学通用词典》了。此书是一本 1832 年的再版书，我一头钻进了有关上帝的条目。
使我很不满意的是，它对于“上帝”（God）这个词作词源性的解释，说这个词“不可争辩地”源自“善”（good）这个词，意指“最高的存在”（enssummum）或“完美”（perfectissimum）。它继续说道，上帝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上帝观念的固有性也是无法证明的。然而后者在人的方面却是先存在的，如果不是在实体性上有任何潜在的存在的话，在任何一种情况中，我们的“智力”一定“在其有能力生发出如此崇高的一种观念前就已发展到了某种程度”。
这种解释实在让我瞠目结舌。这些“哲学家们”到底出了什么差错？我实在感觉很奇怪。显然，他们对于上帝的了解也都是道听途说。可是，他们又和神学家不同，相对于哲学家，神学家是相信上帝存在的，尽管他们自己的表述矛盾重重。词典编辑者克鲁格在表达自己意图的时候一直在绕圈子，但是人们还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得出了结论：他是极为相信上帝的存在的。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呢？为什么要伪装呢？仿佛他确实认为，是我们“生发出”了上帝的观念，而要这样做首先就得达到某一发展水平。就我所知，甚至赤身裸体地在原始森林里四处游荡的野蛮人也有这种观念。而他们肯定不是“哲人”，不会坐下来“生发出上帝的观念”的。我就从未生发出过有关上帝的观念。当然，上帝是无法加以证明的。比如说，一个蚀衣蛾吃的是奥地利产的羊毛，但是它怎么能够向别的蛾子证明奥地利是存在的呢？上帝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证明。我是怎么得出有关上帝的确实性的呢？人们告诉我各种各样有关他的事情，但我却什么也不相信，没有一件事能使我心悦诚服。我的观念并不是从那里来的，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什么观念——就是说，不是从思考中得出来的。它并不像是想象有某种事情，经过思考而得到确认，然后便对之加以相信。比如说，有关我主耶稣的一切我向来都有所怀疑，从来不相信，尽管这给我的印象远比上帝的还要深刻，因为上帝往往只是含糊其词地加以暗示而已。为什么我就得把上帝作为理所当然的呢？为什么这些哲学家们说上帝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他们生发出来的任意的假设呢？而实际上上帝的存在却极为易懂，易懂得就像一块砖头掉到你头上一样。
我忽然间醒悟过来，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上帝是最为肯定和最为直接的体验之一。说到底，我并没有捏造与那大教堂有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恰恰相反，它是强加在我身上的，我不得不以最恶意的方式来揣度它。随后那种活的、恩赐的、无法表达的感觉便降临在我身上。
因此，我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哲学家们肯定是哪里出错了，他们竟然认为上帝是一种假设，是可以探讨的，这样的看法看起来是这样的荒谬。我觉得极不满意的还有，这些哲学家们对于上帝的神秘行为既没有任何看法又做不出任何解释。在我看来，这些是哲学家需要重视的地方。因为这一问题，神学家肯定无法给出答案，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最为失望的是，我发现哲学家们显然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因此，我便将兴趣点转移到了另一个题目上面，也是关于“魔鬼”的词条。我们认为魔鬼一开始就是邪恶的，那我们便会陷入显然的自相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便会陷入二元论里。因此，我们最好假定魔鬼最初被创造出来时是一个善良的生物，只是由于骄傲才堕落了。然而，正如这一条目的作者所指出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被加以指明——这一假设预先假定存在有它企图加以解释的邪恶，亦即骄傲，至于其余的造物，他继续说道，邪恶的起源是“无法解释和无法说明的”——这对我便意味着：像神学家们那样，他并不想对此加以思考。有关魔鬼及其本源的条目也同样让人无法看懂。
我在此处所做出的叙述是我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发展变化的总结，这些思想在我头脑中长达数年之久，而且中间有很长时间的中断。它们只在我的第二种人格中才会发生，并且属于极其私人性的时候。我只能在没有经过父亲同意的状况下悄悄地利用他的图书室来进行探索。时不时地，我的第一人格公开地阅读格斯塔克的各种小说，以及译成德语的英国经典小说。这时我也开始读起德国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些经典作品。在学校里，这些作品的明显易懂之处，老师却对之加以吃力不讨好的解说，不过这并没有使我失去兴趣。我阅读的范围很广泛，也没有目的性，戏剧、诗歌、历史均有涉猎，后来连自然科学的著作也读。读书不但有趣而且是一种很好的和有益的娱乐和消遣，读书使我得以从第二人格的先入之见中解脱出来，因为第二人格正在越来越深地使我陷入悲观沮丧之中。在宗教问题的王国里，不论在哪里，我遇到的都是大门深锁，吃尽了闭门羹，而要是真的碰巧有某道门打开了，我却对其门后的货色感到失望。其他人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兴趣。在我认为肯定无误的事情方面，我却感到完全孤立。我比以往更想与人交谈，却在任何方面都找不到有共同话题的人；相反，我在别人身上觉察到了某种敬而远之，某种不信任感，某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因此我便只好欲言又止。这种情形也使我感到非常沮丧。对此我不知如何才好。为什么没有人与我有相似的体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学校的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呢？具有这种体验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绝不认为我自己疯了，因为就我看来，上帝的光明和黑暗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实，甚至尽管这两个方面使我的感情受到压抑也还是如此。我觉得自己被彻底孤立了，被迫成了对别人有威胁的存在，这使我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孤立的存在，我十分不舒服，而且我也更加频繁地成为替罪羊。
