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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有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寥寥数语，道出了陷于俗务不得脱身的无奈，以及归隐江海山林的旷阔与通达。
是呵，人生苦短！在浩瀚的宇宙长河中，人的一生恰似白驹过隙。而就在这短短的一瞬，还要分出诸多时日因应俗务，能够成就的有益之事，可谓少之又少。于我而言，年近半百，愚钝庸碌，事少有成。所幸近年来参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工作，使得平淡的人生，终究有一点点亮色。
这份价值感，源于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营商环境评估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世行评估体系，一直在优化，可谓变动不居，但其对营商环境的定义，却坚如磐石，未曾有丝毫的变动。无论是过往的DB（Doing Business）体系，还是现在的BR（Business Ready）体系，都将营商环境定义为“企业无法控制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对企业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行为有着重大影响”（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an be defined as the set of conditions outside a firm's control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how businesses behave throughout their life cycle）。
世行评估，强调营商环境的外部性（即制度造成的）及重大性（对企业行为有着重大影响），着力于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创业热情，增加就业机会，消除极端贫困，促进共同繁荣。世行的目标是，到2030年，全球日均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降低到3%以下，每个国家底层40%人口的收入有明显增长。
此种价值观非常吻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及的“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原则。而且，世行新的BR体系，还引入了“企业灵活度评分（FFP）与社会效益评分（SBP）”的评分办法。如果某一指标对企业的成本与收益构成影响，则该指标将在企业灵活度下进行评分；如果某一指标的影响超出企业自身并延伸到社会公众关切的领域，例如环境保护、职工福利、市场竞争、消费者保护、财政可持续性、公平获得商业机会和信息外部性等，则该指标将在社会效益下进行评分。因而，同一个指标测评点，将从两方面赋分，这充分体现了世行评估追求价值的衡平性。
世行评估的溢出效应，还远远不止于此。世行经由评估，还要提供全球社会和经济研究所需的详细信息，以及具体政策建议所需的详细数据，最终把BR数据和报告打造成全球公益产品，为社会经济发展赋能。
这是何等强健的价值观！而世行良好的技术能力，确保该价值观得以实现。BR体系的设计，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参与其中，指标的科学性有了很大的保障。BR体系，拥有800多个评分点，1700多个问题，分为企业调查与专家调查。2023年10月开始企业调查，2024年4月开始专家调查。企业调查，每项指标发放2160份问卷，分布于31个省市；专家调查，则只在上海进行。综合来看，上海占全国的比重为73%。
过去多年来，上海一直是世行评估的指标城市，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深度参与其中。在工作过程中，经常有外省市的同人到上海考察调研，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什么世行评估，无论是DB体系还是BR体系，都没有“法治（保障）”指标？笔者回答说，根据世行评估的方法论，所有指标的流程、时间与费用的计算，都必须拥有规则的支撑，法治已然渗透到所有指标，就像阳光与空气那样，须臾不可或缺。这非常符合我们对法律的理解：法平如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也正因为如此，此前国家某部门将世行评估指标区分为法治指标与改革指标，颇为不妥。所有的指标，都内含着法治要素。可以说，所有的指标，都是法治指标。而且，评估对用语的规范性与精确度有着极高的要求，由法律人来阅读和理解世行评估的方法论体系，当是最恰当不过了。
过去多年来，笔者负责上海参与世行磋商的工作材料的校译工作，并参与了世行所有指标的最终磋商，深知正确理解指标体系的重要性。世行营商环境BR体系的概念书加方法论，逾880页。对于法律工作者而言，把它们以精准的语言翻译过来，避免误译讹译，向社会免费提供，当是一份宏阔的使命了！
2023年7月16日，周日。上午11时，笔者在“罗门群”（笔者指导的博士与硕士群）里发出了一份参与翻译的邀约：……这是一个宝贵的学习过程，而且是一份公益事业。世行的每一个指标，都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参与，他们的方法论，本身就值得学习。
