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超越公共外交的宗教性：世俗伦理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最早发源于美国，因此，传统上的公共外交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思维方式的烙印。美式公共外交深受美国天定命运论和基督教二元对立思维影响，其出发点以自我为中心，总是自认为正确，试图改变他国对自身“错误”的看法；其行为方式是单向度的，目的在于传播自身的价值观，为推行自身政策服务。

中国具有不同的文化基因与外交哲学。随着中国外交的全面发展，中国的公共外交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超越了美式公共外交的局限。中国传统上对民心的重视超越了西方基督教思维下对“hearts and minds”的争夺；中国包容的天下思想超越了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对中国的传统进行了时代性的阐释。当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公共外交散发出全新的光辉，以民心相通促进国家交往，以全球性超越公共外交的国家性，为全球互联互通时代的发展提供支持。

本章将基于中美两国公共外交背后的文化基础，对比中美两国不同的公共外交哲学和实践，在指出美式公共外交局限性的同时，以中国公共外交的特点表明中国对美式公共外交的超越。

美式公共外交的基督教基础

美式公共外交：以自我为中心

1987年，美国国务院曾出版《国际关系术语词典》一书，其中对“公共外交”所下的定义是：“公共外交是指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旨在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的错误观念，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表明，美国人习惯用自己的那套价值观区分“好人”与“坏人”、“敌人”与“朋友”。同时，他们总是假定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希望通过公共外交活动的开展，减少“他者”对“自身”的误解，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非反思自身、认定自己有错。可以说，这种“自我”与“他者”的二分法思维、骄傲自大的思维模式，正是来源于美国人所信仰的一神教——基督教的二分法思维与美国人自认为正确的世界观。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天定命运”的支配下要去引领世界。

事实上，在基督教的叙事中，“上帝的选民”一开始指的是以色列民族。据《申命记》第7章记载，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赴迦南途中，摩西曾训诫他们：“耶和华你的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不过，随着基督教的逐渐兴起，“上帝的选民”概念也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外延，开始泛指尘世中因崇拜上帝而蒙受其恩宠的基督教徒。如《新约·歌罗西书》曾记载过一封保罗写给非以色列族人的信。在信中，保罗也称非以色列族人为“上帝的选民”。尔后，由于现代西方文明的诞生，“上帝的选民”所指代的对象又转向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清教徒。清教徒们也常常以以色列人的继承者自居。譬如，清教徒约瑟夫·盖尔就在《清教传统》中不断提及清教徒与以色列人的共通之处：“在探究《圣经》中的有关经文时，清教徒很容易发现他们自己与以色列人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他们把英格兰视为他们的埃及，把詹姆士一世视为他们的法老，把大西洋视为他们的红海。他们也是一个整装待命的民族，明显被上帝选择来执行世界拯救的神圣计划。” 同时，清教宣传家约翰·福克斯也在《殉道者传》（又称《教会的教义与功绩》）中叙述了新教徒从14世纪到玛丽一世在位期间所遭受的磨难，以说明历经磨难的清教徒“在上帝的计划中占有一种特殊的选定地位”。此外，清教领袖威廉·布雷福德也声称：“在罗马天主教统治的黑暗之后，英格兰是上帝给予福音之光的第一个国家。”“上帝的选民”从一开始就与这特殊的“使命感”密切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清教徒这种身为“上帝的选民”的优越感是极为强烈的，这一意识不仅没有随其移民美国而消退，反而更甚。其中，美国宗教史学家约翰·诺顿就曾肯定地说，清教徒的出走“并不像普利尼的老鼠逃跑，遗弃了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子；也不像外国雇佣兵开小差，他们在危险时刻逃避指责；而是上帝关闭了在英国服务的大门时，在新英格兰打开了服务的大门” 。当然，这伙“上帝的选民”也在前往北美新大陆的途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苦难。不过，在清教徒的眼中，种种困难是上帝对他们的有意考验，是他们迈向天国路上所遇到的必然障碍，“美国人是上帝选民的信仰并不暗示着一帆风顺地达到拯救。正如圣经十分明确表明的那样，上帝的选民经历了最严重的考验，承担着最难以忍受的负担” 。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当他们身处绝境时，上帝绝不会袖手旁观、抛弃他们；当他们向上帝祈求时，上帝会听见他们的声音，给他们指出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

