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多年前，在寻找有关中国传统生活的英语材料之时，我发现林语堂、赛珍珠和爱丽丝·蒂斯代尔·霍巴特的小说、评论和反思都非常具有启发性。他们用充满魅力的文笔把自己见识的中国社会慢慢向20世纪30年代的读者介绍，包括一些港口小城的乡绅、佃农和商贾之士。这些人也曾翻译过一些中国的通俗文学作品，文笔细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年，如此高端素材实在难觅。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读者对于高罗佩的侦探小说《狄仁杰》的问世备感欣慰。《狄仁杰》中，古代封建中国被描绘得生机勃勃，文化鲜活，而不是在国际上无足轻重的小卒。如今早已不见往日痕迹，这本小说却是了解过去中国的最佳途径之一。

高罗佩的一生富含传奇色彩，他在学术、外交和艺术方面皆有成就。他父亲是荷兰驻印度尼西亚军队的一名军医，高罗佩于1910年出生在荷兰格尔德兰省的祖芬。三岁到十二岁期间，他生活在印度尼西亚殖民地。1922年高罗佩和家人才回到荷兰，他被纳梅根的古典体育馆（中学）录取。在学校里他发现自己语言天赋极高，通过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语言学家乌伦贝克的介绍，他很小就开始学习研究梵语和美国印第安人乌足族语。空闲时间，他私下又跟着在瓦赫宁根学习农学专业的一个中国留学生那学了汉语。

1934年，高罗佩就读于莱顿大学，莱顿大学是欧洲东亚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汉语和日语，但没有放弃他早期对其他亚洲语言和文学的兴趣。例如，1932年他翻译出版了一部荷兰语的由迦梨陀娑（ca. A. D.400）创作的古印度戏剧。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日本、印度对马崇拜的内容，1934年他在乌得勒支答辩，1935年他的论文由专门研究亚洲材料的莱顿大学布里尔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高罗佩还为荷兰期刊撰写了以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为主题的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慢慢体现出他对亚洲古老生活方式的热爱以及对现状听天由命的态度。

高罗佩完成大学学业之后，于1935年进入荷兰外交部。他的第一个任务工作地就在东京外交馆，在东京他有机会在业余时间里继续他的私人学术研究，他的大部分研究对象都是参照中国传统文人而选择的。由于他工作的局限性，他的调查范围也很有限，研究并没有什么深度。如同一位传统的中国文人，他自己也收集稀有书籍、艺术作品、卷轴画作和各种乐器。他非凡的学术素养与鉴赏眼光使其收藏品价值连城，受到很多东方收藏大家的尊崇。他还曾翻译过一篇复刻在砚台上的铭文——砚台是书法家用来研墨书写的珍贵物品，他本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书法大家，这一点对西方人来说是很难得的。他还会演奏中国古琴，并根据中国资料写了两部关于古琴的专著。在这和平的开创性年代，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在北京和东京出版发行了，赢得了亚洲和欧洲学者的一致好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高罗佩在东京的日子。1942年，他和其他盟军外交官一起撤离东京前往重庆，担任荷兰驻华使团秘书。1944年，他在山城重庆发表了一本罕见的中文作品，讲述的是佛教大师东高的故事，东高是一个在明朝破败之时仍旧忠心于大明朝的和尚。高罗佩在中国一直待到了1945年欧洲战场战争结束，他又回到海牙待到了1947年。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担任荷兰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议员，1949年，他又回到了日本，开始了为期四年的任职。

1940年，高罗佩偶然发现了一本匿名的18世纪的中国侦探小说，令他着迷。此后，变幻莫测的战争及其惨烈的后果让他搜寻不到多少资料，他也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但他仍然设法利用零碎时间来研究中国通俗文学，尤其是刑案故事。他写了一个传统侦探小说的英文本《狄公案》，并于1949年在东京限量出版发行。这本小说分为三集，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古代神探狄公的第一本书。

狄公是朝廷官员和儒家学者的典范，范·古里克对此非常着迷，他对中国刑法探案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1956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13世纪刑案的英文书籍，名为《唐寅皮氏》。