此外，学校里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更增加了我的孤独感。在德文课方面我成绩平平，因为在科目内容上，特别是德语语法和句法方面，我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我对之又懒又烦。其作文题目在我看来常常显得浅薄或愚蠢，于是我的作文不是东拉西扯，就是矫揉造作。我的成绩在中等上下滑来滑去，这对我很有好处，因为它合乎我不想引人注目这一目的。总的说来，我同情出身穷人家庭的同学，因为他们也像我一样，来自默默无闻之处，我喜欢的是不太聪明的同学，但同时又对他们的愚蠢和无知极为不快。原因就在于他们有某种我深深地渴求的东西：在他们的淳朴里，他们看不出我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我的“不同寻常”逐渐开始赋予我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相当可怕的感觉：我一定是拥有排他性的气质，对此我虽然毫无意识，但这使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远远避开。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如同电雷炸响的大事情。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文题目，就这一次，我对这个题目产生了兴趣。因此，我便劲头十足地写了起来，写出了就我看来是精心写作的、自认为成功的一篇作文。我本希望这篇文章能得九十多分——当然不是一百分，因为那样便会使我显眼，而是接近一百分的分数。
我们那位老师喜欢评点我们作文的优劣。他评点的第一篇是全班成绩最好的那个男生写的。那是自然的。接下来的是其他一些人的作文。我等着提到我的名字。可是等了又等，却白等一场，我的名字还是没被提到。“这不可能”，我想道，“我的那篇竟差到比不上他提到的那几个可怜虫的作文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不宜参加竞赛”吗？我要用这种让别人十分不开心的方式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吗？我还要受到孤立吗？
当所有文章都评点完后，老师停了一下。然后，他便说道：“现在，我还有一篇文章，是荣格写的。他是写得最好的，我本应给他打个一百分。但不幸的是，这文章一看就不是他自己写的。你是从哪里抄来的呢？你给我坦白！”
我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了，既震惊又火冒三丈，大声说道：“我不是抄来的！我费了好大工夫才写成了一篇好作文。”但老师却对我大声嚷道：“你撒谎！你绝对写不出那样的作文。谁也不会相信的。唔，好了，你是从哪里抄来的？”
我赌咒发誓说我被冤枉了，但是没有丝毫作用。那老师坚持他的看法并吓唬我说，“我要告诉你：要是我查出了你是从哪儿抄来的，你就得被开除学籍。”然后，他便转身走了。我的同学们向我投来了令人难堪的目光，我可怕地意识到，他们正在心里说：“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提出抗议，可是却无人理睬。
我知道从现在开始，我就被刻上了犯罪的标记，而且，本来有可能使我“与众不同”的所有道路也都被封住了。我觉得万分沮丧，因为自己受到了污蔑，我发誓一定要报复这位老师，如果以后真的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进行强烈的报复。可是说到底，我怎么能够证明这篇文章不是抄袭而来的呢？
一连好几天，这件事都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情，可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我是无能为力的。愚蠢而盲目的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给我打上了说谎者和骗子的印记。现在，我认识了许多我以前所不能理解的事——比方说，当我父亲问及我在学校的表现时，其中有个老师便说：“呀，他只是一般就是了，但是他很用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时便明白了。他们认为我相对显得笨和浅薄，那确实不会令我感到不快。但使我冒火的是，他们竟认为我骗人，而这等于在道德上判了我的死刑。
我悲愤得就要失去控制了。而后，发生了某件事，这件事以前有好几次我在自己身上就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内心突然间寂静起来，仿佛一道隔音的门把一间吵吵嚷嚷的房间给关上了。它犹如一种冷漠而好奇的情绪突然落到了我的身上，于是我自问道：“这到底正发生着什么事呢？好吧，你激动了。当然了，那老师是个白痴，他不了解你的本性——也就是说，并不像你了解的那样多。因此，他就跟你一样是不可信赖的。你不信赖你自己和其他人，而这就是你与那些天真、淳朴和易于被人看透的人站到了一边的缘故。一个人对事物不能理解时，他就会变得激动起来。”
这种不偏颇而又不动气的思考指引了我，我顺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想下去，又出现了一系列的想法，在我并不愿意去思考那不需思考的想法的时候，它却极为有力地铭刻在我心上了。在那时，尽管我仍然看不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有什么差别，尽管我仍然声称第二人格的世界是我个人的世界，但在背景的深处，我却总是感到，除了我自己之外还包括某种东西。仿佛由一片星星和无边无际的空间所组成的一个广袤的世界触到了我，或者说仿佛一个灵魂不为人所见地进入了房间——这是一个已经死去很久的人的灵魂，这个人虽已死去，却不受时间限制地永远存在着，一直存在到很遥远的将来。这类人的结局往往笼罩着一圈指导精神的光环。
在那时候，我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我也无意把我现在的状况归因于当时并不存在的事情上面。我只想表达那时候我所具有的感觉，并借助我现在所懂得的事情来说明那个朦胧的世界而已。
