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超越公共外交的国家性：我将无我

公共外交的悖论：公共外交起源的国家性

发源于西方语境下的公共外交具有深刻的国家性，作为一种在全球化和大众政治时代对传统外交的补充形式，这一特性贯穿于其概念、理论、实践发展演变的始终。所谓公共外交的国家性，是指在目的效用上，公共外交是为了提升国家形象、改善国家处境、表达国家意志 。“公共”一词的背后，是西方社会固有的、非此即彼的一神论“皈依”思想下的二分法思维，体现为“公私领域”分界。这种分界也是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主要内容，认为两者是相互对立共存的领域。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此分析概念，而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一书对其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是：“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

以公域-私域相对立为逻辑前提，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家进而引申出封闭体系下“国家-社会”的固有张力，并衍生出一系列政治上的“社会契约论”和“财产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公共领域在近代的发展就是更为具象的“市民社会”。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分别对“市民社会”的本质进行还原，得到了贯穿其中的“生产”“交易”“消费” 这三种本质逻辑，它们构成了西方公民组织自身活动的基本范畴并影响至今。

基于行为体不同的实践逻辑和“国家-社会”二者对立的预设，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张力问题就成了西方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首要目的。其手段和形式也随着历史条件和时代规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1）在西方传统的帝国秩序下，“社会”依附于“帝国”，两者的矛盾主要靠暴力解决；外交也是各君主国之间派遣使者进行的、围绕家庭事务衍生出的一系列政府事务的谈判和交易。如同“外交”（di-plomacy）一词的词源所展示的那样，源自古希腊文的diploma，由diplo（意为“折叠为二”，fold in two）和ma（意为“物件”，an ob-ject）所组成 。在罗马帝国时代，diploma指可以在帝国道路旅行或过境的文件，如护照或通行证之类的文书。公共外交在此时并没有发展的空间和土壤。

虽然在一战和二战中，通过情报、间谍、宣传等战争手段已经开始出现争取“民众”的外交行为，但广泛的大众参与和公开外交的真正成形还需等到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后，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作为经济基础，将“去殖民化”和“民族自决”作为上层建筑，从而对原本的西方列强殖民秩序进行彻底的解构，彻底瓦解“中等强国”的世界优势，并引发20世纪40—50年代亚洲民族独立的高潮；继亚洲之后，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也迎来民族独立高潮，仅1960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这一年也被称为“非洲独立年”。

（2）“帝国”秩序的解体以及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化浪潮，使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态发生变革。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革命、信息革命、科技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社会领域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壮大了西方语境下“市民社会”的力量，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外交”甚至是“国家”的合法性认知，理性主义、民主精神与后现代主义相互交织发展。承载传统外交形态的客观基础的重大变化，使超越传统外交范围看待国际关系成为新形势下西方国家不断推进其国家利益的必要视角。解决“公域”与“私域”的张力问题的传统暴力手段便逐步进行了“民主化”的包装，被广泛接受。

伴随着核武器的问世、“冷战”的接踵而至，人类再一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极大降低，大国竞争的内容和形态发生了时代性变革，从宣传手段演变而来的、以迂回方式争取他国民众的“公共外交”终于正式登台，并且深刻地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互交织。罗斯福弥留之际为美国规划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美国领导世界”的“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为“公共外交”的展开制订了根本目标；乔治·凯南“八千字电报”承袭了这一想法：“保持我们社会、经济的活力和吸引力，来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

2019年，修例风波席卷香港，进而演化成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下分裂国家的无政府暴力运动，事态从参与暴动的部分香港市民与警方对峙演变为他们跟普通民众的激烈冲突。蒙面示威者挥舞美国国旗，背后不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身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公布的资料显示，近年来该基金会的资金流向主要为亚洲、中东和拉美地区。其中，亚洲地区2007年的受援资金分布如表2-1所示 。

