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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时期的唐朝，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是政治经济的中心。安定繁荣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不仅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工艺美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样优渥的背景下，陶瓷艺术的发展得到了有力保障。相较于隋代的陶瓷窑址，唐代的窑址遍布长江以南各地，并且名窑众多。
唐代窑口，习惯性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因为越窑和邢窑的确代表了唐代南北两方窑口的顶尖水平，但是也不能否认在其他窑口中，出现了例如黑瓷、黄瓷、花瓷等优秀的陶瓷产品。唐代的制瓷业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善于创新发展。这一方面得益于北方窑口的历史较短，没有受到老旧规条的束缚，敢于做出创新和探索；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当时唐代的繁荣稳定，给工匠提供了优渥的创作环境。
隋朝统一全国，终于终止了蔓延几百年的战火。继隋而起的唐代，总结了前面隋朝灭亡的经验，加之统治阶层的聪慧和仁德，实施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巩固政权的政策，迎来了空前的繁荣盛世。“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这是《新唐书》中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描述。大意是贞观初年，全国的户口总数不到三百万，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到了贞观四年，一斗米只值四五钱，价格大大下降，出门不锁门几个月都没有事，牛马遍布田野，人们出行几千里都不缺粮食，民众增多，物资充裕，四周少数民族归降依附的有一百二十多万。这一年，全国判处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人，号称天下太平。这虽然是夸大李世民的政绩，但是从字里行间也可以清晰看到，老百姓在这个时期的生活还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唐朝的政治环境除了统一，还有就是非常稳定。统治阶层沿用了前朝好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完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度，使得平民百姓有了晋升的渠道，原本的士族渐渐没落，门第开始逐渐消融。李世民重用贤才，广纳良谏，唐朝迎来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武则天时期的唐朝，同样重用贤才，沿用了太宗的治国之道，整个国家更是国泰民安。武则天善于处理对外事务，在冲突问题上采取的措施都非常得当，在国家的持续稳定上做了重要的贡献。玄宗前期，也善于运用良才，并一度迎来开元盛世，使得整个唐代继续繁荣稳定。
唐朝的经济在当时极其强盛，隋末时期的大运河开凿工作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朝经济中心的南移，使得长江流域的经济实现了对黄河流域的赶超。“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是杜甫《忆昔二首》中的两句，讲的是想当年开元盛世时，小城市就有万家人口，粮食丰收，储备充足。由此可见，在唐代繁荣安定的环境下，整个社会都欣欣向荣，尤其是农业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国家的粮食产量充足，为其他行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当时的手工业产品种类非常丰富，像瓷器、铜器、金银器、文房器、酒器等，且产量巨大。唐代沿袭了南朝的和市制度，加上唐玄宗时期推行以资代役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的私人手工业发展。南北大运河使得当时的河道运输十分便利，在此基础上，大运河贯穿南北，渐渐发展成一个十分完善且统一的全国市场。大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使得唐朝的经济带空前繁荣，将唐朝的文化以及工艺传向了全世界。政治环境安定、商业繁荣、交通便利，这都为陶瓷产品的贸易往来带来广阔的市场。
“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整个唐朝的转折点。唐玄宗在位前期励精图治，国力强盛，始称“开元盛世”。物竞天择，盛极必衰，开元晚期，国家丧失了不断向上求治的动力。唐玄宗改年号天宝后，越发贪图享乐，这使得政治逐渐腐败。755年，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发动兵变，从此中原陷入混战。北方的社会一度受到严重的影响，唐朝的盛世转而衰败。“安史之乱”持续七年多的动荡，使得北方的人口锐减。其中一部分人死于战乱，另一部分人则为了躲避战乱大量南迁。这段时间，人口的大量迁移是不利的，给南方固有的稳定局面带来冲击。人口南迁，本地居民对这些移民排挤，不过这些阵痛都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愈合。而且，在工艺技术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输出上，北人南迁还是给南方经济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经历了一段融合期后，北方人也适应了南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北方窑口的工匠也加入到湖南的制瓷行业中。长沙窑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工匠们把北方的制瓷技术与南方的制瓷技法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制瓷工艺，这也为后来长沙窑的崛起提供了可能。诚然，因为战乱流离失所的不单单是窑口的工匠，还有大量考取功名无望的文人墨客。这些人为了养家糊口，也从事了长沙窑制瓷业的相关工作，这为长沙窑诗画装饰的创新提供了人才基础。
在研究者们看来，长沙窑是一座商业性窑口，可以迎合不同的客户需求，以价格低廉的优势很快崛起。这一经济模式可能与北方人南迁，为求养家糊口、安身立命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