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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意为建立、想出或作出从未有过的事物，是一种典型的人类自主行为。“创造”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有意识地对世界进行探索性劳动。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辛勤劳作、精炼工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创造了硕果累累、闻名于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
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我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古代中国，我们的先民们摩顶放踵、胼手胝足、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路走来，历经艰辛，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和聪明智慧，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
在古代中国，广大农民是最勤劳的人群，他们一生都在辛苦劳作，除了短暂的节日祭祀、婚丧嫁娶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空闲的时候——垦荒、种植、灌溉、除草、施肥、收割、晾晒、打碾、运输、加工粮食、家庭手工业等劳动，占据了古代农民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
早期的中国，分布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农业区，拥有着人数最多的农民，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农民们在不断开垦的基础上，不得不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粮食产量。常年的辛勤劳作，形成了中国人民勤劳质朴、果敢坚毅的文化基因。
考古学研究表明，中国有着一万多年水稻栽培的历史。水稻栽培最早出现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约九千年前，扩展至广大的淮河流域、黄河下游地区；距今约六千年前，已经扩散到华南、台湾等地区；距今四千多年前，四川盆地已经出现了水稻栽培的痕迹。距今一万多年前，华北地区最早出现了黍粟栽培技术，八千多年前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五千多年前扩散到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四千多年前扩散到新疆地区。
无论是水稻栽培还是黍粟栽培，史前农业在开拓、发展的过程中，都需要不断适应各种不同的地理、气候和土壤环境，古代农民需要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比如，长江、淮河流域拥有丰沛的水源，但由于地势低平，频繁发生洪涝灾害，为此，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先民除了需要稻作农业精耕细作的勤劳和耐心，还需要大规模地建城筑坝，治理水患，劳动强度是很大的。而黄土高原虽然拥有深厚的土层，适宜开垦和耕种，但气候比较干旱，降雨期主要是在夏季，旱涝、滑坡、泥石流、崩塌等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因此，北方农民必须面对干旱的生活条件，忍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生活，如果错过了播种、收割的时机，可能导致颗粒无收。仰韶文化是黄土高原的产儿，也是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它跨越了今天的近十个省份，延续长达两千多年，充分体现了史前华北先民勤劳坚毅的优秀品质。
可以说，一部中国农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辛勤劳作、挥汗如雨的创业史。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大量描绘劳动生产的农事诗。比如，《诗经·芣苢》中的“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诗经·伐檀》中的“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诗经·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等等，都生动地描绘了古代先民们艰辛的劳动生产过程。尤其是《诗经·七月》，全景式地描写了古代先民为了衣食而常年辛勤劳作的沧桑画面：“一之日”寒冷难耐，寒风席卷万物，发出噼里啪啦的“觱（bì）发”之音；“二之日”寒气袭人，侵入每寸皮肤，产生“栗烈”之感；“三之日”人们就开始修理整装农具，准备这一年的春耕；“四之日”农人踏入春寒犹存的泥土，进入田中耕作；“八月”也叫蚕月，要去收集芦苇，以便蚕虫结茧，接着砍伐桑树的枝条作为蚕的食物，待丝事完成，又开始忙麻事，抓紧时间去纺织、染色；“九月”要提前修筑打谷场，以便放入“十月”收割的谷子；十月的时候木叶纷纷陨落，丝和麻不足以抵御寒冬，于是又在“一之日”狩猎，用貉的皮制作衣服。……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繁重体力劳动，浸透着岁月的沧桑，通过《诗经·七月》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祖先的辛劳，看到祖先脸庞上沟壑纵横的皱纹。
此外，李白的《秋浦歌》、李绅的《悯农》、白居易的《卖炭翁》《观刈麦》、崔道融的《田上》、颜仁郁的《农家》、雍裕之的《农家望晴》、杨万里的《插秧歌》、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张舜民的《打麦》、卢炳的《减字木兰花·莎衫筠笠》等诗词，都热情讴歌了我国古代先民辛勤劳作的场面。通过这些诗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在生活重压下的劳动人民，种田、打鱼、织布、冶炼，他们流淌着辛勤的汗水和辛酸的泪水，穿越历史的迷雾，向我们走来。
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总会引发现代人的诸多畅想。可是，在遥远的古代中国，我们的祖先并非只有宁静而没有愁苦，他们为了应对残酷的生存环境，用勤劳的双手一点一滴地创造着物质和精神财富，一步一步地提升着生活质量，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凭着自己的力量，追求活着的意义。
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之一，就是基于灵巧的双手而产生的精于工艺、善于创造等优秀品格。他指出，早在距今大约70万年的北京人时代，就已经开始“用劣质石材制造出超越时代的高级工具，例如用脉石英石片修整成尖锐、锋利的小型石器等”
。距今5300至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的良渚文化，其玉器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玉器的细雕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成为史前玉器文化发展的最高峰。此外，中国人民在铜器、漆器、瓷器等方面的精巧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距今2200多年，成书于先秦时期的《考工记》，以官方文献的方式，详细记述了官营手工业的各种规范和制作工艺，将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者视为制作精工产品的必备条件和重要方法。《考工记》所记载的手工业，分工非常严密细致，共有攻木之工7种，攻金之工6种，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磨之工（玉石之工）各5种，搏埴之工（陶工）2种，分工细密，人尽其能，有助于工匠技艺专精。尽管《考工记》的篇幅并不大，只有7100余字，但科技信息含量却相当惊人，不仅涉及先秦时期的兵器、车辆制造、礼器、练染、水利、建筑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数学、力学、声学、生物、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明确记载官府手工制造业及其技术规范的科技著作，也是中国古代标准化实践中承上启下的历史性工艺文献，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下面仅举几例说明。