美国“公共外交”的自身悖论越发明显，其以“公共性”为名，行“国家利益”之实，名不副实。“公共外交”只是其扩展“霸权”的遮羞布，其实质逐渐被国内国际有识之士认清。

2015年7月28日，俄罗斯总检察院发布公告，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列为不受欢迎组织。公告指出，据调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控制俄罗斯一些商业和非商业组织参与抵制选举结果、组织政治游行等活动，试图影响政府机关决策和破坏俄军形象，对俄宪法制度、国防安全等构成威胁。自由主义者、国会议员罗恩·保罗也在2005年反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指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与民主关系不大。它是一个利用美国税收资金实际颠覆民主的组织，通过向受到青睐的政党或海外运动提供资金，在海外‘发动颜色革命’，而不是推进真正的民主运动” 。2019年12月2日，中国政府宣布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实施制裁 。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次年1月，美国国防部相隔十年再次发布《国防战略报告》。这两份报告在内容上均对网络战、信息战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互联网是美国的一项发明，它会继续影响各国和每一代人的未来，理应反映美国的价值观” 。《国防战略报告》认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将信息武器化，不需要越过边界就能发动针对美国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攻击，美国需要切实提高公共外交能力，制定、指导连续的传播活动，评估向海外传递美国信息的既有传播平台，更有效地传递和评估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以增进美国的影响，提升在这一领域的竞争能力 。公共外交依旧被框定在“大国竞争”的战略轨道上。

公共外交被扭曲至如此地步，成为“后真相”时代激化对立、制造冲突的新场域，实在是现代文明之殇。人类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现在也终于走到一个反思的节点：我们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逻辑自洽不等于现实自洽，且往往受制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其“真理性”存在边界。如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言，事物的时间和空间各自都不是绝对的，当物体运动速度达到一定的“阈值”时，时空参照系就会发生变化。兴起于西方世界的“公共外交”绝对不是处理国与国、民与民、国与民之间关系的唯一逻辑和途径。超越公共外交“国家性”的恶性循环是这个时代的良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指引。我们急需其他智慧应对受困于西方“封闭体系”内的混沌局面，而走在复兴道路上的、具有五千年璀璨历史的中华文明应当仁不让。

超越公共外交“国家性”的必然性基础

熵（entropy）是一个物理热力学和化学概念，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于1865年所提出，用于测量在动力学方面不能做功的能量总数。当总体的熵增加时，其做功能力会下降，熵的量度正是能量退化的指标。熵亦被用于计算一个系统中的失序现象，也就是计算该系统混乱的程度 。熵增定律的表述是：在孤立系统中，体系与环境没有能量交换，体系总是自发地向混乱度增大的方向变化，使整个系统的熵值增大。摩擦使一部分机械能不可逆转地变为热能，使熵增加 。例如，机械手表的发条总是越来越松，把它拧上就要消耗掉一点能量，这个能量的消耗需要你吃一口米饭和蔬菜弥补，而水稻和蔬菜的生长需要吸收阳光，太阳提供这些能量则需要进行核聚变。也就是说，一个孤立的系统想要熵值减少，需要从外界引入新的能量，不然就会走向混乱，导致其自身不可避免的混沌与衰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一”世界，世界领土在“帝国”秩序下被瓜分完毕，继而人类活动开始形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在这个封闭的体系内，作为早期体系中心的欧洲以“民族国家”的原子化形式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争的最终结束都来源于欧洲侧翼大国，即美国和俄国（二战时是苏联）对战争的平衡和干预。

在世界走向封闭之前的事实是，世界由分散的区域秩序组成，这种区域秩序的形成逻辑来源于符合其自身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语言文化，以及一些偶发的人为、非人为因素；在此之上形成符合区域特点的经济生产方式，进而衍生出将客观的区域空间转化为边界不以高山、河流、江海为制约的人为“政治空间”的条件。人为性和客观性的互动导致了政治形态和秩序的多样性。外交作为一种人类进入国家形态后产生的政治行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和地域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与实践方式；而成功的政治思想和外交实践则以“历史”的方式被记录下来，在各自封闭的区域内发挥着建构区域秩序的作用。例如，东亚地区“天下无外”的天下体系、阿拉伯世界的“商业秩序”、非洲的“部落”秩序、欧洲一神论下的“民族国家”体系等。