那件不愉快的“骗人事件”过去几个月之后，我被同学们起了另外一个外号——“亚伯拉罕老爹”。第一人格是无法理解其原因的，因而便认为这是愚蠢的和可笑的。然而在背景的某处，我却觉得这个外号是击中了要害的。这一背景所做的一切暗示对我来说都是痛苦的，因为我看的越多，我对城市生活就越熟悉，我下述的印象也就愈加强烈：我现在慢慢知道凡是真实的东西是属于另一类事物的，不同于我在其间长大的那个世界的景象，不同于那乡下，不同于那些河流和树林及在一个小村子里的那些人和动物，它们沐浴在阳光下，上面有风吹着，有云彩飘飞，为黑夜所笼罩并在黑夜里会发生某些事。它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上帝的世界”，是由他所安排的并使之充满了秘密含义的地方。但很显然，人们并不懂得这一点，而且甚至连各种动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感知它的知觉。比方说，在母牛那悲伤的、失神的神情里，在马那逆来顺受的双眼里，在狗的忠心耿耿及其对人类的极度依赖里，甚至在选择房屋及粮仓作为其居处及狩猎场的猫的那自信的步伐里，这一点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人也像动物那样，并像它们那样无知无觉。他们低头向地上看或抬头向树上看，就是为了看出有什么可以加以利用和用于什么目的，他们也像动物那样，群居、结对成双和争斗，却看不出来他们是栖息在一个统一的宇宙里，栖息在上帝的世界里，栖息在一切已经生育出来和一切都已经死去的一种永恒里。
因为动物能和我们如此相似，而且我们那样无知无觉，因此我热爱所有的热血动物，它们有着与我们相似的灵魂。而且，我觉着，和它们在一起，我和它们便有一种本能性的理解能力。我们全都体验过相同的欢乐与悲痛、爱与恨、饥与渴、害怕与信赖。除了语言、更敏锐的意识以及科学之外，它们具有所有生命的本质性特征。而我虽然像一般人那样对科学敬佩不已，不过我还是察觉出了它会疏远甚至背离上帝的世界，从而导致动物所不会有的堕落。动物是非常可爱又可亲的，又是富有忠心和永不改变的心灵的，因此更加值得信赖。
我并不觉得在严格意义上讲昆虫是一种动物，我认为，冷血的脊椎动物是在向下通过昆虫的旅途中的相当低等的生物。在这一类别里的各种造物是可以观察和搜集的实物，是奇珍、异己的，是不属于人类这一范围的，它们不是人类生命的表现形式，因此更加接近植物而非人。
上帝的世界在地球上的表现形式基于植物王国，以此为一种与之直接沟通的方式，这就如同人从上帝的肩膀上方偷看一样，而造物者上帝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谁也看不到他，于是他便开始做起各种玩具和装饰品。一方面，人和严格意义上的各种动物均是上帝身上的，只不过独立出来就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并选择他们居处的原因。植物则注定待在原地，不论这地方是好是坏都是如此。它们不但表现出美，而且还表现了上帝的世界的观念，而它们本身则没有意图也没有偏向。特别是树木，它们是神秘的，而且在我看来是直接体现了生命的不可理解的含义的。根据以上原因，我认为森林是最接近其深刻含义的地方，也是最能够激起人们心中敬畏的场所。
当我渐渐地了解哥特式大教堂之后，以上的印象又逐渐加深了。但是在这里，宇宙的无穷性、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纷乱、非人格化的目的和机械法则的没尽头，均被石头包裹起来。这包含着而且同时又是存在的深不可测的神秘感，或者精神之体现。我模糊地意识到我和石头有着紧密的联系，生与死，二者之间，正体现在上帝的神性。
正如我自己所说的那样，在那时候，具体而系统地阐述我的感觉和直觉是超出我自己的能力了。因为这全都以第二人格的形式出现，而我那主动的和具有领悟力的自我却一直在被动的状态中，并被融入那个千百年的“老人”的范畴中。我以奇怪的、不加思考的方式体验到了他及其影响力，当他出现时，第一人格便会淡薄到近乎不存在的地步，而当自我愈来愈甚地变得与第一人格一般无二并左右了这情景时，那老人，如果没有被忘掉的话，这时便显得像一个遥远又并不真实的梦了。
在我十六岁到十九岁时，使我陷入困顿状态的迷雾渐渐消散了，我的思想状态也由沮丧转到明朗了一些。第一人格渐渐占了主导。我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完全融入学校生活和城市生活之中，而我所获得的更丰富的知识，则逐渐渗透到或者压制住了那直觉预感的世界。我开始系统地探究起我有意拟定的各种问题了。我阅读了一本哲学史简论，这样我便对在这方面考虑过的一切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使我大为满意的是，我的许多直觉竟在历史上有类似物。最重要的是，我被毕达哥拉斯
、赫拉克利特
、恩培多克勒及柏拉图的思想所吸引住了，尽管这些思想的论述带有苏格拉底式的冗长感。他们的思想很美并有学术气，像画廊里的各种图画一样，但显得有点遥远。只是在梅斯特·埃克哈特
的著作中，我才感到了一股生气——这并非说我懂了。经院哲学家们使我觉得冷冰冰，而圣·托马斯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唯理智论在我看来则要比沙漠更没有生气。我心里想道：“他们全都想通过逻辑的各种把戏来强迫某种东西呈现出来，而这东西他们并没有权力得到并且并非真正懂得。他们想要为自己证明这是一种信仰，然而实际它却是体验方面的事情。”在我看来，他们就像那种听说有大象存在却从未见过一只的人，而且现在还竭力想通过辩论来证明：根据逻辑，这样的动物是一定存在的，而且形体也像它们实际上的那样。由于明显的原因，18 世纪的批判性哲学最初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在 19 世纪的哲学家们中，黑格尔由于他作品中的语言既盛气凌人又不流畅，我也只敬而远之，我对他带有明显的不信任感。在我看来，他像是禁闭在其词语的大厦中，并在其牢笼中夸夸其谈的一个人。
但是最后我获得了一个大发现，那就是我认识了叔本华
。叔本华是第一个提及这个世界的痛苦的人，这种痛苦正触目惊心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他也提到了迷茫、情欲、邪恶——其他人都从未注意到的所有一切，这些人总是用尽力气使之纳入那无所不包的协调和解性里面。在这里，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敢于正视世界的本源：世界并非万物皆美好。他既不提造物者的全知全能的天意，也不提及宇宙的协调与和谐，而是坦率地指出，在人类历史那充满苦难的进程以及大自然的无情残酷里，隐藏着一种根本性的缺陷：创造世界的意志是带有盲目性质的。这种情形不但为我早期对因有病而慢慢死掉的那些鱼、那些患病的狐狸、冻死的鸡或者饿死的鸟的观察——所证实，而且还为掩盖在鲜花盛开的草地里那无情的各种悲剧所证实：蚯蚓被蚂蚁折磨致死，昆虫互相把对方撕成一片片等。我与人所打的交道也教会了我并非只是相信人性本善且正直等许多事情。因为我对自己知道得太清楚了，因而便懂得了，实际上我只是逐渐地把自己和动物区分了开来。
