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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外交思想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被写进联合国有关决议。“一带一路”通过新型国际关系——具体而言是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命运自主、命运与共，最终实现命运共同体。如果说“一带一路”重在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人类命运共同体则重在克服信任赤字，两者是问题导向、目标驱动的有机统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推动中国外交体系与外交能力现代化建设。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不在于变，而在于局，是“局之变”而非“变之局”。所谓“局之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格局崩。国际格局出现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动，西方主导的格局正在被东西方平衡的格局取代。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8月27日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宣称“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霸权行将终结”。西方智库也不断举办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为主题的研讨会。标志性的事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是G20，不再是G7了。
二是时局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的变化造成的，而不只是权力的转移——存量在西方，增量在东方，还有权力的分散和权威的解构——世界越来越“去中心化”、扁平化、网格化。2019年俄罗斯瓦尔代论坛的主题是“新无政府状态”（New Anarchy），考验国家的独立性，一些国家却浑水摸鱼。
三是大局无。世界形势不确定性增强，发展模式、价值多元化，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交织。例如，2019年土耳其世界论坛（TRT World Forum）大会的主题是“退却的全球化：风险和机遇”。这说明规则观念在变，人们不再笃定全球主义、进步主义，国家主义、地缘政治在回归，民粹主义受吹捧，全球化出现逆转。
不仅国家内部在变，国际关系也在变，规则也在变。原来是大棋局，现在那个棋桌子也可能被掀翻。如今，大变局而非大棋局，才是问题的关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我们告别近代，走出西方。近代以来，我们的理念是顺势而为，改革开放强调国际接轨。所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那个势了——马克龙说“西方霸权行将终结”。所以，中国不是简单地顺势、随势，而要去造势。“一带一路”就是一种造势，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造势确立一个“道”——超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实现四位一体。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有五百年西方中心论（全球化）的终结，也有近代西方中心塌陷的变局，甚至有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拷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的重新思考。开启未来百年变局，既是历史导向，又是未来导向，具有浓厚的时代关怀。
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技术的创新出现新局面：一方面，区块链技术、万物互联模式、人工智能的涌现，正削弱中心—边缘体系；另一方面，在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数字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出现非西方力量参与并引领的现象。过去技术革命都是在西方内部循环，最后各方皆被美国收编为盟友。如今中国打破了这一循环，不仅成为工业革命与全球化赢家（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创造了四分之一的人类工业产值），并且参与引领信息—数字革命，于是出现美国举全球霸权之力打压中国一家民营公司的现象——因为华为引领5G时代来临。美国对于中国共产主义体制与世俗文明的结合、弯道超车与前沿技术的结合，表现出“1984”式的恐惧，借此对华发起了所谓的“新冷战”，构造国际统一战线，寻找打压中国的合法性。舆论担心“硅幕”取代“铁幕”，引发“新冷战”。
对此，中国面临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当然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改革完善现有的国际体系。这就好比旧屋子漏了，好好修一修。但是，现在看起来，这很难，不仅是因为旧屋子本身很难容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就像大象进了浴缸一样；而且美国现在另起炉灶，不要这个旧屋子了。
第二种选择，就是所谓的造一所新房子，被迫的也好，主动的也罢，反正形成包含两套体系的“新冷战”。但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不可能回到原来的两极对抗的时代。因为苏联不是全球化体系的，所以说今天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本身逻辑上就不成立。
第三种选择，就是在这个旧屋子之外搭建更大的房子，实现大包容。正如天安门城楼上镌刻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就是我们讲的通过“一带一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思想。截至2020年9月，有138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跟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备忘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各方面互联互通起来，在全球产业链上形成双环流——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价值链环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一体化的扬弃，不是欧盟的主权让渡，也不是美式全球化的相互依存——本质上弱国依附于强国，而是各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命运与共、互联互通，构成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这样想呢？首先，中国这一全球化的力量（globalized Chinese power）在崛起；相应地，其全球化的思维（globalized men-tality）也在崛起。西方有人认为，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人之所以自认为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民族身份的认同，而是因为近2 000年文明成果的认同。所以，从人类文明的担当角度看，就像当年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见到的那样，中华文明能够给世界提供西方无法提供的方案和智慧，这就是我们讲的超越东西、融合南北，实现大包容。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万物互联时代相结合，代表性理念就是“一带一路”（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总之，全球金融危机从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发展到思想危机。西方的右派攻击中国为“数字1984”，左派攻击中国为“国家资本主义”，合力将中国塑造为全球化和西方民主政治的替罪羊。2020年美国大选在左翼民粹主义的共和党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民主党候选人之间展开，不仅发起对华贸易战，而且试图通过港澳台、新疆、人权问题等搞乱中国，迟滞中国崛起步伐。右派“塑造中国”幻想破灭，转向中国模式威胁论，集中攻击中国隐私权；左派则攻击中国社会公正。美国提出“新冷战”，企图构筑“封锁”中国的国际反华战线，威胁与中国“部分脱钩”。中国在涉及美国联盟体系的技术部分与美国脱钩，体系和经济则无法脱钩，向后退一步的同时向前进一大步，与“一带一路”国家挂钩，打造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大包容、大复兴。
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找未来世界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三大主要指向：