也正是从这时起，由清教徒组成的美国人才真正感受到他们所肩负的使命。美国人民对于自己“上帝的选民”身份的自豪感也相应地达到顶峰。“他们命定成为一个民族……按照主的旨意，他们将要变荒野为文明，使之成为伊甸园，成为乐园。在上帝创造的所有人中，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新世界。正如基督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启示录，代替了旧启示录，这些上帝的选民带来了新的使命。” 可以说，“上帝的选民”的使命感和优越感成为美国人开拓新大陆过程中的精神食粮，这一宗教观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在思想意识上成为美国文化的灵魂。“‘上帝的选民’这一概念，也成为美国立国后把美国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 这种观念在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思想中都有体现。譬如，英属北美殖民地第一任总督文思洛就宣称：新教徒对“新世界的开拓，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也说“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被赋予优越的智慧和力量” 。神学诗人蒂莫西·德怀特也在1787年将美国人称作上帝“选择的种族” 。美国著名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更是对美国人大加称颂：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上帝选民，是我们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驾驶着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注定人类的期望和伟大的事物来自我们种族；我们感到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东西。其余国家必须很快步我们的后尘。 总之，类似这样的语言在美国政治界和学术界俯拾皆是。这无疑会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施行产生极大影响，尤其体现在美式公共外交实践中。可以说，现如今美式公共外交所呈现的“自以为是性”与这种思维和意识密不可分。

另外，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还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的形成不断添砖加瓦。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人在与外国人相处时，不允许说美国的一点坏话，并且无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国人称赞”，“如果这个外国人对此有抵触，那么他们就开始自己称赞自己，他们即便是对自己的业绩持有怀疑，但也愿意用自鸣得意的目光来欣赏自己的业绩” 。托克维尔举例道：“我曾经向一个美国人说，你们的国家真不错，这个美国人马上回答说，真是这样，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好的国家了。我夸奖了美国的自由，这个美国人马上对我说，自由是上帝的恩赐，可是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配享这样的自由呢？” 总之，正是由于以“上帝的选民”的身份为傲，美国人才逐渐形成自大情绪，并将其不断投射到内政外交领域。美式公共外交的“自以为是”特征就是表现之一。

美式公共外交：单向度

除了上述特征以外，美式公共外交还倾向于“说服对方”，而非“让人理解”，实质上就是美国居高临下地传播福音。这种不尊重对方想法、不倾听他人声音，而是挖空心思推广自己的软实力并想方设法地让人确信这一点，也与基督教的“拯救”观密不可分。

基督教是一个救世主义的宗教，有强烈的传教要求。它把自己看成一种拯救性的宗教，试图为苦难、罪过和死亡的人生经验给出一种答案 。

基督教认为，上帝救赎世人的过程正是一个向世人传播福音的过程。被告知了这个福音并且相信这个福音的人类才能真正得到救赎。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不可能将福音传给每一个人。所以，他预先“挑选”了他的使徒，将其为人类所做的救赎工作先行告知他们，并赐予他们救世的信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使徒们便通过传播活动，将这个福音传给上帝的门徒。由于上帝门徒的涉足范围将比使徒们更广更远，他们也能把上帝为人类所做的一切传给上帝预定要救赎的人，即要做上帝信徒的人。“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而“传到万邦传遍地极的时候，也就是上帝预定的信徒之数满了的时候，上帝将重新来到人世，让死去的信徒复活，与当时在世的信徒一起，与上帝统治世界1 000年” 。

