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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外交是新时代的产物，其发达程度取决于一国对时代本质的把握，由此可见公共外交本身就具备显著的时代色彩。面对风云诡谲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传统公共外交已不能满足国内国际的需求，以新时代民心相通为首的超越公共外交的新方案应运而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须弘扬睦邻友好的合作精神，在教育、青年、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入开展人文合作，以文化交流推动包容开放理念的形成和扩散，促进文化交融，促成文化认同感，为深化沿线国家合作提供内在动力。
立足于当今世界的发展局势，从“后天”所向看“明天”所往，超越公共外交的时代性则体现在国际视角、国内视角和整体技术变革视角三个方面。
放眼国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的世界正处在历史变革的重要转折点，全球化的进程将继续深化，还是倒退回分裂、封闭？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国家深思并做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今天的中国也日益成为推动全球化、成就全球化的新力量。中国将进一步走向世界，世界也将进一步走向中国。对中国来说，推动全球治理新变革、传递全球治理新理念、谋划全球治理新格局，已是大势所趋、题中之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地方化，文化多元而极端化，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反犹主义等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种文化的价值通约，既发现、发掘、塑造人类共同价值观，也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智慧和方案。典型的时代之问就是超越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中所谓的相互依存，更多的是依存美国霸权，现在被特朗普当武器来用。我们要从相互依存到命运与共，这不是一种从属关系，没有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网格状。这要落实于国内治理，尤其是政党治理，超越利益集团、选举政治，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推动政党的转型，也可以说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塑。
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意味着，认识与把握战略机遇期需要从新的时代条件出发。
当前世界呈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表现为：力量对比变化，非西方力量在经济全球化中持续上升，改变了由西方国家完全主导的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经济动能变化，新工业革命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战略新兴产业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关键领域；制度优势变化，西方治理机制与规范应对全球问题捉襟见肘，甚至“以退为进”地破坏现有国际机制。
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崛起带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巨变。博鳌亚洲论坛界定的新兴11国，2017年的经济增量已达到世界经济增量的53.1%，高于G7（21.8%）和欧盟（12.8%）的增量占比，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中，中国2017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达到约34%。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增加导致发达国家在多边合作中获得的收益相对减少，一些国家试图以多种手段阻止新兴经济体扩大份额，甚至为此破坏现有的多边体制。伴随着贸易战、美联储加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失业与通货膨胀增加，资金外流加剧。但是，全球力量对比更加平衡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当前是全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时期。旧经济动能衰退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增强，全球分工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都面临冲击。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再工业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税收，而以智能化本地生产为特征的工业4.0模式成为充分利用其较高的劳动力素质与劳动力成本的重要选择。当前，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尚处于发展阶段，新经济动能完全替代旧经济动能的时机仍未成熟。但是，从新技术应用中谋求经济新动能的发展道路已经在大多数国家中形成共识。在当前的大变局中，中国面对的是更严峻的发展环境。与21世纪初的战略宽松期相比，未来中国从全球市场获取新技术的难度将增大，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将面临更多的政治与安全因素影响。但是，旧发展模式产生巨大的生态成本与价值链固化效应，即便大变局不出现，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势在必行。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也是我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强国的蜕变期。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做出了要从“危”中求“机”的战略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贸易战爆发后，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战略机遇期的提法从“仍处于”变为“长期处于”，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对主动应对挑战、创造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机遇信心十足。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了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赶超西方的思维逻辑。此后，国际社会不只是抽象地谈论中国崛起，而是谈论“一带一路”。这就一下子把国际话语体系从近代几百年拉长到两千多年，从而解构了西方中心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普世价值，倡导人类共同价值，旨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真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天下担当。
中国实现互联互通的能力世界最强。中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设了1.9万公里的高铁，占整个世界的60%。中国的高铁网不仅世界最长，而且最复杂、最密集，将中国100多个城市连接起来。这不得不说是人类交通史上的奇迹。根据“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中国的高铁将达到3万公里，将中国所有超过50万人口的200多座城市连接起来。这是中国在世界推行互联互通的底气。实际上，中国所实现的互联互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梦想。但是，中国实现这些梦想的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正所谓“政贵有恒，治须有常”，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划的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显示出威力。
从后天看明天，从未来的维度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宣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更长远的意义则是告别普世价值的虚伪，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推动建立文明秩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树立人类整体观，超越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差异，寻求人类最大公约数，塑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汲取了中华文明的灵感，承载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梦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境界，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人类”是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思想和天下观的时代升华。近代以来，在欧洲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风行一世，既稳定了国际秩序，也带来诸多的不公平，许多国家仍然是部落制，现代国家能力建设滞后于时代，且强者逻辑、先发逻辑一直在考验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以“人类”为单元的世界观，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分野，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系统论以及民本思想和天下情怀。
“命运”源于近代180余年来中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独立自主，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秉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鼓励各国自己掌握命运，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是以中华国运带动人类命运，树立了超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整体身份和未来认同，体现了中国世俗文明的时代魅力和天下担当。