很快，有48位学生响应：他们是上海高院、一中院、金融法院、浦东法院、长宁法院、普陀法院等法院的法官，政府公务人员，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券商，律师，税务师，教师等，他们拥有扎实的法律基础和娴熟的外语能力。
我们用一个小时，交流讨论了翻译事宜，完成了分工。十项指标，十个小组；统一术语，先定后译；分头翻译，交叉互校；三审校验，最终审定。工作结束，师生同游苏河步道！雨后清新的空气，拂面而来，好不愉快！
我很喜欢一句诗：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掌中握无限，刹那成永恒！特别是在这个美丽的黄昏！
经过近一个月的初译，2023年8月5日，周六，我们召开第二次翻译全体会议，用了六个半小时，终于把世行BR体系十项指标的方法论及问卷专业术语，初步完成了统一。
由于笔者要对所有指标的所有问题做出回应，精疲力竭，酣畅淋漓，这是高强度的脑力与体力劳动后，获得的真切体验。
目前在市面上出现的数个版本，机器翻译的痕迹极为明显，只能作为参考，远远达不到官方译本的程度。例如，将hard copies译成“硬拷贝”（宜译为“纸质稿”），将social contribution cost译成“社会贡献成本”（在中国语境下，宜译为“社会保险费用”）……这种情形，与DB体系下将private limited company译成“私人有限公司”（宜译为“有限责任公司与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何其相似！
为避免以讹传讹，影响答卷的客观，必须尽快推出精准译本。这项工作，必须由受过系统法学训练、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人来承担。这愈发强化了我们这项工作的价值感。
在第二次会议中，我们对翻译的工作要求，达成了以下共识：
其一，适合国情。鉴于受访企业与专家都在中国，因此，要以国内受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完成译事。例如，domestic firms与foreign firms，强调的是企业的注册资本来源，而不是法人资格的归属。因而，结合国人表述习惯，最为准确的翻译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译成“国内企业与外国企业”或“内资公司与外资公司”，均为不妥。因为，foreign firms具有中国法律地位（甚至拥有中国法人资格），并非“外国企业”。而且，firms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制企业，译为“公司”，也属错译。类似地，business start-ups，最为准确的译法为“初创企业”，不宜译为“初创公司”。
其二，严谨规范。如何转换成切近于中国法律框架下的语言，这是最考验智慧的。例如，“regulation，regulatory framework”，宜译为“规则、规则框架”，不宜译为“监管、监管框架”，否则会漏译平等主体之间的规则；而regulate，宜译为“规范”。而在BR方法论的一些地方，也使用了“institutional framework”一词，我们将其译为“制度框架”。再如，世行文件多次出现incorporation，business incorporation，incorporation document……不同的译本，将incorporation译成“开办”“注册”等，均为不当，正确的译法为“设立”。在法律上，公司设立（incorporation）是设立人为取得法人资格而依法实施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它并不是单个法律行为，而是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和，译成“注册”，太小了；译成“开办”，过于口语化，找不到法律出处。
相应地，business formulation，formal entrepreneurship这两个词，有译为“正规创立企业”“正式创业”等，均为不妥，宜译为“正式设立企业”。正式设立企业后，要求申报股东及受益所有人信息，BR方法论认为，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的“Integrity and reputation”，有译本将此译为“完整性及声誉”，宜译为“诚信与声誉”。
还有，“types of movable assets，debts，and obligation”，考察的是可用于担保的财产类型，宜译为“动产、债权及其他请求权”（如出口退税请求权等）。
其三，意译通达。翻译过程中，必须将一些直译后无法理解的语汇，以意译的方式来表述，必须对实践工作比较熟悉，兹举数例：regulatory relief，有译为“豁免监管”，宜译为“简化监管”；business registry有译为“登记表”，宜译为“企业登记机构”；public comment有译为“听证”，宜译为“公众参与”；interoperability有译为“互操作性”，宜译为“协同性”；jurisdiction，法律人通常将其译为“法域”，很专业但令人费解，宜译为“辖区”；streamlined courts，无法直译，宜意译为“法庭组织与运作的精细化”（包括繁简分流、设立专门的商事法庭等）；filing a defense statement宜译为“提交答辩意见”；virtual hearing宜译为“在线庭审”……
我们在讨论中遇到一个问题：“企业破产”指标，有一句“provides a right for insolvency administrator to be heard”，说的是破产管理人的申辩权还是申诉权？则还须细为斟酌。
翻译团队夜以继日，终于在2023年8月15日完成了翻译的初稿。厚厚的译本，凝结着翻译团队的智慧与辛劳，但离译本的最终推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第一步，团队内部交叉互校，初步校正讹误。第二步，在发改委的安排下，我们与上海的指标牵头政府部门沟通，修订了专业术语的表述。