范·古里克对侦探文学的痴迷很快就引起了他对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兴趣，尤其是明朝期间（1368—1644年）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拥有三妻四妾是中国名门望族生活的常态。高罗佩在许多作品里写道，尽管古代中国的一些名门望族口头上经常高风亮节、德高望重，实际上他们在个人生活中处处蝇营狗苟，体现出了人性道德的弱点。

高罗佩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大量翻译和改编使狄仁杰这一人物在西方名声显赫，在20世纪50年代尤为盛行。高罗佩无论是在新德里、海牙还是吉隆坡，他一直继续写着狄公的故事，至少写了17篇。他最后一次外交任务是1965年的东京之行，受命担任荷兰驻日本大使，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职位。两年后，在离职回家之后，高罗佩就停笔辞世了。

在高罗佩相对短暂的一生中，他在繁忙的外交生涯中抽出时间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深奥主题，并予以出版发行。他没有关注中国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等大问题，但在极具争议的热点政治事件中，他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他不专门研究某一特定时期，甚至不专攻文学，而是关注了中国古代。他的兴趣局限于中国古代而不是20世纪各种革命斗争中的中国。他寻找的“小话题”通常是受业余的艺术和文学爱好者喜爱。为了调查这些先前从未被研究过的边边角角，他充分利用自身所长，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鉴赏家的身份和所具备的多项才能对他帮助很大。虽然他的学术作品读者不多，但他对小说、法理学、侦查学的研究，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了中国版的福尔摩斯——狄公。

直到本世纪，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中国通俗小说都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针对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才慢慢密集起来。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新文人推行白话文来帮助中国革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鲁迅和蔡元培开始复兴过去的民间文学，希望证明白话文曾经是，将来也更可能是文学表达的坚实载体。他们渴望为大众提供新的读物，于是搜寻以往引人入胜的故事、错综复杂的情节和道德层面的模范榜样，将这些故事再次发行或改写给民众。1975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湖北省发现了一批秦朝（公元前207年）的竹简，据报道其中就包括关于犯罪和侦查的相关材料，以及关于地方长官破案的描述，因此中国犯罪小说的起源仍在继续探索之中。

日本文人不像中国古人那样对通俗文学抱有偏见，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搜集中国通俗戏剧和故事，有时在出新版之前还会根据日本人的口味改编一番。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意识到中国传说和故事作为政治指导和宣传媒介的重要性之前，西方学者，尤其是以保罗·佩里奥特为例的法国汉语言学派，就已经研究过中国传说和故事了。

高罗佩是由伯希和主导的欧洲汉学学派的产物，他和那个学派一样热衷于比较研究和异域主题。对于这一类学者来说，通过研究者对奇异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的分析理解，最小、最深奥的主题也会变得广泛而有意义。简而言之，研究者的想象力和才能赋予了这个主题重要性、实质性和相关性。当高罗佩1935年第一次来到日本时，他很快就发现日本的艺术收藏和图书馆中包含丰富的中国通俗文化资料。作为一个想象力丰富、时间有限的学者，高罗佩立即就意识到，通过深入研究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收集的物品和他们所观察到的习俗，他可以对中国名门望族的文化进行大量研究。

中国的犯罪小说是口语叙事传统的主要流派之一——侦探小说的后期形式。在宋朝（960—1279年）年间，或许可能更早，百姓都喜欢听集市或街上的说书。狄仁杰（630—700）是说书人最喜欢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历史人物，唐朝的政治家，他与包拯（999—1062），都是说书人、戏剧创作者和文人最热衷于传颂的人物。在传颂过程中，狄公的历史事迹在侦查破案和洞察秋毫方面有着传奇色彩，神探官员的形象便深入人心，也渗透到了各种形式的通俗文学之中。