在这个传播福音的过程中，承担传播上帝福音、同时相信上帝的福音的人类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体现着上帝救赎的大能，他们因为圣灵充满，内心有新生命，身心不再矛盾，不再被罪所捆绑，行为上体现着来自上帝的善和智慧，荣耀上帝。上帝要求他们做世上的盐和光，去造福他人、光照他人，他们因为被上帝的圣灵充满并且有来自上帝的新生命而能够做到。”

也就是说，基督徒不仅体现了上帝救赎的大能，还要与上帝一同做工，把得救的道路传给预定要做上帝信徒的人。因此，这种“拣选”和“呼召”以及传教的教义，无疑会使信徒们都带有一种强烈的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并且驱使他们不断地把基督教义向世界各地传播。在短短2 00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能从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团体发展为遍布世界的第一大宗教，可以说与基督徒的努力密不可分。

作为基督教依然占宗教统治地位的国家，美国有80 %以上的国民声称自己信仰基督教。因此，存在于基督徒中的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在美国的国民意识中普遍存在。可以说，“基督教的选民教义让美国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体现了上帝救赎的大能，是被选来要做世上的眼和光，被选来造福他人、光照他人的” 。所以，在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下，美国人开始在全世界积极推广和保护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并且全力以赴、乐此不疲，其目标正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基督教文明秩序，实现基督的王国。

而在这种要“造福人间、光照人间”意识的驱使下，美国在对外政策的选择上，无疑也会带上一些单方面的救赎和干涉色彩 。尤其是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美国总是千方百计地希望他者接受自己的东西，而非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以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公共外交政策为例，它总是秉持“天赋使命观”的救世主心态，奉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同时，由于美国缺乏对异质文明的尊重，它也不断解构、消解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抹杀伊斯兰文明蕴含的和平思想，最终使伊斯兰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愚昧落后乃至恐怖和激进的代名词 。可以说，这种单向度悖论无疑与基督徒“救世”的使命观密不可分。正是由于拥有这种自诩的“上帝的选民”的身份，美国人将传播福音视为救世主赋予的、不需辩论的信条。“它也无法容忍、更不要奢谈其他观念体系的竞争。竞争性观念体系很快会被渲染成恶魔而加以驱除。” 总之，这种绝对主义特色贯穿了美国外交的始终，以救世自居的宗教热情也将持续影响着美式公共外交的开展。

中国公共外交哲学对公共外交宗教性的超越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文明基因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因而在当代，其公共外交也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宽广的胸怀超越了西方“以我为主”的公共外交的缺陷。传统上，中国的政治是人本主义的，政治好坏的最终判定标准是民心向背；中国传统的“天”的概念是无私无偏的，只有符合德行原则的行为才会受到庇护。在这种文化根基的支撑下，中国当代的公共外交以促进民心相通为目标，而非要改造对方；以内外无别的开放性为特点，而非单纯追求国家利益。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世界担当承接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转型，从而为新时代的公共外交奠定了底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公共外交的局限。

民心

中华文明早在周代就完成了信仰的伦理化转型，理性的发展使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神与神性的局限，更多地趋向此世和“人间性”，呈现出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热爱 。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基于这种人本主义的关怀，中国政治的最高评判标准就是民心向背。民心不可以靠强力争取，只能依靠施政者的德行与治理的能力。

因此，要真正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在位者应能成为万民之依，保护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从周公对祖甲的赞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约束：“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尚书·周书·无逸》）《道德经·十七章》中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强权只能令人畏惧，内心真正认同才是更高的追求。

孟子反复强调了民心的重要性。《孟子·离娄上》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尽心上》有言：“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可见，民心是人民的支持，是执政之根本，所以要“以民为本”。而民心的得失在于是否顺从人民的好恶。可以说，民心的得失是判断执政者成败的依据。民心是良好教化的结果，是对简单民意的超越。民心只可顺应而为，不可强行索取，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天与天下