虽然叔本华对世界阴暗的描述我非常赞同，但是我并不喜欢他的解决办法。我敢断定，由于使用了“意志”这个词语，它实际上意味着造物主，即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盲目的。我从自身的经验中明白，上帝并不会因为人们对他不敬而气恼，相反，他甚至还可能鼓励人们这样做，因为他不仅仅乐于呼唤人们对于光明的了解，更乐于唤起人们对于阴暗、邪恶的了解。因此，叔本华的观点并不使我感到苦恼。我认为这是一个为事实所证实了的定论。但他下述这样一种理论却使我大失所望：理智只需面对那盲目的意志及其形象以促使它改变过来。意志竟然是盲目的，那它到底怎么能看得见这一形象呢？而且即使它能看得见，但形象既然能随心所欲地显现自己，那它为什么因而会被说服并改变自己呢？还有就是，理智是什么呢？它是人的灵魂的一种功能，不是一面镜子，只是一面镜子无穷小的一小片，跟一个小孩拿在手里对着太阳的一小片差不多，可他却希望用它把太阳照得花了眼。使我不解的是，叔本华对这样一个理由不充分的回答竟然感到满意。
因为上面叙述的原因让我对叔本华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开始彻底研究他。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对于他和康德
的关系也越来越了解。于是我开始读起这位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的辛劳获得了报偿，因为我发现了叔本华哲学体系的根本性缺陷——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他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即把一个形而上学的主张人格化了，他还犯了赋予一个单纯的本体——一种自在之物（Dingansich）——以各种特性的过错。我是从康德的知识论那里认识到这点的，而知识论则使我获得了，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比叔本华那“悲观的”世界观甚至还要大的启发。
这种哲学上的探索让我从十七岁起一直延续到我就读于医学院之后的一小段时间。这段时间我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前，我比较胆小羞怯，不信任人，脸色苍白，身体瘦弱，看起来健康状况不稳定。而如今，我开始对各方面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主动去追求它。我也明显地不那么落落寡合，而是喜欢与人交谈了。我发现，贫困对人并无妨碍，也远不是产生痛苦的主要原因，有钱人的孩子并不比衣衫破旧的穷孩子有什么优越性。幸福与否有着更深刻的原因，而不是取决于一个人口袋里装有多少钱。我结交了比以前还要多的更要好的朋友。我觉得脚下的土地更坚实了，甚至还敢鼓起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但我很快就发现，这造成了误解，我自己也为此感到后悔。因为我不但遭遇了别人的白眼和嘲讽，而且还遇到了怀有敌意的反驳。使我感到吃惊和狼狈难堪的是，某些人认为我是个吹牛大王、装腔作势者和骗子。以前指责我欺骗的说法又再次死而复生了，只不过这一回形式比较温和。这一次，依然还是跟一个引起我兴趣的作文题有关。我认认真真写了作文，费尽心机地对文章加以润饰，结果却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里是荣格的一篇作文，”那老师说道，“它的确写得文采飞扬，不过却是粗心大意地一挥而就的，因此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他对它并没下什么认真严肃的功夫。荣格，我可以告诉你，态度如此不认真，在生活里可是行不通的。生活需要严肃认真和自动自觉，需要勤奋用功。你看某某的作文，他没有你那种文采，但他是诚实、认真并且是花了功夫的。这才是在生活中走向成功的道路。”
这一次我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沮丧，因为无论如何老师对我这篇文章还是印象深刻的，并且没有指责我抄袭。我对他的责备进行了反驳，但是他却以这样的评论作为总结：“《诗学》
认为，最优秀的诗歌是把创作的辛劳加以掩盖的诗歌。但你的作文却无法使我相信这个，因为这是轻率地一挥而就的，其中没花什么力气。”我知道，我那文章还是有些别有见地之处的，但是这位老师却懒得费心加以讨论就是了。
对于这事我感到有点痛苦，但我那些同学的怀疑却是一件更为严重的事，因为他们威胁说要像从前那样孤立我，使我像从前那样垂头丧气。我绞尽脑汁，极力想弄清楚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以致他们污蔑我。经过仔细地打听我才发现，他们之所以讨厌我，是因为我经常对我自己可能也不懂的事情加以评论或进行暗示。就像是，我假装自己懂得康德和叔本华，甚至对于那时候我们学校并没有开设的古生物学妄下评论。这些发现让我震惊，也让我明白了，实际上，所有受到热烈争执的问题都与日常生活是毫无关系的，它们就如同我最隐秘的秘密那样，属于上帝的，属于世界的。对于这些，你最好闭口不言。
从此以后，我变得谨慎起来，不再和同学提起这些深奥难懂的事情，也不再和我认识的成年人提这些事情。因为我知道，不管和谁说，我都会被他们认为是骗子或者是吹牛大王。在所有的事情中，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我虽设法阻止却无法克服自己内心的分裂，即我内心被分成了两个世界。由于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我只好从日常的生活中脱离出来，进入那无边无岸的“上帝的世界”。
“上帝的世界”这种说法，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显得伤感，但是对我来说不会有这种情形。一切超过了人的失误都属于“上帝的世界”——耀眼的光线、黑暗的深渊、无穷的空间和时间的冷漠与无动于衷、命运机遇的无理性、世界的神秘古怪等。
越是长大，我的父母和其他人就越会经常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方面我并没有清晰的想法。我的兴趣将我引导到了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我被科学吸引，因为真理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我又对比较宗教学的一切着迷。在科学方面，我被动物学、古生物学以及地理学吸引着；在人文科学方面，我又对希腊、罗马、埃及以及史前考古非常感兴趣。当然了，在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种最为广泛的学科的选择多么地符合我内心一分为二的特性。科学中使我感兴趣的是具体的事实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性背景，而在比较宗教学中使我感兴趣的则是精神性问题，而这则牵涉到哲学。在科学里，我忽略了意义的因素；而在宗教学里我忽视了经验主义的因素。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第一人格的需要，而有关人或历史的研究则为第二人格提供了有益的教导。