中国传统侦探小说的主人公通常是地方官员，故事通常是从地方县令的角度娓娓道来。他身兼数职：破案的侦探、验尸的仵作、判决的官员，还是心向大众的复仇之人。故事中通常会涉及多项罪行，因为县令很少有闲暇或机会一次只处理一宗案子。罪案通常发生在故事的早期，并且经常相互关联，通常戏剧或故事不是说教性的，只涉及针对个人的罪行，而不是针对社会的不端。罪案通常可以依法判决，谋杀案或强奸案或两者兼而有之。狄公作为朝廷官员、皇上臣子，需判定案情，擒获凶犯，并依法论处，狄公不可依个人所愿自由量权、宽宏施仁或偏袒有私。狄公是勇气、睿智、诚实、公正和严肃的典范，他天赋莫测，有时会洞察秋毫，有时甚至会看到阴间鬼魂。狄公极少表现出幽默自在的情绪，但他的随从有时会显得滑稽可笑。

狄公永远都是文人出身的中年男性的样子，保护弱者，替人申冤，不奢侈浪费，不贪污受贿，不屑谄媚。凶犯，尤其是杀人犯，通常都是冷血无情、不可救药的恶徒，需要几次大刑伺候才肯招供，应该依法处以极刑。凶犯不拘年龄、不限阶层、不论性别。受害者通常属于社会底层成员，围观群众大多数也是这类人。

社会正义贯穿于故事始终。在古代封建中国，司法公平是为了报仇和纠正错误，地方县令应尽职尽责，维持好人间事务与天意一致。所有罪案都是公堂明审，百姓可以旁观；狄公必须公开审讯，不得私下审讯。虽然狄公本人可以立即判断出凶犯有罪与否，但他需要公开自己的审案证据，而且不能严刑逼供。所有审案判决过程都须仔细记录在案，凶犯须签字画押来核实笔录准确无误。凶犯通常很是狡猾奸诈，狄公有时也会短暂地感到迷惑不解，虽然大部分调查都是由狄公的随从进行，但狄公为了效率或公正，有时也会亲自调查。公堂之上，市井之间都会有百姓对狄公的安排或是决定进行批评或赞赏。如果人们怀疑狄公腐败、偏袒或出错，百姓们还会抗议，引发骚乱；如果上级官员对他的行为不认可，他有可能还会被罢黜并受到惩罚；如果百姓抗议引发骚乱出事，煽动性强，整个州府都会受到惩罚。

1949年，高罗佩出版了狄公小说的第一个译本。他曾建议现代侦探小说作家可以尝试为当时的读者写一本中式小说，因为无人尝试，即使他毫无经验，高罗佩也决定自己写一本。当时在东京和上海，西方译文小说出售火爆。最初，高罗佩打算向日本和中国的读者展示中国传统故事要比那些西方故事好得多，他的前两部小说原本都是用英文撰写，只是一个初稿，他便打算用日文和中文出版。但他的西方朋友对这种新型侦探小说也很感兴趣，他便决定用自己相当熟练的英文继续写作。

从学术研究到翻译再到富有想象力的写作，高罗佩果断而成功地迈出了一大步。这在他以前涉足的学术研究领域并不多见，但这些研究为他跨入中国侦探小说的写作生涯做了极好的准备。现在，他没有必要拘泥于确切的历史事实和文献背景，对传统中国生活的写实刻画变得至关重要。高罗佩以狄公为人物原型，可以自由地汲取中国文学中的情节、故事和内容。除此之外，他还可以很容易地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阅读中找到灵感，为小说添加一些引人入胜和令人兴奋的描述。他还用自己虚构的地图和根据16世纪的壁画绘制的中国场景插图让小说更为生动。

高罗佩在1950年至1958年间创作的狄公早期系列小说，比他后来所写的版本更接近中国原创作品。这些早期小说共有五部，包括《铜钟案》和《铁钉案》等，现在以新版本付印。高罗佩于1950年在东京写了《铜钟案》，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1956年他在贝鲁特又写了《铁钉案》。他通常是在公务闲暇之时选择情节和人物，在想象中的地图上布置初步的地形，在《铜钟案》中，三个故事都直接取材自中国。在其他系列小说中，高罗佩是自己设计了大部分主题和情节，一旦真正开始写作，他大约用六周的时间就能完成一部小说。