周代另一对中国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以“天”的概念取代了殷的“上帝”，以“天下”确立了中国政治思想的世界视野与开放性 。“天”具有权威，但不是一神教宗教性的审判者，而是宇宙不变法则的体现，是不会偏袒某一族群的正义所在。

首先，天是不偏私的。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道德经》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五章》）天道是不变的，是无私的，天下没有“选民”，没有被天特别护佑的族群。人可以做的，就是顺应天道，遵从道德规范，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

其次，天意体现在民意。上文提及，中国政治的最高评判标准是民心，但天又是精神上的权威所在。在政治上，二者何以兼容？答案在于，天民是合一的。天意难测，但民意可见，而民意正是天意的传达。《尚书·周书·泰誓》指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天意与民意实现了统一，这赋予了人民事实上最高的权威性。在此，人民不仅仅是一国之内的民众，更是天下所有的民众。

此外，“天下”是包容性的无外的场域。天下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没有内外之分，没有主客之别。对本土人民的关怀也是应该推及外族人的，所以周公会说：“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尚书·周书·多士》）在这种天下无外的视野下，世界没有必然的敌人，没有必须改变其思想的客体，这是一视同仁对待世界人民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

近代以来，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经历了剧变。在众多外来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因为包含对人的解放的追求、对世界的关怀，与中国传统精神相契合，成为中国人民与历史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高举“四个自信”，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凸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坚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代化，将“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党章，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理念。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这彰显的就是对民心的关怀。

当前，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就说过：“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天安门城楼上镌刻着两条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两句话，表明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初心——为世界谋大同，而这正是指导中国公共外交的精神所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公共外交

当前，中国外交的主题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保证人类文明继续散发光辉的中国方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华和合文化，包容了现代国际体系，扬弃了普世价值观念，是新时代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升华，承载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追求和价值追求。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里，中国公共外交明确与美国式公共外交区分开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外交模式是在“改造敌人”的思维指导下进行的，有浓厚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子，本质上是以任何可能的手段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此，美式公共外交甚至包括颠覆他国意识形态，造成社会价值与社会秩序混乱，引发动荡与流血冲突的和平演变。这说明，在其狭隘的“道”的指导下，其“术”的层面也无所不用其极。正如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现任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的，美国的部分外事人员“欺骗、偷窃，甚至还有课程专门教这些，这是他们‘胜利’的手段” 。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公共外交具有不同的内涵。它不是为了一国利益适用无所顾忌的手段，而是在命运与共的世界里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平台，是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搭建的桥梁。它沟通人类文明、筑牢命运纽带，在互联互通的世界里促进和合共生。中国向来从全局看问题，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实现一国利益的最好手段其实是提升整体利益，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超越了帕累托最优的追求，成为理解中国公共外交精神的钥匙。在此背景下，公共外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公共”不是对外的，而是“公众共建”“公开共同”“公域共生”三个层面的建构。

文明对话与民心相通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重在民心相通。如前文所述，民心历来是中国执政者高度关注的对象，甚至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民心只能去赢得，而不能去强求。因而，公共外交的作用就是如实展现主体自身承载的文明色彩，推动人文交流，使不同地区的人民都能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实现情感上的共鸣，促进世界文化共同体的出现，以多元文明的交相呼应凝结出世界文明的色彩。在此，“公共”二字被赋予了更广的内涵，即公众共建。

中国的公共外交，要沟通人类文明，增进包容与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大追求，就是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在此指导下，中国公共外交就是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实现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以包容超越容忍。“一带一路”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重要倡议。中国为了促进不同国家间的友好交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设立相关基金等方式，加强与沿线各国间的教育、旅游、贸易联系，筑牢亚欧大陆文明交流的纽带。例如，2019年，中国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46项，涉及20多国，援助柬埔寨等国修复文物，保护了人类文明的光辉足迹；在肯尼亚成立鲁班工坊，为非洲培养信息技术人才；在越南、巴勒斯坦等国成立孔子学院，推动中外文化作品的翻译与表演，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与认同 。