由于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差异，不同秩序下各个区域体系的“熵”值也是不同的。与中华文明“天下体系”稳定的差序格局不同，欧洲“民族国家”秩序以原子式倾向的“主权”与神权相争，继而在争夺后的分配问题上继续相伐。矛盾不断激化、摩擦逐渐增多，整个体系的“熵”值剧增。熵增定律认为，宇宙中每个局部的“熵”的减少，都必须以其他地方的“熵”的增加为代价 。欧洲列强不断冲出欧洲的藩篱，将斗争扩引至全球。500年前，哥伦布大航海开启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400年前，工业革命掀起现代化；300年前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海洋国家”掀起自由化；200年前，西方掀起殖民化 ；100年前，权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无论地处世界的“何方”，除西方外皆黯然失色。在工业技术的掩盖下，西方区域性知识和秩序被包装为普世价值，并以传统暴力手段和“公共外交”的新形式为其粉饰，以“文明冲突论”阻止其他文明可能为世界提供新图景的可能，封闭的知识体系必然走向混乱和衰败。

百年已逝，与客观物质多样性不相符的区域秩序和区域知识功效已达到“峰值”，全球化、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层出不穷。以特朗普上台和其对美国政治建制与价值观的冲击、英国脱欧、欧洲一系列民粹主义运动为标志，美国主导的西方自由民主秩序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重压力。加之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大国竞争公开化引发的不确定性使世界的混乱程度在新时代再次达到高峰。在世界领土已经固定、人类还没有移民外星的前提下，如果再不开放“思维体系”，任其故步自封，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将再次导致“世界不可承受之重”。

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早在2013年9月30日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敏锐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物质构造、意识本质、宇宙演化等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信息、生物、能源、材料和海洋、空间等应用科学领域不断发展，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

此后，在多个国际国内重要场合，他反复谈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蓄势待发的问题。2015年11月15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习近平发表了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进一步指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催生互联网＋、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理念、新业态，其中蕴含着巨大商机，正在创造巨大需求，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潜力也是巨大的。”

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四种经济技术范式，每一种范式的突破性演变都最终演化成塑造权力格局和政治生态的工业革命。在第一种范式中，农业与原材料的开采是经济的主体。在第二种范式中，工业与可持续商品的生产占据着优势地位。在第三种范式中，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则是经济生产的核心。统治地位就这样由基础产业转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第四种范式也就是现在正在显现的以石墨烯、基因、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5G通信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到“物与物”的互通将极大改变当前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地位，促进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塑，进而影响人们对未来政治经济关系的认知，改变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特别是以区块链分布式数据库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将会在智能化生产时代支撑各个产业的发展。以能源产业为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低碳清洁能源将在全球能源系统中广泛应用，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分布式能源等新的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方式将改变各个国家的发展方式，降低单位GDP能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使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逐渐呈现“脱钩”趋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真正有了落实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将改变当前国家的地缘经济与政治的地位和关系。新能源技术的大突破，使美国“页岩革命”对能源的供给、油价涨幅的实际影响不如预期。虽然这对于其自身的外交政策独立性的增强有着极强的推动作用，但想将油气供应作为遏制别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砝码，这种可能性将在技术突破的影响下大幅降低。已经显现在世人眼前的就是当前世界油气版图开始呈现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俄罗斯-中亚、北美等多极供应新格局。中国、欧盟等国家（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带动全球能源供应日趋多元化，供应能力不断增强，全球能源供需相对宽松 。这使全球的能源权力中心也变得更加分散、多元，而其溢出效应必然就是国际格局的权力中心的分散和区域主义的回归。

随着当前贸易壁垒的不断增加，贸易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强，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宏观经济压力；而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因素，使全球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逆全球化思潮涌现。西方传统大国对全球秩序的“带头”破坏和进一步推动其一体化的意愿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不同区域内的地区大国开始慢慢主导着本地区的秩序重构。

普适性道路和价值观的人为“狂热”终于被现实的客观规律击败。世界原本就是多样性的，世界的发展不可能由任何单一国家主导，也不可能由单一知识体系和单一文明所解释。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建构相互合作、公平竞争、和平发展的新的世界格局，逐步实现人类对和谐共存的美好世界的愿望，才是未来人类的希望之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提供了新的道路。中国智慧将通过其成功的实践迸发出巨大活力，为日渐“混乱”的世界摆脱纷争提供一个崭新的图景，并脱离西方封闭话语下的“孤立”系统，超越“国家性”壁垒，引导世界从“混乱”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人类共识公约数的“有序”，防止其自身毁灭。