第一，解决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所谓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亚洲悖论，现在很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个悖论的误导。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既要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联合国体系基础上承认国家主权，又要超越单纯国家思维，实现命运与共，构建命运共同体。这就超越了过去改革开放强调的“互利共赢”（运），上升到“共享未来”（命）的层面。
第二，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和平共处、并行不悖。在中国，有“一国两制”试点；在世界层面，我们现在强调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而是在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即借助中国的传统和合文化，使斗争学说实现中国化、时代化、文化化。
第三，强调世俗文明和宗教文明的和谐相处、包容互鉴。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复兴世俗文明、掌握核心技术以后，不会出现西方所想象的所谓“1984”现象，而是共塑一种人类新文明，求世界之大同，超越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儒释道并存，具有万教合一传统，能够尊重不同的神，这就是实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四位一体的东方智慧。
总之，从大历史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四个维度。
40年维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悖论，即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如何命运一体？
70年维度：共产党中国，即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不干涉内政，强调和平共处、命运与共。
500年维度：全球化铸魂，即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如何实现四位一体？
5 000年维度：世俗文明如何与宗教文明相处？
当美英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世界是平的”“华盛顿共识”破产时，中国提出“世界是通的”——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当反全球化的美英领导人提出“本国优先”，推行脱钩、脱欧主张时，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鼓励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命运自主基础上实现命运与共，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
更长远、本质地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三大使命：
一是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是复古——回到汉唐，不是超美——成为世界老大，而是推动各国共同振兴、文明共同复兴，让各国、各种文明都能成就自己，并立己达人。正如中华民族概念圆了中华文明道统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诠释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
二是回答“人类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为全球化、全球治理铸魂，以命运自主超越中心—边缘依附体系，以命运与共超越相互依存，以命运共同体超越“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世界悖论，以及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地方化的分裂。
三是回答“我们的未来是否更美好”的质疑。告别近代，走出西方，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后天看明天，寻求人类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应人工智能、万物互联时代的来临，实现从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到共塑式文明的飞跃，引领人类文明创新。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遵循三大逻辑：
一是历史逻辑：不忘人类初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反，它从历史中来，包括古代、近代、当代历史，而且是对历史的时代提炼和升华。古代世界体系是多中心的、多元的，各个国际体系、各种文明之间，联系是时断时续的、不稳定的（正如丝绸之路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所以要汲取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和其他各种传统文化的通约性，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凝聚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中心——西方中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我们要坚持主权原则，但要超越国家层面，包括超越欧洲主权让渡的层面，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等塑造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世，我们现在要超越这个，要保护环境，把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看待。当代，我们继承并超越社会制度“井水不犯河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现命运与共，同时超越1974年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今天强调同一个世界。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古代、近代和当代历史中来，是对历史的一种继承和超越。
二是时代逻辑：回答时代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发明的，而是发现的，是各种文化的价值通约，既能发现、发掘也能塑造人类共同价值观，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智慧结晶和方案。典型的时代之问，就是超越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所谓的相互依存，更多地依赖于美国霸权，现在被特朗普当作武器来用。从相互依存到命运与共，实际上是由一种从属关系、一个中心转变为多中心的世界格局。这要落实于国内治理，尤其是政党治理，超越利益集团、选举政治，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推动政党转型，可以说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塑。所以，我们要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这都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统领的。
三是思维逻辑：从后天看明天。未来已至，只是分布不均、感知有异。人类已经迈入工业革命4.0门槛，人工智能、大数据、万物互联、泛在化，从原来的人化自然到现在的人化人……人类身份危机悄然而至。人工智能社会是继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出现的新一代社会形态，其命名充分体现了科技创新引导社会变革的含义。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公海、太空、网络、极地这些人类新的领域不可能再重复过去的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法则。我们热议人工智能，但世界上还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用上互联网，十几亿人没用上电！我们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他们担心会进一步被边缘化，所以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是什么关系呢？自由人联合体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实现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通过伟大斗争来构建，尤其是中国作为世俗文明如何与其他宗教文明共同构建。所以，思维方式要从中国的世界转变为世界的中国，从昨天看明天转变为从后天看明天。
相应地，不难明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大意义：一是超越传统消极命运观，积极进取；二是超越消极人类命运观，塑造共同体；三是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革命学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道路、制度、理论自信后最终落脚于文化——这是文化自信的根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俗文明的终极关怀与文化自觉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意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倡将各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也不难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含义：