关于制铜工艺。《考工记》总结了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和制作工艺：“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镈器，桃氏为刃。”“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指出在制作“斧斤之齐”、镈器等生产工具时，含铜比例、含锡比例分别为4/5、1/5。《考工记》分别记载了钟鼎之齐、斧斤之齐、戈之齐、大刃之齐、削杀矢之齐、鉴燧之齐等六种合金器物（称为“六齐”）的铜、锡比例，含锡比例分别为1/6、1/5、1/4、1/3、2/5和1/2。实践证明，一旦器物的含锡比例达到25%以上，就会变得脆弱而无法使用；若含锡比例达到50%，则会稍碰即碎。
关于制车工艺。春秋战国时期，车辆不仅是常见的交通运输工具，也是重要的战争工具。《考工记》极为重视车辆的制作技术和工艺，认为只有将车轮制为正圆，车轮与地面的接触面才能实现“微至”，这样就可以减少车辆行驶的阻力，保证车辆运行的“戚速”。此外，针对“大车”（在平地上行驶）和“柏车”（在山地上行驶）的不同功用，《考工记》规定了两者不同的毂长、辐长，提出：“毂也者，以为利转也；辐也者，以为直指也；牙也者，以为固抱也。”“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以求车辆在不同的地势条件下，实现最大的行驶效率。
战国时期，群雄逐鹿。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正处在衰落时期，无力与秦、齐等大国抗衡，且常常受到邻国中山以及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战争频仍，赵国常吃败仗，眼看着就要被他国兼并。赵武灵王思想敏锐，勇于革新，认为“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主张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中，他发现游牧民族在服饰形制、作战方式等方面有一些长处：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时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而地处中原的赵国，军服多为宽衣博带、宽袍大袖，行动起来极为不便，严重影响了战斗能力。因此，赵武灵王萌生了“吾欲胡服”的想法。保守大臣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群起反对。赵武灵王则力排众议：“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为了证明自己改革的决心，他带头穿起了胡服，随后又主导进行了骑射、兵制改革。他命将士习骑马、练射箭，并模仿胡骑，重整装备。据《战国策》记载，赵武灵王认为“今重甲循兵，不可以逾险”，于是决定改重甲为轻甲，下令军队以皮质铠甲取代铜铁铠甲，极大提高了行军效率和士兵作战的灵敏度。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等一系列改革后，国力日渐强大，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河套地区。其他诸侯国争相效仿赵国改革，胡服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胡服因轻便实用，很快就从军队传到了民间。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1961年考察了包头市的赵北古长城后，创作了一首广为人知的《登大青山访赵长城遗址》。诗中写道：“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邯郸歌舞终消歇，河曲风光旧莽苍。望断云中无鹄起，飞来天外有鹰扬。两千几百年前事，只剩蓬蒿伴土墙。”说的就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这段历史。历史长河，大浪淘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创新实践，是古代中国先民摒弃陈规、敢为人先的著名例证，也说明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积极应对环境变化，才能紧跟时代步伐，立于不败之地。
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革故鼎新的锐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开拓创新作为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敢为人先，是高瞻远瞩的豪迈，是勇者无畏的自信，也是伟大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核心要义。
中华文明在起源时就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在制度文明方面，尽管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创造了一套富有成效的机制，但并不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商鞅变法，就是制度创新的成功典范。
战国时期，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两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史称商鞅变法。面对甘龙、杜挚等旧贵族“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反对变法论调，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并旗帜鲜明地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在商鞅的强力推动下，秦国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代之以军功制，颁布了按照军功进行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废除贵族的井田制，统统废除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顷（百亩）田的“封疆”，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并特别奖励垦荒；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迁都咸阳，将国都由雍城迁到咸阳，便于秦国向东用兵；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商鞅变法不仅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由此开启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建设；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使秦国发展为战国后期最为强大的国家，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显著加强了普通群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一个全新的、融合的、大家真正认可的大民族开始形成。至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始逐渐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