我在这两者之间被拉扯来拉扯去，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解决的途径。我意识到，作为母亲娘家一家之主的舅舅，这位巴塞尔圣·阿尔班教堂的牧师，正在朝神学的方向轻轻地推着我。有一次，当他与他的一个儿子——他几个儿子都是神学院的学生——讨论有关宗教的一个问题时我正好坐在桌子旁边听着，我那不同寻常的专心致志的样子被他注意到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神学学者，他们与大学那令人目眩头晕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知识比我父亲还要丰富。他们的谈话绝对不会给我留下他们关心的是实际经验这样的印象，他们所关心的当然只是有类似我的体验的那种体验。他们所谈论的只限于《圣经》文本里所叙说的那些教义性的观点，而这些故事内容是非常庞大的，里面有太多难以令人相信的“奇迹”故事，这让我感觉到非常不适。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每周四我都会到这位舅舅家吃午饭。我对他非常感激，不仅仅是因为他家的午饭特别好吃，更是因为在吃饭的时候我可以听到成年人之间睿智的、理性的谈话，这样的机会着实难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体验，因为在我身边，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人就学问性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候我也想与父亲严肃地谈谈话，但遇到的却是不耐烦和急忙做出的躲闪，这实在令我不解。直到后来几年，我才慢慢知道，我那可怜的父亲是害怕进行思考的，原因是他也被他内心的各种疑问烦透了。他要躲进自身里面去，因此便信守信仰，这是盲目的做法。作为恩赐，他实在无法接受，因为他要“通过斗争来赢得它”，要痛苦地费一番功夫来强迫它到来。
我舅舅和表兄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历代教皇的教规与教义及现代神学研究家们的各种观点。他们似乎安全地置身于一种不言而喻的世界秩序里，在这种秩序里，尼采的名字根本不被提起，而对雅各布·伯克哈特
则只勉强地给予赞扬。伯克哈特是“自由派”，“一个十分过火的自由思想家”，我因而猜到，在事物永恒的秩序里，他站立得却有点歪斜了。我知道，我舅舅从不怀疑，我与神学相隔遥远，而我对于不得不使他失望深感遗憾。我从来不敢把我的问题摆到他面前，因为我知道得太清楚不过，这会给我引来多大的灾难。我也不说什么替自己辩护。相反，第一人格很快走到了前头，于是我的科学知识尽管仍然很贫乏，却彻底被当时的科学唯物主义所浸透。它只是痛苦地被历史的见证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牵制。而在我周围，后者却显然没有人能理解。尽管我那神学家的舅舅及表兄们以赞扬的口吻提及康德，但康德的原理只用来使反对性观点名声扫地，绝对不会被用到自己一方的观点中。关于这个，我只能选择闭口不言。
因此，每当我和舅舅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感到越来越不自在，越来越内疚。星期四对我来说变成了不吉利的日子。在社会安定、精神适意的这个世界里，我越来越觉得不舒服。与此同时，我又如饥似渴地摄取那偶尔滴出来的使得理智得到激动的点滴甘泉。我自觉十分不诚实和可耻，于是我便对自己承认：“对啊，你是一个骗子，你撒谎，你欺骗所有对你心怀好意的人。这些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与理智均具有确实性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懂得贫困，他们的宗教是一种受雇佣的职业，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本人可以把一个人从他那秩序井然的精神世界里揪出来，并使他遭万人唾骂等，这一切均不是他们的过错。我没有办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我必须自己背上这个黑锅并学会忍受它。”但不幸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我内心的这一道德冲突不断地增加，第二人格对我来说越来越令人怀疑和令人厌倦，而且我也不再为自己掩饰这一事实。我想尽办法消除第二人格，但是并没有奏效。在学校和朋友面前，我常常忘记他，在我学习自然科学的时候，他也会自己消失。但一到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或去乡下时，叔本华和康德便又猛烈地返回到我头脑里，同时回来的还有“上帝的世界”的威严壮丽。我的科学知识也构成了它的一个部分，并使这大画布上布满了生气的各种色彩与人物。这时，第一人格及其有关选择一种职业的忧虑便消失不见。这是我在 19 世纪最后十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当我从过去许多世纪的远征返回到现实中时，我便会随身带来一种不适感。我，或者说第一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并且迟早得形成一种他希望选择什么职业的确切想法。