2023年8月20日，周一，上午9时，翻译团队举行第三次会议，通报了初译汇总情况，各组沟通了翻译中的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最终议定了终稿提交时间。
我们体认到，严复先生的“信达雅”译事原则，体现在文本中，要做到：
其一，信。忠实于原文，信是第一要义。在过往的世行营商环境评估磋商工作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某部门汇报三句，译员“翻译”了六句，增加了自己的很多理解，以强化汇报者的观点，该部门的汇报人员居然频频点头称是，认为有人帮着说话，总是好的。其实，翻译者自我加戏，已然有悖译者职责。
译本必须忠实原文，除非原文确有讹误。在翻译过程中，我们确实发现了世行BR文本存在此类问题。例如，英文原文第87页，“the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for Immovable Property Subcategory has 8 points”疑为原文有误，据上下文应为8 indicators，即8个指标，而不是8分。再如，英文原文第144页，选项10a和10b居然一字不差，原文第509页和第510页各有一张TABLE 9，表格排序有误。世行文本的错误，还包括语义相反的表述错误，如将“提升接入率”误为“降低接入率”，将“总成本”误为“日历日数”，YES或者NO的回答指向错误。我们整理了世行BR文本40多项错误，准备通过国家渠道提供给世行，以供其完善时参考。
其二，达。这是本次翻译遇到的最大难题。世行的指标，以英美法律与实践为蓝本，与我国相应法律术语的含义并不一致，必须在精准理解的基础上完成文义转换，否则将令人茫茫然不知所云。例如，原来的DB体系中，privat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有的译本将其译为“私人有限公司”，显然是望文生义的硬译了。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应当译为“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再如，BR体系中，consumption taxes是指基于消费的税，即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征收的税，由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支付，最常见的consumption taxes是增值税（VAT）/商品及服务税（GST）和销售税。中国的消费税（excise taxes），却是指以特定消费品为课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而世行问卷恰恰不包括特殊消费税和进口税。为了避免歧义，译本一开始即把consumption taxes（基于消费的税）进行了界定，后面则视情境将其译成增值税。还有，世行原文对同一字义在不同地方使用了不同表述，自身未实现统一，给翻译带来了难度。例如，“企业破产”指标之下，“破产管理人”用了两个不同的单词“insolvency representative”和“insolvency administrator”，我们将其统一译为“破产管理人”了。
其三，雅。翻译团队力求实现译文之雅，但委实难度极高。例如，judge，division，bench，这三个词，我们根据中国现状，分别译为“法官”“审判庭”“合议庭”，勉强算是通达了。再如，use permits，occupancy permits，use and occupancy permits，这三个词，我们分别译为“使用许可”“占有许可”“使用及占有许可”。而assignment of receivables这个词，一般情况下应译为“应收账款的转让”，而根据其方法论的释义“the creation of a security right in a receivable that secures the performance of an obligation”，则应当译为“应收账款的质押”。
比较困难的是，要结合文本与中国的行政管理实际做出精准的翻译。在“经营场所”指标中，“5.2.2最大的当地政府（municipality）”项下，有一段话，如果直译，结果将是：“在一些城市，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当地政府。经营场所主题（尤其是建筑许可）旨在关注最常见的做法。因此，就所服务的客户或市场份额而言，首选最大城市中的最大当地政府。”这样的译法，会让人心生困惑。其实，结合中国政府的设置情况，以上海为例，上海共有16个区政府，其中，浦东新区无论是辖区面积还是人口，均排名第一，故根据世行BR方法论，应选择浦东新区政府作为采样的政府。故而，此段以意译为妥：“在一些城市，可能存在一个或数个同级的政府。经营场所主题（尤其是建筑许可）旨在关注最常见的做法。因此，就所服务的客户或市场份额而言，首选最大城市中同一层级的最大政府。”
2023年9月28日，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举行了营商环境国家评估指标课题研讨会。会上，我们将世行营商环境评估BR体系译稿转给了政府部门，但校译工作一直没有停歇，笔者和董翔在这方面付出了比较多的心力。
秉承王泽鉴教授的三点精神“早起一点，晚睡一点，勉强自己一点”，笔者逐章校译，并与翻译成员保持着频密的沟通……期间随队前往宁德市委党校学习，该校地处山区，尤记得2023年10月26日，周四，凌晨4时30分，翻身起床，沉浸在“纠纷解决”指标的校译之中，窗外鸟叫虫鸣，树影婆娑……
想起苏东坡的另一首词《点绛唇·闲倚胡床》：“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