首先，告别近代，走出西方。近代以来，总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强调人类为体、世界为用。马克思主义曾经救了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反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了！这就是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要通三统：各国传统文化、西方道统及马克思主义正统。这就是一个集大成：东西南北、古今中外。
其次，中国外交原则从原来的不干涉内政，对纯内政的主权事务、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尊重，到现在强调国际责任。两者如何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指明了方向。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名词——“帕累托改进”，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孔子改进”：“孔子改进”的层次更高，因为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如果自己要成功，也要叫别人成功；自己要富裕，也要别人跟着自己共同富裕。孔子的想法，恰恰代表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目标的历史传承，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愿望。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含义还包括为全球化、全球治理铸魂。要强调包容性的全球化，超越那种经济全球化、政治地方化的对立。西方全球治理不问为谁治理的问题，现在强调以人为本，为人类治理。这就是从原来的国际秩序到现在的人类秩序的超越。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超越科学乃分科之学的西学局限，打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怀东西南北的大学问提出了时代命题。时代呼唤超越科学思维，超越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分野，树立人类整体观、命运观、共同体观，推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的大融合，实现各国传统文化的大融通、未来科学的大引领。
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的挑战与应对之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而，事物总是在矛盾中运行的。成功带来挑战，机遇充满风险。尤其是美国公开打压中国，反击“一带一路”，诋毁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在总结了600万年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后观察到，每一次人类技术进步带来的都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他大胆预测，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进步导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即将迎来第五次组织形式的变革，将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美国并不否认人类必将进入共同体时代，美国抵触的是由中国提出的作为政治符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确，美好的愿望不能掩盖严峻的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明明是告别近代、走出西方的理念，却面临国内外旧思维的挑战。
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难以被接受？概括起来，至少存在以下误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产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天下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解构西方霸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称霸世界的口号（取代美国的军事联盟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让各国命运铆在中国身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的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输出模式的幌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扩张的掩护；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终结自由国际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乌托邦。
为此，要着重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与中国之前的外交战略/倡议如和平崛起、和谐世界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之“不容易”有大历史角度的原因。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是全球性的大国，也缺乏全球化的力量，而世界乃西化世界，这使中国在世界上常常是孤军奋战，与整个西化话语体系做斗争。替中国说话的多是对中国寄予摆脱西方中心希望的发展中国家，相较于对中国发展充满恐惧的国家，话语权较弱。
希望与恐惧，成为世界在面对中国崛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出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要消除误解，必须先增进了解，因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五通”——尤其是民心相通——通过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语
“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推动着中国外交体系与外交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也是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任务。
为什么要提习近平外交思想？
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为了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什么，不是回到汉唐，也不是超越今天的美国。伟大复兴的含义是让各个国家都要复兴，都要有自信。中国在成就别人的过程中成就自己，告别了近代以来的那种零和博弈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回答时代之问：人类向何处去？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像十九大报告里说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就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在参与引领人类的工业革命，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总结一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三个内涵：第一就是谋局，第二就是造势，第三就是铸魂。所谓谋局，就是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造战略机遇期。所谓造势，就是像“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的大势，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互联互通的全球伙伴关系。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多次写进联合国有关的决议，证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造势，服务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其他的各种目标，也是反映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大成。所谓铸魂，就是要给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供灵魂或者价值观的引领，反映人类进步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