有好几次，我的父亲和我进行了严肃的交谈。他觉得，我拥有学习我所喜欢的任何学科的自由，但是神学除外。他是如此诚恳：“成为你所喜欢的什么人都行，但是不要做神学家。”这个时候，我们之间达成了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默契，某些事情可以说也可以做，而且还不会受到说短论长的非难。我常常尽可能不去教堂，也不再继续参加圣餐仪式，他也不会责备我。我离教会越远，就越觉得自在舒适。我对教堂唯一的思念就是那管风琴和那合唱音乐，但绝不是“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经常在教堂的人比起“俗人”来，在我看来那并不是什么“团体”。后者可能不那么有德行，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更加正派，他们感情自然，更为合群、更为欢快，更加热情并且更加真诚。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父亲，我没有一点儿想成为一个神学家的意思。但我仍然在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继续摇摆不定，主意不决。二者都有力地吸引着我。我开始意识到，第二人格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他那里，我超出了此时此地的范围；在他身上，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千眼宇宙中的一只独一无二的眼，却不能如地上的石子那样经常移动。第一人格反抗这种被动性，他不想闲得无事。但在目前，他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显然，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只好等着瞧了。要是有人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就会习惯地回答说：语言学家。但是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回答，在私下里，我却想说做有关于亚述和埃及的考古学。然而现实中，在空闲的时间里，我还是继续学习哲学和科学，在假期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了。每到这个时候，我便在家和母亲以及妹妹度假。我跑到母亲那里抱怨“我烦透了，不知道要做些什么”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假期成了我一年中最美妙的时光，那时候的我不受任何拘束，一个人自得其乐。此外，在暑假的时候，我的父亲不在家，因为每到这时，他就到萨克森度假。
只有一次假期，我也去度假了。当时的我 14 岁，听从了医生的建议，被送到昂特列布希进行治疗，希望我那时好时坏的胃口及当时不稳定的健康状况能有所改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一人置身于陌生的成年人之间。我住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家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既可怕但同时又是引人入胜的冒险经历。我很少能见到这位神父，而他的那位管家也说不上是一位使人吃惊的人，却动不动就发火。没有发生对我有一点儿威胁的事。我由一位年老的乡村医生监护，他开设了一家旅社式疗养院，供各种各样康复期的病人入院治疗。这群病人可谓五花八门，有农民、下级官员、商人，几个来自巴塞尔的很有教养的人，这几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化学家，其荣耀已达顶点——获得了博士称号。我父亲也是个哲学博士，但他只是个语言学家和语音学家而已。这位化学家对我来说是个迷人的新发现：这里终于有了一位科学家啦，他也许就是那些懂得各种石头秘密的人中的一个。他仍然是个年轻人，他教我打槌球，但他一点儿也没有给我他是个知识极为渊博的人的感觉。而我还过于不好意思，过于不善言辞和过于无知，结果什么也没有问他。我尊敬他，觉得他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已洞悉大自然的种种秘密，或至少洞悉其中一些秘密。他与我同坐一桌吃饭，吃的是与我一样的饭菜，偶尔也与我谈上那么几句话。我突然感到自己进入了成年人的更为庄严的领域。这种地位的上升由于我被许可参加为寄宿者所安排的各次郊游而得到了证实。在这些偶尔进行的一次外出旅行里，我们参观了一个造酒厂，主人还请我们尝了尝样品酒。用诗歌的文字来表现就是：
现在送来的却是忘忧，你知道，这就是美酒。
我觉得这些酒的味道好极了，我飘飘欲仙，进入一个全新的、出乎意料的意识之中。再也不存在什么内部和外部、自我和他我的区别。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统统不见，谨慎和胆怯也消失了。天与地、宇宙和其中爬行、飞翔、转动、上升或者下落的一切，都融为一体了。原来我是丢脸地、快乐无比地和凯旋般地喝醉了。我仿佛沉没进一片极乐至福的冥想的汪洋里，但因为波浪的猛烈起伏，便只好使眼睛、双手和两脚紧贴着一切坚实的物体以保持平衡，我只觉得街道在起伏，房屋和树木在摇摆。“太妙了”，我想道，“不幸的只是多喝了那么一点点。”这种体验却落了个相当痛苦的结局，但不管怎么说它却是一种发现，一种美和意义的征象，只是因为我愚笨才把它破坏掉了。
我的疗养很快就结束了，父亲过来接我，于是我们一起到卢塞恩旅行，真的愉快极了。我们坐上了轮船，在此之前我还从未见过轮船。蒸汽发动机的动作我怎么看也看不够，可是突然之间，却有人告诉我们维茨诺到了。一座大山向下俯瞰着这个村子，我父亲这时向我解释说：“这就是里基，一条嵌齿铁路向上一直铺设到那里。”我们来到一个小火车站，那里停靠着一个世界上最古怪的火车头，其锅炉是竖着安放的，倾斜的角度显得很古怪。我父亲在我手里塞进一张车票，说道：“你可以独自一人坐车，一直坐到山顶。我就在这儿等着，两个人都坐太贵了。小心点！千万别摔下来了。”
我高兴极了，竟然不知道要回答父亲什么。我就站在这座大山脚下，这座山比我以前看过的任何一座山都要高，都要宏伟，并且和我那遥远的童年时期所见到的火红山峰是那么的类似。确实，我差不多已经是大人了。为这次远足，我买了一根竹杖和一顶英国骑士帽——对于一个世界旅行家来说，这可是最合适不过的物品了。而且现在我即将登上这座奇大无比的山了！我不知道哪个更显巨大了，是我呢还是这座大山？这辆奇妙的机车大声扑哧扑哧地喷着气，晃动起来时咔嚓咔嚓地响着，一直把我拉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山顶。在这里，我眼前显现了种种崭新的深渊与变化无穷的景象，到了最后，我站到了空气十分稀薄的峰顶，放眼向无法想象的远处望去。“对啊”，我想道，“这就是它，就是我的世界，就是那真实的世界，就是那秘密，在那里没有老师，没有学校，没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无求于人而能够存在。”我小心谨慎地沿着小路行走，因为周围有巨大的悬崖峭壁。一切都显得十分庄严，我觉得，一个人登上了这里，就得谦恭有礼，沉默无言，因为他已置身于上帝的世界了。在这里，它是有形的现在。这是我父亲曾经送给我的最好和最珍贵的礼物。
