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启了关注人的先河，尔后在人类思想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自由”与“解放”构成一切关于人的学说的最核心的关键词，也是人类孜孜追求的崇高理想。18世纪之后，启蒙理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等，先后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论证方式将自由与解放交融于学理之中，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赋予人的自由新的内涵，对理性与自由的研究达到历史性的高度，推至形而上学的巅峰。遗憾的是，理论前提的唯心根基、自由主体的抽象思辨和实现方式的不彻底性，德国古典哲学在形而上学思维的长期影响下所悬设的世界是超感官的，并以此为支点规定人与世界的同一性，结果导致了人们对现实分裂世界的不满与反抗，最终致使人的自由沦陷在乌托邦的幻想和泡影中。

从问题域转换的意义来看，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的轴心问题是“自由”，那么马克思哲学的轴心问题则是“解放”。德国古典哲学聚焦于人的意识、精神和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讨论，并没有在实际意义上超出哲学对人的自由这个特殊领域的探索。尽管马克思哲学在根本立场上与德国古典哲学划开了具有本质意义的界限，但马克思并不拒斥对自由的追问。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是他全部理论的基础，他从抽象到具体，最终达到其追寻的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致力于追寻人的自由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深层的终极追求在于解放。他以现实的人的生存方式为根基和载体叙述人的存在与发展理论，体现了其解放理论成为与人的生命实践融为一体的哲学境界。人类的解放与自由有其自身的辩证法和历史尺度，是历史性生成的过程，自由作为人类追求的目标，与人类解放的状态具有一致性。

与德国哲学家不同，马克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复归人的本质，迈出了人类解放史上里程碑式的一步。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革命性变革的武器，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审视和把握人类解放的重大意义，创造性地构建人类解放理论，以人类解放的必然性纠偏和规避一切易于误入虚无缥缈的可能，将其解放哲学的震慑力及对现实深入的关怀融入深度透视社会问题和深化实践探索之中。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可系统化地上升为一种解放哲学，即以解放为轴心的哲学。这种解放哲学中的“解放”是指人类不断消灭现存状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运动，是人类在经由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和文化解放所创造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下，把握与超越外部自然限度，并通过全面颠覆资本逻辑，消除私有制，以“自由人联合体”取代市民社会体系和国家，推动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从蒙昧向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从线性到多维的跃升，表达了人的解放的多样可能性具备的现实转化意义，从而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过程和历史状态。

人类解放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运动过程，还是作为一种历史状态，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解放的内容和主体均具有双重性：既是具体领域的解放概念（human emancipation），又是具有综合性的解放概念（emancipation of humankind），个体与类实现了历史的统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发展的“三形态”说：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称为第一形态，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称为第二形态，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则为第三形态。在前两大形态的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作为人类解放目标的个体（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是有生命的个体，他把个体看作历史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个体自我意识和自由价值原则的确立是在前两大形态中迫切需要攻克的难题，蕴含在现实的个人的解放运动中。从政治哲学角度进行理解，马克思始终以个人为主体或主词，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缺陷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使个人丧失了价值主体的地位并沦为物的奴隶），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人的发展三形态中第三形态在人类意义上的个体，由此实现了个体与作为类的人的历史性关联。“自由人联合体”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真正自由的人群，人能够超越以阶级对立形式存在的国家，而处于社会管理机构中从事满足自身本真需要的劳动活动，并将自身当作普遍和无限发展的“类”来对待而体现“类”特性，从自身中产生出内在的丰富性。个体在集体中将获取现实的幸福，追求个体利益以及必要的个体化成为人丰富和实现“内在性”的重要方面。人是与自然、社会、自身发生联系的类存在物，类存在的本质是自由的生命活动，人的生活首先是社会生产生活，人的基本实践活动形式之一表现为物质生产的劳动活动，人总在面对自然、社会、自身时提出“存在为何”的问题，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人需要从孤立的个体中走向社会性的共同生活领域。人的类生命的绽放、类存在的本质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完成，个体的成长史是类的演进史的再现，追求类的整体利益、价值以及必要的类化，也是丰富和实现人的“内在性”的重要方面。自古以来的哲学（包括马克思哲学）都是普遍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普遍的，解释基本问题的理论也是普遍性理论。马克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在更高的层次、更长远的意义上关心人类及其社会发展规律。但无论是个体还是“类”，马克思都主张用生活实践来解释个体或“类”的思想与认识。马克思旨在从具体的生活实践出发解读人与世界的关系，省思人的理论创造和价值理想。思想来自生活实践，思想是关于生活实践的思想。马克思强调，人的解放是社会生产的历史性结果。人是“类”与个体的统一体，我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既应当关注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个体，把握个人力量的发展趋势及发展史，也应当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类如何发展，应该追求个体与“类”的二重属性或形态的协同。单纯的个体本位主义与单纯的类本位主义都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整体的人的发展指向对“物的依赖性”及其历史局限的超越，使人逐渐挣脱自然物役性和经济发展必然性的控制，并在彰显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中促进自我意识和契合自身生存需要的思维觉醒。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理解，既与旧唯物主义从自然、生物学角度出发来理解人具有本质区别，又与唯心主义纯粹从思辨角度理解人彻底划清了界限。