“中国智慧”的逻辑：我将无我

“我将无我”的含义

这与儒家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一点将在之后详细叙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华文明历史的一个崭新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历史断代的横截面，中华文明的智慧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2019 年3月22日，意大利众议长菲科向习近平主席发问：“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您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一位领袖，您是怎么想的？”习近平主席回答：“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产党人的“无我”不仅仅体现为心中无私，更体现在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这就使习总书记的“我将无我”具有新的时代使命，即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对“无我”一词的新解、新用。

中国智慧的逻辑：哲学生命力VS宗教生命力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古代文明之一，在历经沧桑之后再度复兴，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它的载体是文化，特征是世俗，本质是哲学。它与宗教功用的相似性在于，两者都为“超道德价值”的追求提供了路径。冯友兰先生认为，超道德价值就是指高于“人格”等道德价值的价值。

我们常说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指古代中国传统地域内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其主流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释、道三家文化融合发展形成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体系 。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超稳定的文化价值模式。

周代是中国文化“人本”特征的初步定型时期，其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达、政治统治经验的丰富，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实际兼并割据战争的需要，使“人本性”逐渐取代“神本性”。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的形成有了现实的支撑基础，其明显表现为在《论语·述而》篇中论及的“子不语怪、力、乱、神”。随着稷下学宫的兴起，百家争鸣显现出繁荣澎湃之势，“价值”生产的旺盛导致了“强势文化”对“宗教宰制”的挤压，它对古代中国人心灵“占位”的主动性，导致了宗教让位于文化的长期性后果。

文化是民族之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儒家学说大部分都在论证基于中国古代自然地理环境（幅员辽阔）和经济条件（小农经济）共同催生下的家族制度这一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自然而然地逐渐成为正统学说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近代西方列强入侵，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

以儒、释、道三者融合形成的伦理秩序的背后实质上体现了中国人对待万事万物的哲学精神。不同于西方宗教，中国人在哲学里为了获得更高的价值，无须采用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道路，比通过宗教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对此，冯友兰先生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预测：“在未来的世界里，人类将要以哲学取代宗教。” 当然，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代宗教，取决于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放弃宗教的“慰藉”价值，勇敢地承受理性的“痛苦”，接受人伦、代际这种“准永恒”的延续方式。这不意味着中国的方式就一定会取代所有，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中国的路径已经摆在眼前了，可供世人参考。

在追求这种更高价值的路径中，中国的哲学精神认为一个人最高的成就就是入世与出世的统一，即“天人合一”，也就是成为圣人。圣人最完美的人格就是“内圣外王”——“内圣”是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这样一来，哲学思想就必然与政治思想无法分割。同样身处“轴心时代”的另一位哲学巨擘柏拉图竟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哲学王”。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应当成为王，或者说王应当是哲学家。这种“内圣外王”的观念主导了整个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治理逻辑并外溢到华夷有别的天下朝贡体系中，后者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地区和平秩序。

这种入世又出世的“中庸”根源，源于人介于自然性和社会性过渡时期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质”的本真思考。幅员、气候、地形、地貌的特点，加上战争催生出的技术变革，以及社会环境稳定后人口的激增，致使发展农业成为古代中国的最好选择。经济学家陈平教授认为，古代中国在早期是“农、林、牧”三者混合发展，混合的产业方式是最有活力的经济模式之一。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畜牧业所需的场域太过广阔，单位面积产值远远低于农业，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于是中国慢慢退化到以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单一经济体制中。这种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退化和固定，使得对于“农”的思考开始逐渐限制中国人的哲学思辨内容和方法论。

儒家秩序的“非国家性”：“天下体系”

粮食的相对丰裕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思考“第一哲学”的起点。跟西方海洋国家从事商业贸易不同，它们之间的联系源自抽象意义上的数学概念，因为“金银”等重货币不便于随身携带，抽象的、从假设出发的概念就成了他们探讨的“形而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就提出，从“概念到概念”的形而上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而中国人对世界的思考则并非如此，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导致其哲学方法论是从直觉到概念，不存在能不能认知世界的问题 。哲学思考的差异性导致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未来道路的极大不同。形而上的哲学追求演化出“上帝”的存在，并成为人类世界的主宰，社会生活于是有了超维的指标，人与人之间的原子式对等地位形成；而“具体到抽象”的中国哲学演化出儒家的伦理秩序，其核心特征则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的“差序格局”，其本质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亲疏关系，是以自我存在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态。我们常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亲疏是一条可移动的边界，小到独善其身，大到“天下自可成为一家”。这为“天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

