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遗珠浩如烟海,许多如今仍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而提起中国古代侦探小说,称得上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却是寥寥无几,如今中国侦探图书市场更几近被美国、日本的侦探小说垄断。但其实在西方侦探小说诞生之前,古老的中国就存在一种同西方侦探小说框架相似却又风格迥异的通俗文学品种——公案小说。它从话本故事演变而来,大多写封建社会清官廉吏的断案故事。公案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清官逸事和民间传说志异笔记,缺乏层层推进、惊险刺激的悬案设置,也往往没有严密的推理,所以未能形成西方侦探小说那样的格局。1943年,荷兰温润、清爽的风将高罗佩吹到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初识汉文化,高罗佩先生便对其一见倾心,从那之后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更是耗时十五年编写了《大唐狄公案》这一鸿篇巨制,完美地把中国公案小说改造为西方侦探小说,巧妙地完成了弘扬中国古代文化和将中式侦探小说推向世界的双重任务。《大唐狄公案》一经问世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而后数年间更是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呈现在荧幕上,不仅让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是让全世界看到了汉文化的耀眼光芒。
高罗佩,字笑忘,号芝台,是罗伯特·汉斯·古利克的中文名。高罗佩一生笔耕不辍,著作斐然,发表了多部汉学研究著作,而《大唐狄公案》作为高罗佩汉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反映了高罗佩对于中国古代汉文化的熟稔,字里行间涌现着作者对于汉文化的热爱。他对汉文化数十载研究,因此能有下笔如有神的自信。笔者将明代的生活场景套用在唐朝的大框架中,用词考究、精准,虽是全部用英文写就,却没有任何“水土不服”之感。书中内容情节紧凑、丝丝入扣,多个悬念扣人心弦,给人一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忍释卷之感。
面对这样一部复杂的作品,译者顿感自己笔法稚嫩,又觉眼前困难重重。首先是风格定型上,《大唐狄公案》的时代背景为唐朝,那么语言风格应为古风,但纯粹的古文又往往晦涩难懂,会使读者产生畏难情绪,影响观感,于是译者决定采用半白话的形式进行阐释。但因为译者欠缺此类书籍翻译经验,常常担心自己文笔不佳,难表其意。关于选词上译者也遇到了较大的困难,比如官职的译法上,唐朝官僚体系中对于县令以上的官职记载十分清晰,但对县令以下的官职的记录却十分模糊。在翻译马荣和另一姓凌的军营小官的官职时,译者先是翻阅了大量资料,却发现很难统一译法,而后译者又按照自己的知识储备进行反推,先确定马荣的官职为“百长”,推测职位略低于“百长”的凌姓某人的官职或为“伍长”,又翻阅了多篇论文,确定“伍长”这一译法可以采用。
最后是关于人物塑造上,高罗佩先生笔下的人物往往复杂而真实,他从不会引导读者对某一人物进行非善即恶的刻板定义,比如吴峰这一人物,他最初无意仕途,沉迷于外邦文化,行为举止礼仪有失,看起来跅弛不羁,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但从另一角度看,他快意恩仇,对白兰痴心一片,是个率性洒脱之人。文中各人物对吴峰的态度褒贬不一,随着情节的推进,吴峰这一人物的“外衣”也被层层剥下,露出了他最初给人的印象截然不同的一面。这样的刻画手段十分符合现实,体现了这本书的复杂性和生活性。
了解到原著作者的用意后,译者常陷入犹豫不决进而产生自我怀疑的情绪中。比如对于宝月师父这一人物的把握上,正如文中所说的“表情淡然”“大大的眼睛里空无一物”,宝月师父往往喜怒不形于色,这就使急于对人物进行定性的译者有在黑夜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译者对宝月师父这一人物形象画上了一个问号,渴望在结局时可以得到解答,但其实到最后也并没有得到预想的答案。而在这本书完成一些时日之后,译者回想宝月这一人物:一来宝月师父乃虔心向佛之人,二来她长斋礼佛却体态丰腴,再联系她不嗔不怨不怒的心理状态,或许宝月师父的人物形象透露着高罗佩先生对于佛祖的解读。当然,这一切不过是译者的臆想。而自此之后,译者常常反思,是否时常将自己的主观解读代入书中?是否自己无意间为一些人物或者情节设定了一个框架,又在翻译过程中强行填充自己想当然的框架?是否有些疑问一定要被解开?这些问题将成为译者今后要探讨的课题。
《大唐狄公案》系列书目众多,篇篇经典,译者能参与其中已是莫大的福分,若能博君一笑,更是一大幸事。最后,借用原作者的一句话:倘若你对这本小说有丝毫满意之感,都应归功于创作出这本书的原作者,而任何的瑕疵都应该归咎于译者本人。
刘琬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