国内外关于人类解放的相关研究旁涉极广。在国内，关涉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人学、政治哲学等领域。在人学框架中对人的本质与异化、人的个性与主体性、人的现代化与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之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从根本上说都是围绕“人类解放”这一历史主题展开的。在政治哲学中，学界对市民社会、自由、民主、正义等价值理念及政治解放等问题的研究，也关联到马克思人类解放的主题。在国外，革命家列宁及西方学者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拉克劳、墨菲、列斐伏尔、鲍德里亚、芬伯格和齐泽克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马克思人类解放的主题。他们站在各自理论立场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进行了不同视角的阐释，并在马克思人类解放崇高理想的“观照”下，提出了基于不同理论前提的“另类”人类解放观，例如：葛兰西在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揭示了把人从原始自发的“常识”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提升到“健全的见识”阶段的解放观，以及形成“历史集团”的大众解放观；德里达在“异延”中对马克思的解放精神进行解构；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试图为社会主义解放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等等。此类研究虽然在拓展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同时也存在尚需辩证审视的相关问题，但其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博大精深的理论空间，也折射出人类解放作为恒久弥新的时代主题的重大意义，从而使得寻求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及现实意义的理论任务显得更加迫切和艰巨。

哲学命题从“是什么”进一步转变为“何以可能”，这意味着哲学史上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根本性转变和历史性突破，这也正是马克思破除传统哲学问题范式的抽象性，从现实的人出发，以人类解放理论为指导推进人类解放事业而被誉为伟大的哲学家、革命家的卓越贡献所在。马克思实践性的解放哲学，超越了理论哲学的边界。他将解放的实践观点视为一切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为世界存在的物质第一性观点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根据。由此，实践这一证成人的存在的本体论范畴向化解人的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的方法论范畴转换。马克思的解放哲学回答了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并在具体的历史的时代境遇下，为各个国家、地区以至全人类的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

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不断解放的实践过程。苏联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的同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崩溃也使得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遭受了巨大的非议和诋毁，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失败。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所阐述的一些基本原理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切实的遵循，其所论述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践基点以及对现存世界的批判方法遭到遗弃，取而代之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实用化、庸俗化和简单化的错误倾向。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察看苏联模式的失败，更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性。事实上，苏联模式的失败虽然使其解放和发展实践中存在的自我矛盾被暴露，但却没有损害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践根本，更没有使人类解放的理想从此消失。重新领会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寻求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依然是向往共产主义世界的人们孜孜不倦的奋斗动力。在中国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国国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全新方式，尤其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现实化发展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学术空间，而且在引领中国实践中逐渐凸显其理论普照之光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现了马克思解放哲学的理论魅力和实践爆发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共产主义这一最高价值目标，将其作为改造社会现实的根本尺度，又辩证地看待最高理想与当前现实之间的差距，密切关注和把握现实生活世界的变化发展趋势，稳健地采取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建设方略，将中华民族累积的思想结晶和外来文明优秀成果运用于现实的社会改革、发展与建设的实践中，通过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不断实现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自然历史过程，既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确立而宣告结束，也不会因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宣告“历史的终结”，而是必将沿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毅然决然地走向人类解放的新境界。

马克思人类解放终极追求的空间视域并非局限于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抑或某一阶级的解放，而是以世界眼光关注全人类的问题，希冀联合世界人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总体解放。人类总体解放是全人类对象化活动的历史过程与结果，只有将解放的历史内容还复于全人类，才能实现解放的实践价值与现实历史的统一。而在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现代文明融合了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错综复杂的因素，现代性已然是一种世界现象。这种前所未有的现代解放纵然积极效应十分显著，但现代性所带来的灾难同样昭然若揭，直接制约着人类解放的进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人类沦落到无家可归的世界之中，更谈何解放？

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组织或团体，在政界、商界、学界等各大领域中，或许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完全将推进全人类解放和发展视为其目的。某些强国打着和平正义的旗号，以人类解放为幌子，进行所谓的维护至高人权、谴责人道问题、打击非正义等，但华丽的外衣之下是赤裸裸的国家根本利益，这是国际竞争的生存之道，也是全人类解放“痛心疾首”之处。人类的智慧应当用在自身的发展上，而不是用在战争、核武器、原子弹等军备投入上，不是以各种方式维护局部的国家利益来威胁其他国家。在人意识到自身发展之本质需要的历史语境中，现实的个人能够通过感性实践摆脱自然的约束和狭隘社会分工的奴役，在普遍交往中确证自身主体性的历史地位；否则人类将终结于其内部争斗的自我消耗之中，而不是共同发展寻求解放之中。

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境界和高度上反观人类发展问题，一个成熟的民族势必以全人类的角度谈论发展，正视我们之所“是”和我们之所“在”，直面人类的狂妄自大和自我狭隘，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全人类智慧的裨益取代功利地追逐现代性步伐、在智慧博弈中维护局部利益，这是世界语境中人类解放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悲观主义者往往固守原有的方式，希望轮回到某种传统生活之中而将自由解放的益处丧失殆尽，但人类自身要求解放的内在诉求势不可当，人类本来是在不断超越现实历史的规定中为自身敞开自我超越的空间而生成新的发展需要，并逐渐获取自我价值和实现解放。现代性危机和人类智慧的博弈斗争抑或只是我们走向更完美的自由、更彻底的解放之过程中有待消除的障碍。我们应竭力营造以人类文化文明制高点的全人类解放为信仰、各方平等参与的对话，使得世界成为我们的世界，人类全面解放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深入探究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并阐明其所蕴含的思想境界和独特智慧，既是现实历史实践所激发的理论需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的重要主题之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提供的不是一种现成、唯一、固定的实践模式，而是历史发展趋势中的必然规律与前进方向。只要将马克思的解放哲学奠基于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生存论之上，人类解放理论中内蕴的马克思运思理路就能真正成为我们审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理论指引。在当今世界语境下，马克思解放哲学宏大理论引领实践的强大威力关键在于深度挖掘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深层内涵，将人类解放与人类发展的本质性、必然性和可行性转换成新的环境条件下的社会运动力量，使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论事业、实践事业焕发于未来解放之路的探索之中，彰显马克思人类解放事业的不泯之光。