这情景太让我印象深刻了，以至于以后发生的一切我都不记得了。在这次旅行之中，我的第一人格又具体地显现出来了，留下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我仍然看见了我自己，我长大了而且独立了，头戴一顶硬挺的黑色帽子，手拿一根贵重的手杖，坐在一间气势极为华贵的宫殿式大饭店的草坪斜坡上。这样的大饭店在卢塞恩湖边还有很多。或者，我就坐在维茨诺市美丽的花园里，坐在一张小巧的、覆盖着白布的桌子旁边，喝着早上的咖啡，头上则是洒满了阳光的带斑条的天篷，同时还吃着新月形面包，面包上涂满了金黄色的奶油和果酱，设想着可以占满这漫长夏日的各种远足计划。喝过咖啡之后，我可以镇定地、不激动地并以不慌不忙的速度，慢慢踱到一只轮船上，这条船便载着我驶向戈哈德和这样的大山的山脚，而这些山的山峰上覆盖着皑皑白雪，银光闪闪。
以后的几十年，每次我的工作进度让我感觉到疲惫，想要找寻一个休息场所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会跳出这样一幅场景。但是事实上，我非常渴望能够再次体验这一壮丽的美景，却始终未能如愿。
这是我首次意识清晰的旅程，过了一两年，我又进行了第二次这样的旅行。得到家里人的许可，我前去看望在萨克森度假的父亲。从他那里我听到了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消息：他和那里的天主教神父成了朋友。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大胆行为，我暗地里不禁敬佩起父亲的勇气来。在那里，我参观了弗鲁埃利的隐修处和克劳斯修士的圣物。后者此时被宣扬说已经升天了。我弄不清楚天主教徒们怎么会知道他已处于一种至福至乐的境界的。也许他还在四处游荡并告诉人们是这样的？我对当地的这位守护神印象极深，我不但能够想象如此全心全意地献身上帝的一种生活是可能的，而且甚至还能理解它了。但我这样做时，心里却不禁打了个寒战，并且还产生了我不知该怎么回答的问题：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怎么会一生下来就注定有一位圣者来当丈夫和父亲呢，而我父亲特别喜欢我显然不就是他的过错和缺陷吗？“对啊，”我想道，“有谁能跟一个圣者生活在一起呢？”他显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好去当隐士了。尽管这样，他隐修的小屋距他的家还不是那么远。我想，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让家里人住着一间屋子，而我则住在与之相隔一段距离的小屋里，屋里摆着一堆书和一张写字台，还生着一堆明火，可以烤几个栗子吃吃，并用一个三脚架吊个锅煮汤喝。作为一个神圣的隐士，我再也无须上教堂去了，相反倒有一个供自己使用的小教堂了。
我从这隐修处向山上走去，一边思考着一边往上走，就像是梦境一般。正当我要从左边下山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出来。她穿着本地的衣服，脸庞美丽，和我打招呼。一双蓝色的眼睛充满了友好。很自然的，我们一起向山谷走去，她和我的年纪相当。因为除了我的表姐们外，我什么姑娘也不认识，因此我感到十分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才好。于是我便犹犹豫豫地解释说，我是在这里度一两天假的，我在巴塞尔准备升大学的高中念书，以后想进大学学习之类。当我正说着时，一种命里注定的奇怪感情袭上了我心头。“她就是在这个时刻出现的，”我在心里想道，“而她很自然地跟我一起向前走，仿佛我俩是天生的一对似的。”我斜着看了她一眼，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种既害羞又羡慕的混杂表情，这使我狼狈起来并有点感动。我思忖道，莫非这就是命里注定的事？我在这儿碰见她只是偶然？一个农家姑娘——这可能吗？她是个天主教徒，但也许她那位神父就是那个我父亲与他交了朋友的人？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当然不能跟她谈什么叔本华和意志的否定之类的事了吧。然而，在任何方面，她显得并不邪恶。也许她那位神父并不是穿着黑色道袍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的耶稣会会士呢。但我也不能告诉她，说我父亲是个新教的神职人员。这可能会吓坏她或得罪她的。而至于谈哲学，或谈魔鬼，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魔鬼比浮士德重要，而且歌德还使后者成了个易于上当受骗的人。她仍然居住在属于天真无邪的遥远的国土内，可是我却一头扎进了现实之中，扎进了造物的威严壮丽和残酷之中，听到这些她怎么受得了呢？我们之间矗立着一堵无法穿越的厚墙，我们之间无法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我感到万分难过，于是便把心里的想法都隐藏起来，把话题转到不会引起任何麻烦的事情上来。她要到萨克森去吗，风景很漂亮，等等。
从表面上看，这次相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它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因为它不但好几天在我的心里萦绕不去，而且还像路边的神龛那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那时候，我仍然处于幼稚的状态，认为生活是由单一的、各不相关的各种经历所构成。因为有谁能发现命运之线竟会从克劳斯修士一直连通到这位漂亮的姑娘那儿呢？
在这个时期，我内心充斥着各种互相矛盾的思想。首先，叔本华和基督教就无法一致；其次，第一人格也想从第二人格的压制或者忧伤中解脱出来。感到沮丧的并不是第二人格而是第一人格，是在第一人格仍然忘记不了第二人格的时候。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对立双方的互相冲突，我一生中第一个系统的幻想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逐渐的，而且就我所记得的，它还有其根源，植根于使我激动不已的一次体验。