中国公共外交正走向多元化、立体化。中国公共外交不仅是政府主导的行为，社会层面的力量也至关重要。中国公共外交强调全民参与，每个社会团队甚至个人都可以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主体，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例如，四川姑娘李子柒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分享自己的生活，记录了利用自然界的天然素材制作各种美食的过程，画面清新自然，内容古朴纯真，在国外网站上得到大量关注，很好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魅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公共外交正是要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通过网络等方式让世界看到自己的模样，讲述各自的故事，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天下为公：全球性超越国家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意义就在于，以世界共同体超越国家的范畴，成为政治思考的起点。以国家为原点，这个世界就有内外之分，公共外交就是对外的信息获取与传播过程。而从世界出发，公共外交不再有明确的内外之分，而是在同一共同体内促进相互间信息的平等传播。在此，公共外交中的“公共”二字实现了其本来的意义，即公开、共同的交流与交往。

中国外交提出“正确义利观”，是理解中国公共外交这一精神的关键。习主席在论述“正确义利观”时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 。

因此，中国公共外交在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在推动共同利益的实现。例如，中国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旨在培养当地的“造血”能力；在推动中国产业、技术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在实现当地的发展。2014年，中国公布了《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指出“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中国在援建了非洲的铁路之后，还为非洲培养了一大批火车驾驶员和乘务员，使援助的铁路真正成为促进非洲本地发展的铁路。中国的公共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尊重别的国家的道路选择，不是强调国家利益最大化，更不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 。

和合共生：万物互联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倡议，它还是对人类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人类社会形态。随着5G技术、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正进入全面互联互通时代。每个社会行为体都不再孤立存在，而是成为一个统一网络中的节点。单纯的自我利益考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因为在同一个体系内，利益本身就是彼此攸关的。对每一个个体最好的结果，就是不同个体的和谐共生。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世界万物的和合共生，避免“公地的悲剧”。公共的意义，在此即是“公域共生”。

在此背景下，中国公共外交的立足点在于连接不同的力量，为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世界问题助力，在此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保护以及对普遍利益的关怀。例如，中国通过举办北京论坛等地区论坛的形式让各国学者聚在一起，共同为解决普遍关心的问题建言献策。此外，中国通过支持地方参与，与非官方组织对话，推动湄公河次区域治理；通过鼓励城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发展。在此，国家、国际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个体被共同编织在一个网络之内，共同为解决跨区域问题贡献力量。而中国的公共外交，就是将这些不同层次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的纽带。

在互联互通时代，新的场域也参与到公共外交之中。公海、太空、网络、极地等新的治理场所出现。在此背景下，公共外交起到的作用就是重塑国际关系模式，以一种合作、互利的方式推动人类治理模式的更替，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例如，乌镇的全球互联网大会将政府首脑、企业、学者、个人等共聚一处，以合作的方式开启治理路径，告别彼此对抗的旧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当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范围内国家和个人的交往方式被重新塑造，公共外交必然要随时代而变化。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世界也需要更包容的公共外交方式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民心相通，增进相互理解，营造国家层面的交往的缓冲区。

由于思维传统的局限，传统的美式公共外交只是单纯的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难以承载这样的任务。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是包容性的。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也有世界情怀的关切，赋予了“公共”二字“公众共建”“公开共同”“公域共生”的意义。

因此，中国当代的公共外交在哲学与实践层面都实现了对传统美式公共外交的超越，是真正能造福中国与世界、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公共外交方式。在当前这个关键时期，公共外交尤其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促进世界的民心相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lfBqyULHU1dN0bnwlWgYpb6HVEJpWIc4GrveBQJoywkI4NmmGwYjJnqYB+y61m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