而这种差序格局的形成则是周公“家国同构/宗法制”的结果。“家国同构”是古代中国社会组织形态的根本特征，它不仅造成中国人伦关系的差序格局，还影响了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且“合”占主导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即完成了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建构。

周公创设“嫡长子继承制”和“家天下”制度，使宗法制以家族制度政治化为表现，整个社会都与“血缘”和“等级”环环相扣、密不可分。这使中国的政治形态表现出极强的集体主义和内聚倾向，而且辐散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就是儒家所提倡的。这就使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最终归化于人伦，国家变成一个道德组织，进而演化出儒家的“名-实”之辨，也就是“王-霸”之分。君主是替天行道的，是百姓最大的“家长”，只有为人民谋福祉的君主才是真正的“王”，他代表着人民的自由结合；而与之相反的就是“霸”，他虽有君主之名，却不行君主之实，百姓就有权推翻他。

在“天下观”和“家国同构”之下，政治受到一种抽象“天命”的制约，君主必须顺势而为，不可逆天命。这样，政治就与道德有了微妙的结合，这与西方社会政治与道德分立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作为结果，一种“以礼服人”、注重德治教化的文化秩序、政治秩序、天下秩序——东亚朝贡体系得以建立。“中心”国家以传播威严、接受小国朝拜的抽象目的为指向，形成一种“厚往薄来”的国家间的和平状态，这种体系保证了长久的世界和平，它是儒家思想不断演化发展的“外儒内法”的体现，也是中国未来参与构建国际秩序可资借鉴的历史成功路径。

“天下体系”对西方国际关系思维的破除

“道”及推论

“自然状态”是西方国际政治运作的根本逻辑前提。“自然状态”的内容可以被批判，但不能被完全否定，因为它的合法性来自上帝。为破除西方“自然状态”的合法性，我们应论述中国朴素的无神论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中国对于世界起源的看法。通过甲骨文字形、《说文解字》等文献可知，字形上，“道”是由一个人和一条道路组成的。《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从 ，从首。一达谓之道。可见，“道”与“天”（“一”）都兼具弱物质性含义，“道”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天下体系的核心，是论述国际政治的起点概念。由此引申出第一个重要推论——政治不决定道德，“道”不是人的副产品。这是中国古代国内政治的写照。

“和平主义”及推论

那么，如何将国内政治逻辑与国际政治逻辑理论化地连接起来呢？第二个核心概念对此则大有帮助——中国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中国特色和平主义是如何起源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说明，主要从生产关系（农耕文明）、文化关系（注重秩序）展开。笔者认为，这两者都不是最根本的、具有时代性的变量。当生产关系和文化关系变化的时候，我们如何解释相对不变的“和平主义”呢？论述应从中国相对稳定的社会伦理传统/结构入手，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为中外一致认同的“差序格局”概念，即中国人的“公-私”观是一个可以放缩的概念，这是与西方的根本不同。

既然“公-私”可以放缩，那么就可以引申出第二个重要推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并不对立。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道”和中国特色“和平主义”。我们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推论：政治不决定道德；国内国际不对立。作为结果，西方“自然状态”的合法性遭到破坏。

结语：超越“国家性”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哲学观和社会组织形态是中国政治实践的真实写照。它是二元对立观点“地方性”的最好佐证，是中国融通万物的系统整体思想的基本实践，也是未来世界伦理关系需要好好倚重的人类智慧的结晶。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国内-国际二元对立是可能的，中国对此有着成功的实践。它以表面的“帝国”秩序为表征，但完完全全不是西方语境下的“帝国”，它超越国家性、真正倚仗的是一种包容性的“哲学思维”。鉴于人伦关系的稳定性，中国的“放缩型”天下观就具有跨时代的价值。

面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复杂问题，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新时代人类美好未来的前进方向。 jsYets4aiPay2HklXWhV7xzJs+3UOT1Gtt72BLU9qX/kQnHmX2hdFXIMtx15DF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