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莱茵河被刮得波起浪涌，我沿着河边的路往学校走。突然间，我看见了从北面驶过来的一条船。船上张着一张很大的主帆，顺风向莱茵河的上游驶去。这在我的经历中是某种全新的东西——莱茵河上的一条帆船！这给我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如果它不是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而是整个阿尔萨斯都成了一个大湖，那我们便可以有各种帆船和大轮船了。这时，巴塞尔就成了一个港口，这几乎就跟住在大海边一样美妙了。然后，一切便都会有所不同，而我们也就会生活在另外一种时间里和另外一个世界里了。那就会没有这所高中，没有上学所走的这一段长路，而我便会长大并能如愿以偿地安排我的生活了。湖中会兀立着一座山或一块大石头，由一个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地峡被一条宽阔的运河切断，运河上架着一道木桥，通向两侧的是高塔的一道大门，门内是建筑在四周斜坡上的一个很小的中世纪城市。岩石上矗立着一个防卫森严的城堡，上面有一个高楼，一个瞭望塔。这就是我的家。在城堡里面，没有美丽优雅的大厅或任何富丽堂皇的迹象。房间全都很简朴，木板镶嵌，但很小。里面有一间不同寻常的吸引人的图书室，值得知道的一切的有关图书你都可以找到。里面还有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城堡上还架着大炮。除此之外，城堡里还有一支由五十个武装人员组成的卫戍部队。这个小城市有几百个居民，由市长和元老所组成的市议会治理。我自己则是治安法官、仲裁人和顾问，只是时不时地在开庭的场合才露露面。在朝向陆地的那一边，这个小市镇有个港口，港内停靠着我的一只双桅快船，船上装备有几门小炮。
整个布局的关键以及存在的目的在于城堡上的塔楼的秘密，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想法像点击进入我的内心深处。在塔楼内部，从雉堞到有拱顶的地下室是一根铜柱，或者说是一根像人的手臂那样粗的沉甸甸的电缆，在铜柱顶部有很多极细小的分枝，就像树冠一样——或者更恰当地说——像一条主根及其许多小根头朝下倒了过来伸向天空一样。这些小根从空气中吸收某种不可想象的东西，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后沿着这根铜柱导到地下室。地下室里有同样难以想象的一种装置，某种实验室，我就在这实验室里用铜跟从空气中吸取的神秘物质来制造金子。这实在是一种奥秘，我对于这种奥秘的性质既没有也不想形成任何的观念。对于这种炼金过程的性质，我的想象力也不想为之费心思。这种想象只是圆熟地并有点紧张地回避开这实验室里实际上在进行着的事情。实验室里面还有一种禁忌：一个人最好不要对之加以深究，也不要问从空气中萃取的是什么物质。正如歌德在提到母亲们时说的，“甚至连提及她们，都是令人尴尬的”。
当然了，“精神”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某种无法言喻的东西。不过在内心深处，我并不觉得它跟纯净的空气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这些小根所吸收并输送到铜柱去的是一种精神性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地下室里变成了黄澄澄的金圆，于是便变成可见的了。这当然并非念咒施符的法术，而是大自然的一种可敬的和极为重要的秘密，我不知道这种秘密究竟怎样使我领悟的，并且还得掩盖起来不让市议会的元老们知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连我自己也不能知道。
以前上学的这一段路又长又烦躁，现在几乎是特别愉快地缩短了。每一次一走出学校大门，我便进到了那座城堡，城堡里的生活也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市议会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作恶者受到了惩处，争端做出了仲裁，大炮也开炮射击。快船的甲板被清理干净了，船帆升起来了，于是这条船在和风的吹送下小心地驶出了港口。它从那岩石背后驶出来后，便转舵一直向西北方向驶去。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家门口了，这一段路仿佛只走了几分钟似的。我像从毫不费力就把我送回了家的马车上下来一样，从自己的幻想中走了出来。这种令人甚为愉快的消遣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然后我才讨厌起它来了。这时，我便觉得这种幻想很愚蠢，很可笑。于是，代替这种白日梦，我便开始用小石子、泥土和灰浆建筑起城堡和防卫森严的炮台——胡宁根要塞。这个要塞当时还完好无损，于是，它便成了我的一种样本。我研究了有关沃邦的一切可以到手的防御规划，这样我很快就熟悉了各种各样的防卫技术。我又从沃邦转到现代的各种防卫方法，然后便尽力用有限的手段来建造各种不同类型的防卫模型。这些占去了我的所有空闲时间，总共有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于自然科学和具体事物的知识稳步地增多，这当然是以牺牲第二人格的利益为代价的。
对于现实生活我知道的还是非常少，因此，我认为对它们进行思考是毫无用处的。谁都可以异想天开，但是真正的认识它们却是另外一回事。我的父母同意我订阅另一份科学期刊，我便兴趣盎然地读了起来。我搜寻并收集了在朱拉山脉所能找到的各种化石，还有一切可以到手的各种各样的矿物，此外还有各种昆虫及猛犸和人的骨头——猛犸的骨头是在莱茵兰平原的沙砾坑里找到的，而人骨则是从靠近胡宁根地方，下葬时期是 1811 年的群葬墓里弄到的。各种植物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但不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我之所以被植物吸引，是出于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原因，是出于它们不应被拔起来而被晒死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它们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只有在生长和开花、结果时才具有意义——一种潜藏着的秘密意义，上帝的一种想法。应该敬畏地看待它们并以哲理式的好奇来对它们加以思忖默想。生物学家对它们所发表的看法是很有趣的，但那不是根本的东西。然而这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却无法解释。比如说，植物与基督教或与神的意志的否定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呢？这可是我无法深究的事。它们显然带有天真无邪的神的情态，而这些我们最好是不要去破坏。通过对照可以看出，昆虫是变性的植物，是花和果实，它们转而用腿和长足到处乱爬，或用像花瓣那样的翅膀四处乱飞，整天忙于啮食各种植物。由于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它们便受到大量杀灭的惩罚，六月甲虫和各种毛虫便是受到人们这种讨伐的主要目标。我对“所有生物的同情”是严格地只限于热血动物的。在各种冷血的脊椎动物中，唯一例外的是青蛙和蛤蟆，原因是它们与人有某些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