从一开始，高罗佩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散文小说的局限性。谋杀、通奸、神秘和暴力的故事肯定会吸引西方观众，他们似乎永远不会满足于此。但是中国口语小说的其他特征不太可能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凶犯身份通常在中国故事的开头就被揭露出来，出于对西方习俗的尊重，高罗佩把破案结局放在了最后。中国故事素材中往往有一些对于西方读者陌生的习俗和信仰，中国作家往往满足于通过呼吁超自然的知识或干预来解决令人困惑的谜题。在西方人期望解释说明作案动机之处，中国作者很少把这些问题说得很清楚，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刻画还往往局限于对社会类型的刻画，实际上没有人去分析或培养个人性格，评估环境或背景对其的影响。

正如中国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狄仁杰本人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角色。为了让他更能令读者信服，高罗佩试图让他更具有人情味，偶尔他会微笑一下，在美女面前会变得兴奋，或者对自己和自己的决定感到不确定。虽然高罗佩不能完全忽视某些传统特性，但他更喜欢软化狄公的态度，提升他的人性，使他成为一个忠于家庭之人，一个艺术、文学鉴赏家。通常情况下，狄公也试图在关键时刻理性地、不受鬼神干预地去破获案情。

在有意识地根据西方观众改编故事的同时，高罗佩很好地保留了中国古代帝国的生活方式。当狄公责备当父亲的没有注重自己女儿的德行修养时，读者会喜欢联想自己在当时社会中扮演的家庭角色。读者会理解秀才的角色，以及他在整个社会的特权与责任以及教育与道德的关系中的位置。读者还会从狄公那了解到，南方人在语言和习俗上与北方人有很大不同。另外，一些小物件，如砚台、鞑靼鞋上的钉子、道士的木鱼、门把手等，都被巧妙地引入故事情节，让高罗佩有机会向西方读者介绍这些物品及其功能。外国读者会意识到书面语言、书面记录和文书在中国的重要性。西方人不熟悉的社会团体，如丐帮的盛行，贩卖女童为奴和卖淫盛行的现象也暴露了生活的阴暗面。对外贸易、官盐垄断、“压榨”或小额贿赂这些都增加了故事的现实主义色彩，而女性仅被赋予操持家务、满足性生活需求、手工艺制作和抚育孩子的角色。

当然，狄公的故事不应该被视为中国古代帝国生活完全准确的描述。首先，故事中的时代不对。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生活在7世纪，但大多数关于他的中国故事都是在16至19世纪写下来的，并反映了当时的行为准则。高罗佩根据这些社会背景改编了他的作品，尽管这位荷兰学者对明朝和清朝的研究非常努力，但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仅限于几次短暂的到访参观以及二战期间那几年的停留。他理想化的中国是被西方帝国和日本破坏之前的古代封建帝国。他常从儒家君子角度来看待古代封建中国，他对这些名门望族的生活方式十分尊重和热爱。

这些故事虽有其局限性和偏见，但还是相对准确地描绘了古代封建中国日常生活的一些方面。高罗佩的观察是发现当时村里镇上的人仍遵循着老旧的生活方式，地方长官仍然掌管着本地事务。高罗佩对日常生活中的物件高度敏感，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社会观察者。他与政府高层打交道的经历研究，让他有机会了解传统中国，而这些已经不再是专家学者的专属领域。再多的古典文献、地名辞典、朝代历史或外交文件本身都无法让一个人对日常的传统中国生活有深入的理解。对西方人来说，中国通俗故事若直接翻译往往太过异化，涉及的常见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解释，这便导致读者对故事无法完全理解。高罗佩以其独到的见解和阐释，轻松愉快地为西方人介绍了古代中国，并让他们了解到中国和西方民族社会的不同之处与相似之处。此外，这些故事本身也很有趣，享受故事本身也是阅读乐趣所在。

唐纳德·F.拉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