“共同体”超越民族作为想象共同体、中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层次，追求人类共同体的大同，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天下一家梦想，超越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矛盾，是对近代以来中心-边缘全球化体系的超越，希望实现一体化地理、政治、文化的合一，成就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这三个方面均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开创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创新，在新时代践行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的理想，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魅力和世界人民的期待。这就意味着，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也应超越传统公共外交范式，探寻国家之间休戚与共的交往之道，落实在超越公共外交的新范式上则体现为：通过民心相通来有效开展新时代的公共外交。
反观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不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改变。
中国外交具有在21世纪弘扬传统中华文明的天下担当，牢记社会主义的使命，超越了近代以来追赶西方的逻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了伟大超越。在此基础上，作为我国总体外交中的组成部分，超越公共外交则意味着要服务于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
其一是中国更加开放带来全球化新红利。十九大报告提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当今世界格局出现显著变化，逆全球化潮流涌动。而中国成为对外投资大国和进口大国，给全球化带来巨大信心。
其二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带来合作新机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其三是中国担当带来更多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一带一路”被写进党章，预示着中国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推动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国际形势客观上也需要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更加积极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现在的中国自身有能力，有责任，也有担当。
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正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外交日益自信与自觉。中国外交的自信莫过于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写进联合国决议；中国外交的自觉莫过于将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梦，到为人类进步事业、实现国际公平正义的世界梦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日益体现在外交领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充分展示了中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自信与决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段话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国际视野和世界关怀，说明我们党从建党的初期开始，就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紧连接在一起，就充分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应当具备国际主义精神。这不仅是党代会报告外交思路的调整，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世界，今后的外交需要从“为世界人民服务”这个角度进行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这作为外交部分的标题。这一表述高度凝练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也向世界公开亮明了我们希望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报告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就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技术变革：万物智联的时代要求
新时代条件下把握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抓手就是在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上弯道超车，强化自主发展能力。新技术革命呈现“一体多翼”的结构，以人工智能与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与智能化革新是主要技术纽带，带动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等诸多领域实现融合发展，连接原本相互分隔的网络空间、物理空间和生物空间。
基于智能化的巨大潜力，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强国提出“再工业化”“工业4.0”规划，引导企业从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模式（“工业3.0”）过渡到工业自动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生产模式（“工业4.0”）。基于物理信息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s，CPS）的快速发展，“工业4.0”模式下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与全生产制造流程都实现数字化智能控制与个性化定制，使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全球销售”为“分散生产，就地销售”所替代。因此，未来高端制造业竞争将更加激烈，而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出现机器完全替代简单劳动的趋势。
与之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生产依旧处于按照劳动分工使用电力驱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2.0阶段。尽管中国已经进入“工业2.0”的中后期，但在新工业革命的潮流下面临着不同工业化时期同时叠加的难题：既要在更多的行业推动大规模生产，又要逐渐普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自动化生产，还要推动有条件的行业积极布局智能生产。这种多层叠加、大而不强的工业化局面在新工业革命的潮流中将受到最大的冲击，而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化重新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西方国家将可能逆转“东升西降”的历史进程，维持不公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安排，锁定非西方国家的分工劣势。新技术革命给各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从“危”中求“机”的关键在于把握自身优势，积极布局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并在特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一方面，中国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领域拥有强大的市场应用能力。中国企业研发的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已接近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识别率已经达到95 %以上。借助这一优势，中国在智能音箱、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终端产品和智能医疗、智能金融、智能安防、智能家居、智能电网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诞生了以大疆为代表的全球性行业龙头企业。在与人工智能发展密切相关的5G无线通信网络技术领域，华为提出的Polar码方案被确定为5G三大场景之一的增强移动宽频的控制频道编码标准，且华为在这一领域拥有的专利使其在5G时代将获得巨大的先发优势。
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数量与市场规模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必要的海量数据与消费群体。人工智能与多个行业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为庞大人口服务的效率，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数据以促进机器的深度学习。中国市场因此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注入：仅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的投融资额度便达到277.1亿美元；而2013—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人工智能市场总体融资占全球总融资的60%。在人才领域，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人才达到18 323人，占世界总量的8.9%，仅次于美国。基于巨大的资本与人才优势，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专利申请量与论文发表量均居全球首位。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人工智能产业大国。此外，中国市场持续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也激励了新技术领域的中外合作研发。例如，在最重要的人工智能技术领域，中国科研人员同外国同行合作的高影响力论文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通过国际合作发表的高质量论文占比达42.64%。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在世界局势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关口，习近平怀古今中外、系东西南北，开创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而积极的响应，使中国逐渐占据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在中国方案中，公共外交作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新时代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直接要求，因此超越公共外交的时代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